每个连环杀手都有自己的专属签名，正如艺术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人认出来，能永垂不朽，能在他们死后依然被人铭记，于是他们在画的角落签上自己的名字，或者在电影的某个场景放一个彩蛋。 这些签名并不像电影里那样可怕。电影里的杀人凶手也许会在皮肤上划出谜样的名字，或分尸后把不同的身体部位丢弃在不同的地点，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签名有时候非常普通，就比如犯罪现场被清理得很干净，或尸体被摆在地上的方式。不知情的目击者会通过那些跟踪方式，或者重复性的特定行为、仪式性的流程，总结出凶手的犯罪模式。其实普通人也一样，人们往往会用相同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完成铺床、洗碗等晨间日常活动。我早就明白人是习惯性的动物，一个人用怎样的方式夺走他人的生命，可以揭示出有关这个人的很多东西，就像指纹一样，每场杀戮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父亲没有留下任何带有他印记的东西，不管是尸体还是犯罪现场，他甚至没留下指纹供人提取或分析。这让布鲁桥镇的人们感到十分疑惑：没有画布，他要怎么留下签名呢？ 答案就是他没法留下签名。 1999年，布鲁桥镇的警察用了一整个夏天来寻找线索，调查凶手的身份。他们寻找一切能指向嫌疑人的细微线索和证据，无孔不入地搜寻犯罪现场，搜寻那种不会被轻易找到的“签名”。但他们什么都没找到。有人杀害了六个女孩，却连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没人见过在镇子里的游泳池附近出现的可疑人物，也没人见过在夜里沿着街道慢慢开车、跟踪猎物的人。最后，只有我，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在用妈妈的化妆品玩化妆游戏时，找到了答案。我为了找一条能绑在头上的围巾，在父母卧室里的衣柜深处翻找，接着，我看到了那个小小的木制盒子，把它抱起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然后我看到了那些其他人没见过的东西。 父亲没留下任何证据，因为他把它们带走了。 “即使这么做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克洛伊？” 我看着汗水从杜利警长的脖子上滴落。他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凌厉眼神盯着我，瞪着我，瞪着我手中的盒子。 “只要你把这个盒子交给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如果有人明明可以救莉娜一命，却因为害怕惹事而放弃救她，你会怎么想呢？”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轻轻地点了点头，趁着自己还没改变主意赶紧把盒子递了出去。 警长那双戴着胶皮手套的手滑腻而温暖，我手中的盒子被他小心地接了过去。他低下头看向那个盒盖，把手指放在盒子上，掀开了盒盖，钟琴的音乐声随即填满了整个房间。我盯着芭蕾女孩缓慢地进行着完美的旋转，没去看他的表情。 “是个首饰。”我依旧盯着那个跳舞的女孩看。她穿着褪了色的粉色芭蕾舞裙，双臂高高举起，不断旋转着，令人着迷。她让我想起了莉娜在小龙虾节上用手指缠绕自己头发的样子。 “嗯。你知道它属于谁吗？” 我点点头，知道他想要答案，可我实在说不出口。至少没法主动说出口。 “克洛伊，这个首饰属于谁？” 我听到身旁的母亲呜咽了一声，朝她的方向看了一眼。她的手捂着嘴，用力摇着头。她已经看过盒子里的东西，我在家里的时候就给她看了。当时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也是唯一合理的答案，但我还是希望她能告诉我另一种可能。可她没有。 “克洛伊？” 我又看向警长。 “那个脐环属于莉娜，”我说，“就在盒子里，中间那个就是。” 警长把手伸进首饰盒，拿出那只银色的小萤火虫。它一直被放在黑暗里，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过太阳了，现在它已经失去了光泽，像死了一样。 “你怎么知道它是莉娜的？” “莉娜在小龙虾节上戴过，她给我看过。” 他点点头，把脐环放回盒子里。 “别的呢？” “我认得那条珍珠项链。”母亲带着哭腔说。警长看了她一眼，伸手从盒子里拿出一串珍珠项链。那些珍珠是粉红色的，很大，后面用丝带系在一起。“那个属于罗宾·麦吉尔。我……我见她戴过那条项链，有个星期日去教堂的时候。我曾说它非常特别，很喜欢它。理查德当时就在我身边，他也看到了。” 警长吐了一口气，点点头，把项链放了回去。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警方又确定了另外几件首饰的主人，钻石耳环是玛格丽特·沃克的，纯银手镯是嘉丽·霍利斯的，白金耳圈是苏珊·哈迪的，蓝宝石戒指是吉尔·史蒂文森的。这些首饰全部被仔细清洗过，首饰盒也被擦干净了，上面没有检验出任何人的DNA，但女孩们的父母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它们有的是八年级毕业典礼的礼物，有的是庆祝坚信礼的礼物或生日礼物。这些首饰本该是纪念她们成长过程的物品，而不应该被用来缅怀她们过早离世。 “你提供的证据对我们很有帮助，谢谢你，克洛伊。” 我点了点头，钟琴的旋律抚慰了我，让我进入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杜利警长啪的一声合上盖子，打破了那种迷离的感觉，让我猛地抬起头。他把手放在紧闭的盒盖上，凝视着我。 “你看到过你父亲和莉娜·罗兹，或其他失踪的女孩有任何形式的互动吗？” “看到过。”我一边说，一边回忆起小龙虾节时的情形，他盯着她看，盯着她**出来的、平坦的腹部看。他一发现有人看他，就把头低下了。“有一次在小龙虾节上，我看到他在看莉娜。她当时正在向我展示她的脐环。” “他当时干什么了？” “只是……看着，”我说，“她撩起了衣服，发现他在看，还挥了挥手。” 我母亲在旁边摇了摇头，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谢谢你，克洛伊，”警长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不容易，但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我点点头。 “关于你父亲，你还有什么事想告诉我们吗？什么都行，任何你觉得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我吐了口气，用胳膊紧紧抱住自己。房间里十分闷热，但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在颤抖。 “我有一次看见他拿了一把铁锹。”我避开母亲的目光，她并不知道这件事，“他从我家屋后的沼泽地走回来，刚好穿过院子。那时天已经黑了，但是……我在那里看见他了。” 没人说话，这个新发现就像清晨的浓雾一般笼罩了整个房间。 “看见他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房间的窗户下面有一条长凳，我很喜欢在那里读书……对不起，我没有早点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我说，“我……我不知道……” “这很正常，亲爱的，”杜利警长说，“这很正常。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一阵雷鸣响彻了整座房子，倒挂在酒柜上的红酒杯像打战的牙齿，颤抖不已。又一场夏季风暴即将到来，我仿佛能感觉到空气中的电荷，品尝到即将来临的大雨。 “科洛，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我抬起头，目光从装着半杯赤霞珠红酒的高脚杯移开。有关杜利警长的记忆慢慢变得模糊，橱柜前的丹尼尔则愈发清晰，他把袖子撸到肘部，手中握着一把菜刀。他从今天下午的会议中提早离开了，我从办公室一回到家，就看到整个料理台上铺满了今天晚餐的食材，他正穿着我的方格围裙，伴着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音乐跳舞，从厨房的一头跳到另一头。看到这个场面，我不禁笑了起来。 “抱歉，没有，”我说，“你说什么了？” “我说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握着酒杯的手更用力了，纤细的杯梗差点儿被我捏断，我绞尽脑汁地回忆我们刚才在聊什么。这几天，我一直沉浸在思考与回忆当中。尤其是丹尼尔不在家的时候，整座房子空****的，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有时丹尼尔跟我说话，会让我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我凭空幻想的，幻想着他说出我内心深处的话语，让他反复说给我听。我刚要开口，他就打断了我。 “那些警察无权闯入你的办公室。”他盯着下方的切菜板继续说，手上动作不停，行云流水般地切完了胡萝卜，用刀把它们推到切菜板边上，然后开始切西红柿，“幸好当时你那里没有客户，不然肯定会损害你的名声，你知道吗？” “对，没错。”我答道。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在聊蕾西·德克勒，还有托马斯警探和道尔警官来办公室盘问我的事。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他，万一媒体把蕾西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我办公室的事公布出去，事情就复杂了。“我想我是最后一个看见她还活着的人。” “她有可能还活着，”他说，“不是还没找到她的尸体吗？现在已经一个星期了。” “这倒是。” “另一个女孩……她被找到之前失踪了多久，三天？” “对，”我摇晃着手里的酒杯说道，“没错，三天。看来你一直关注着这起案件，对不对？” “嗯，你知道的，现在新闻报道的全是这起案件，想不知道都难。” “新奥尔良也是？” 丹尼尔继续切菜，没有回答。西红柿的汁水从切菜板上流下来，淌到料理台上。外面又响起一阵雷声，房子再次震动起来。 “你觉得是同一个人干的吗？”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轻松，“你觉得它们……有关联吗？” 丹尼尔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我不知道。”