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发现奥布里的耳环可不是件好事。我看到它陷在墓地的泥土里，不由得感到一阵战栗，这背后蕴含的深意给整个搜索队泼了一盆冷水，浇灭了他们几分钟前还怀抱着的热情。在此后的搜寻中，他们变得垂头丧气起来。 而我却一直想着莉娜。 离开柏树墓园，我直接开车去了公司。墓园里蝉鸣不断，还有鞋子踩在枯草上发出的嘎吱声，搜索队成员间或发出的鼻息声和唾沫声，还有远处蚊子的嗡嗡声，以及人们在驱赶它们时暴躁地拍打皮肤的声音，这一切的声音，让我再也忍受不了了。警察把女人找到的东西妥善地装进密封的证物袋中，带着它离开了这里，只留下我和那个穿着卡其色工装裤的女人待在原地。经过刚才的事情，她似乎觉得我们已经是一个团队了，于是她不再像刚才那样蹲在地上，而是站起身来，双手叉着腰，一脸期待地等着我对她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去哪里寻找下一个线索。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入侵者，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这感觉就像我是个演员，在电影里扮演一个角色，假装自己是那个人，但其实根本不是。所以，我一言未发，转身离开了那里。我一直觉得身后有人在盯着我，甚至直到我驱车离开了墓园，依然有同样的感觉。 我把车停在办公大楼外，慌忙地走上台阶，把钥匙插进锁眼，迅速拧开后推门进去。我打开空无一人的候诊室的灯，然后走进了办公室。走到办公桌旁边的时候，我的手已经没有刚才颤抖得那么严重了。我坐在椅子上，吐了几口气，斜靠在一边，伸手拉开了最下面的抽屉。堆成小山的药瓶望着我，每一瓶都在乞求我的垂青。我回望着它们，不由得咬起了脸颊内侧的肉。然后我拿起一个又一个药瓶，来回打量着它们，思来想去，最后还是选择1毫克的安定文锭。我仔细看了看掌中的白色五边形小药丸，上面有一个凸起的大写字母“A”。它的剂量很低，我劝说着自己，它能够让我的身体状况平复下来，同时不会有别的副作用。我把它塞进嘴里，直接咽了下去，然后用脚将抽屉合上。 我转着办公椅，思考了一会儿，又瞥了一眼电话，看到上面的红灯正在闪烁—一条新的电话留言。我打开了扬声器，房间里马上回**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戴维斯医生，我是《纽约时报》的亚伦·詹森，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好好谈一谈。无论如何，我们报社都会刊登这篇文章，所以我希望你能利用这次机会，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你可以直接回拨这个号码联系我。 接着是一阵沉默，但我能听见他呼吸的声音。他在思考。 我也会联系你父亲，我觉得应该提前告诉你一声。 咔嗒。 我瘫坐在椅子上。这二十年来，我一直都竭力避开关于我父亲的一切，不和他说话，不去想他，也不和别人谈论有关他的事。一开始，就是他刚被捕没多久的时候，我很难完全避开他。总有人来骚扰我们，好像我们也是杀害那些无辜女孩的共犯，好像我们明明知道父亲做了什么，却视而不见。他们趁着夜色来到我家，大声地冲我们喊着脏话，挥舞那些标语，朝我家扔鸡蛋，还故意划破父亲停在院子里的卡车的轮胎，用红油漆在车子的侧面喷涂“变态”两个字，来不及凝固的油漆滑落下来，就像流淌的鲜血。一天晚上，有人用石头砸碎了母亲卧室的窗户，玻璃碎片全都落在了还处于睡梦中的母亲身上。报纸和电视上铺天盖地地宣传案件成功告破，布鲁桥镇连环杀手就是迪克·戴维斯的新闻。 让我感到焦躁的还有连环杀手这个词。它太正式了，好像一个词就将一切盖棺论定。其实，在看到这些新闻报道之前，我从未把父亲和连环杀手联系在一起，毕竟他是一个声音轻柔、个性温和的男人，我实在没法把他和这个词画上等号。他教会了我如何骑自行车，我至今还记得他抓着车把，一路小跑地跟在我身边的样子。他第一次松开手的时候，我撞上了栅栏，脸颊直接撞在木梁上，脸上出现一阵灼痛。他赶忙从后面跑过来，把我搂进怀里，用一块温热的湿毛巾捂住我眼睛下面的伤口。然后他用衣袖帮我把眼泪擦干，在我凌乱的头发上亲了亲，又束紧了我自行车头盔的束带，鼓励我再试一次。那天晚上，父亲从盥洗室里出来的时候，我正把脸埋在沙发垫子里哭得泪流满面，他假装不知道我为何哭泣，把我塞进了被子里。为了逗我笑，父亲亲自编写了睡前故事，还把胡子剃成卡通形象。那个男人不可能是连环杀手。连环杀手才不会做那些事……对吗？ 但他确实是连环杀手，连环杀手也会做那些事。他杀害了那些女孩，杀害了莉娜。 我记得他在小龙虾节那天盯着莉娜的样子，盯着她十五岁身体看的眼神，就像狼盯着一只垂死动物的眼神。我永远把那一刻当作后来一切事情的开端。有时，我也责备自己—毕竟，当时她在和我说话，因为我，她才掀起了自己的衬衣，炫耀她的脐环。要是我当时不在那里，父亲还会用那样的眼神看她吗？还会把她当作猎物吗？那个夏天，她来过我家几次，给我送一些旧衣服或二手唱片。有时父亲会恰巧经过我的卧室，每当这时，他都会驻足凝视一会儿，看着她俯卧在硬木地板上，翘臀从破洞牛仔短裤中鼓起，翘起的双腿在空中随意摆动，然后清清喉咙，转身离开。 电视台转播了对他的审判，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也看到了。我和库珀走进房间时，正好看到母亲蹲在地板上看电视，她的脸都快贴到电视屏幕上了。她一开始不同意我和库珀看这些，会把我们撵出房间。她说：“这不是给小孩看的，出去玩一会儿，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她表现得仿佛电视里播放的是一部R级电影，而不是我们的父亲因谋杀罪而接受的审判。 但在后来的某一天，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 我还记得当时门铃一直响，刺耳的声音回**在我家这座总是十分安静的房子里，使落地式的大座钟颤动起来，发出微弱的嗡嗡声，我吓了一跳，胳膊上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我们全都停止了动作，朝门口望去，好奇究竟是何人来访。因为我家已经许久没有来访者了，那些还记得按门铃这种礼节的人，早就不来拜访我们了。现在来我家的人，只会朝我们尖叫、扔东西，还有更糟的，他们会悄悄地出现，静静地窥视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总能在自家的土地上看到陌生的脚印，它们分布在各处，显示着某个陌生人在夜晚偷偷潜入了院子，带着病态的迷恋透过窗户往里面窥视。这让我生出一种我们是保存在博物馆玻璃柜中的猎奇收藏品，是某种奇怪而恐怖的东西的感觉。我还记得那天，我抓到窥视者时的情形，他沿着泥泞的小路走来，以为家里没人，便靠近窗户往屋里张望。我看见他的后脑勺，登时气血上涌，怒火中烧，想都没想挽起袖子就朝他冲了过去。 “你是什么人？”我两只手紧紧地攥成拳头，尖叫着质问他。我已经受够了人们这样对待我们，这样窥视我们的生活，仿佛我们不是人，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举起双手转过身来，瞪大眼睛、一脸惊讶地望着我，好像根本没想过这里还有人居住。原来他也是个孩子，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 “不是什么人，”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谁也不是。” 我们当时已经习惯了这些入侵者、小偷和恐吓电话，所以那天早上，当我们听到有人礼貌地按响门铃时，反而有些害怕，不知道究竟是谁站在厚厚的雪松木门板后，耐心等待着我们的回应。 “妈妈，”我看了看门口，又看了看她，开口问道，“你要去开门吗？”她当时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用双手捧着头，手指插入日渐稀疏的头发中。 听见我的发问，她先是一脸困惑地看着我，好像没听出那是我的声音，没明白我的意思。她似乎每天都在变得更加苍老，一道道皱纹在松弛的皮肤上越陷越深，布满血丝的眼眸透露着无尽的疲惫，眼睛下方的黑色阴影也变得越来越重。她盯着我看了片刻，终于无声地站了起来，从小小的圆形窗户看向外面。接着传来了铰链的声音和我母亲温柔的惊呼声。 “噢，西奥。嗨，快进来。” 西奥多·盖茨是我父亲的辩护律师。他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走进屋里，我到现在还能记起，他拎着的那个闪闪发亮的公文包和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他对我露出的笑容中包含着同情，我回给他一个鬼脸。我不明白，在我父亲犯下了那样的罪行后，他怎么能为我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怎么能在晚上心安理得地睡着。 “我给你倒点咖啡行吗？” “当然可以，梦娜，那可太好了。” 我母亲在厨房里忙活起来，她的脚步有些踉跄，不小心把马克杯磕到瓷砖台面上，发出“当”的一声。我看着她心不在焉地把壶里放了整整三天的咖啡倒进杯中，没加任何奶精，却用勺子搅拌了几下，然后才把咖啡递给盖茨先生。他喝了一小口，接着清了清嗓子，把杯子放回桌面，用小指把它轻轻推开。 “梦娜，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我希望你先从我这里知道这些事情。” 她凝视着厨房水槽上方那个发霉变绿的小窗户，没有回应。 “我帮你丈夫争取了一个认罪协议。