他用手指擦去刀上的西红柿汁，然后把手指塞进嘴里，“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话说回来，那些人都问你什么了？” “其实也没问什么。他们想让我透露一下我们在治疗时都谈了些什么，但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他们就生气了。” “没说挺好。” “他们问我有没有看见她离开大楼。” 丹尼尔看着我，眉头紧锁。 “你怎么说的？” “没有，”我说，“我看着她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但没有亲眼看着她离开大楼。她应该离开了，因为那栋楼里没有其他能待的地方，除非她是在楼里被绑架的，但是……” 我停顿了一下，低头看着杯中的红色**。 “那种可能性不大。” 他点了点头，再次看向切菜板，把切好的菜盛起来放进热好的锅里。房间里顿时充斥着大蒜的香味。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我说，“我觉得他们好像没什么头绪。” 屋外突然下起了大雨，仿佛无数手指敲击着房顶，想要闯进来。丹尼尔朝窗外瞥了一眼，走到窗边打开了窗户，夏季暴风雨带来的泥土气息瞬间涌入厨房，和饭菜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从容淡定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把胡椒粉撒进炒菜的锅里，一会儿把摩洛哥香料抹在粉色的三文鱼上。他强壮结实的肩膀搭着一条洗碗巾，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他是那么完美，我心里忽然生出一股暖意。我永远不会明白他为何选择我，选择破碎的克洛伊。他仿佛在遇到我的那一刻，在知道我名字的那个瞬间就爱上我了。但我还有好多事情，他都不知道，也不明白。我想起那个藏在办公室里的私人药房，那里储存着许多以他的名义开出的处方药；我还想起我的童年，我的过去；那些我看到的东西，做过的事情。 他不了解你，克洛伊。 我想把库珀的话从我的大脑里删除，但我知道他说得没错。除了我的家人，丹尼尔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毕竟这种了解仅限于表面，我还没有向他展露真实的自己。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把全部的自己都展露出来，展露出破碎的克洛伊，暴露我跳动着的、腐臭的内核，他只要略微嗅到一点，就会落荒而逃。他不可能喜欢这样的我。 “不提这些了，”他说着朝我俯过身来，往我没剩多少酒的杯子里又倒了一些酒，“你这一周其余的时间过得怎么样？婚礼的计划都完成了吗？” 我回想起上个星期六早晨的事情，丹尼尔去了新奥尔良，我原本打算敲定一些婚礼上的细节，就打开笔记本电脑，回了几封邮件，可新闻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奥布里·格拉维诺的报道，过去的回忆如潮水般涌入我的大脑，而我就像一台逐渐淹没在水中的汽车。我记得自己走出家门，漫无目的地开车穿过市中心，在柏树墓园遇到了搜索队，找到了奥布里的耳环，我离开那里后没过几分钟，人们就找到了她的尸体。我想起亚伦·詹森拜访了我的母亲，他把他的想法，那个我这星期一直极力否认的想法说了出来。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亚伦预计下一具尸体会在星期一之前被发现。不过直到目前为止，这件事还没发生，每过去一天，我就感觉自己肩上的重量减轻了一点。他的想法也许是错的，这么一想，我就会稍微松一口气。 我暗自思忖，该告诉丹尼尔些什么，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告诉他，至少最近这几件事，我还没准备好告诉他。包括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服用药物麻痹自己；为了寻找过去二十年来不断被追问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加入了墓园的搜索队。因为丹尼尔不会让我躲避，也不允许我恐惧。他给我举办惊喜派对，把婚礼时间定在7月，他对我所有非理性的恐惧不屑一顾。如果让他知道在他离开的这一周里，我用药物让自己陷入昏睡，上了一个记者的当，还把自己既无法反抗也不会反驳的母亲拖进了这个烂摊子里，他一定会感到羞耻。我也会感到很羞耻。 “挺好的，”我喝了一小口酒，最后说道，“我最后定了焦糖蛋糕。” “不错的进展！”丹尼尔大声说道，接着靠向我这边，吻上我的嘴唇。我回吻了他，然后略微后退，凝视他的面容。他也细细打量我的脸，探寻的目光拂过我每一寸皮肤。 “怎么了？”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轻轻抱住我的头，我将脑袋靠在他张开的手掌心上，“克洛伊，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笑着说。一阵雷声低沉地穿过房间，不知是因为外面闪烁的电流，还是因为丹尼尔的手拂过我的脖子，在耳垂那处敏感的皮肤上慢慢摩挲，让我的皮肤产生些许刺痛的感觉。我闭上了眼睛。“你回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