条件很好，他打算接受。” 话音未落，我母亲猛地抬起头，好像他的话是一把看不见的剪刀，一下子剪断了她脖子后面绷紧的橡皮筋。 “路易斯安那州有死刑，”他说，“我们不能冒险。” “孩子们，上楼去。” 她看向依然坐在客厅地毯上的库珀和我。此时，我正用手指抠着地毯上那个被父亲掉落的烟斗烧出来的洞。我们没反抗母亲的命令，相继站起身，悄无声息地穿过厨房，走上了楼梯。等到了卧室，我们故意大声关门，然后再度蹑手蹑脚地回到楼梯扶手边，在最靠上的那层台阶上坐下，偷偷听着楼下的谈话。 “你觉得他们会判他死刑？”她压低声音说，“他们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凶器，也没有尸体。” “怎么没有证据！”他说，“当然有证据，你知道的，你看见了。” 她叹了口气。只听嘎吱一声，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但那就够判……判死刑吗？我是说，那可是死刑啊，西奥，判了死刑就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他们没法确定，没法断言……” “梦娜，这可是死了六个女孩的谋杀案啊！六个女孩！现在的证据有在你家找到的物证，还有目击者的证词，它们都能证明迪克在那些女孩失踪前，至少和她们中的一半人有过接触。现在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传闻，梦娜，你肯定也听说了一些，就是关于莉娜不是第一个受害者的传闻。” “那全都是胡说的，”她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和别的女孩的失踪有关。” “那个‘别的女孩’有名字，”他吐了口唾沫，“她叫塔拉·金，你应该大声说出她的名字。” “塔拉·金。”我小声地念道。我从没听说过塔拉·金这个名字，不知从自己嘴里说出这个名字会是什么感觉。这时库珀突然伸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胳膊。 “克洛伊，”他从牙缝里挤出我的名字，“闭嘴。” 厨房安静下来，我和哥哥都屏住了呼吸，担心母亲会突然出现在楼梯最下层。但她没有过来，厨房又响起她说话的声音。她应该没听见我们的声音。 “塔拉·金是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她终于开口说道，“她告诉她的父母，扬言要离开那里。她在一年之前留下了那张字条，而那时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这不符合这个案子的模式。” “这不重要，梦娜，她现在依旧下落不明。没人知道她的消息，而且陪审团对待这起案件的态度十分愤怒，情绪会影响他们的思考。” 她又沉默下来，拒绝回应这句话。我看不见厨房里的情况，但我想象得到里面的情形，母亲坐着，紧紧抱着双臂，目光凝视着远处的某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越来越远。我们就要失去母亲了，很快就要失去她了。 “为这种案件辩护很难，你知道的。这种引起轰动的案子，”西奥说，“电视上到处都是他的脸，人们心里已经有了定论，无论我们说什么都没法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么说你想让他放弃？” “不是让他放弃，是让他活下去。只要认罪，就能避免死刑，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房子里安静下来—安静到我开始担心他们会听见我们低沉而缓慢的呼吸声，毕竟我们坐的地方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距离不远的地方。 “除非你能告诉我一些更加有用的消息，”他接着说，“你没告诉过我的，什么事情都可以。” 我再次屏住呼吸，在震耳欲聋的寂静中努力聆听。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怦怦地跳个不停。 “没有，”她最后说道，声音中透着挫败感，“没有别的事了，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那好吧，”西奥叹息着说，“我想也是。梦娜……” 我想象着母亲抬头看他的样子，她眼含泪水，失去了所有斗志。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他答应带警察去找尸体。” 房子里再次安静下来，但这一次，我们都说不出话来。西奥多·盖茨离开我家的那个瞬间，一切都变了。我父亲不再是假定有罪，他就是有罪。他承认了，不单是对陪审团，也是对我们。慢慢地，我母亲停止了努力，停止了在乎。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的眼神失去了光彩和生机，变得像玻璃一样没有感情。她从不再出门，逐渐发展成不再离开自己的房间，最后连床也下不来了，只剩下我和库珀还一直关注着电视上的新闻。他终究还是认罪了，最后的判决结果在电视上播出时，我们观看了整个过程。 “你为什么这么做，戴维斯先生？为什么杀死那些女孩？” 父亲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没有迎上法官的目光。法庭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沉重的气氛在无限蔓延。他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真切切地思考，在心里反复思索，好像他以前从没想过“为什么”这个词。 “我的心里有一片黑暗，”他终于开口道，“每到夜晚，它就会出现。” 我看向库普，想在他的脸上找到某种解释，可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于是我又把头转了回来。 “那是什么样的黑暗？”法官问道。 父亲摇摇头，眼中泛起泪水，一滴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法庭上异常安静，我发誓，我听见了那滴眼泪滴落时轻拍桌面的声音。 “我不知道，”他平静地说，“我不知道，那种感觉太强烈了，我根本无法抗拒。我努力了很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但我再也无法对抗它了。” “你是说，是这种黑暗迫使你杀了那些女孩？” “是的。”他点了点头，脸上满是泪水，还有从鼻孔里淌出的鼻涕，“是的，就是它。它像一团阴影，一团总是徘徊在房间角落里的巨大阴影，每个房间都有，我努力避开它，努力待在明亮的地方，但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它引诱我，直到把我完全吞没。有时候我觉得它就是魔鬼本身。” 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此前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哭泣。在我与他一同生活的十二年里，他从不曾在我面前流过泪。目睹父母哭泣是一件不舒服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令人痛苦的。那是我阿姨刚过世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冲进父母的卧室，恰巧撞见母亲在**哭。她抬起头，眼泪、鼻涕和唾液的痕迹留在了枕头上，正好是一张人脸的形状，就好像游乐园里的笑脸粘在了枕头上。这个场景太过违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的皮肤脏污，鼻头通红，一看到我，便连忙把被泪水打湿，粘在脸颊上的头发拨开，难为情地冲我露出笑容，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记得自己当时呆立在门口，然后慢慢后退，一言不发地合上了房门。但是这一次，我看着父亲在国家电视台播放的新闻里抽泣，看着他的眼泪落在嘴唇上的褶皱里，接着滚到下方的笔记本上，我只觉得恶心。 我觉得他的情绪是真实的，但他的解释却像精心编排过一样，十分生硬。他像读剧本似的扮演着一个忏悔罪行的连环杀手。我想他这是在寻求同情。他把过错归咎于一切，唯独没有责怪自己；他没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只对自己被抓住这件事感到后悔；他把过错全都推卸到某个虚构的东西身上，某个潜伏在角落里、强迫自己用手勒住别人脖子的魔鬼身上。这种做法让我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我记得当时自己握紧了拳头，掌心甚至被指甲划出了血痕。 “该死的懦夫。”我吐了一口唾沫。库珀震惊地看向我，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也没想到我会如此恼火。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我透过电视屏幕，看着他的脸，看着他描绘出一个迫使他勒死那些女孩，并把她们的尸体埋在我家后院，那片四万平方米树林的地底下的隐形怪物。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带警察去了那片树林，我在家里听到了警车的关门声。可当他带着一队警察进入树林时，我甚至不愿朝窗外看一眼。他们找到了那六个女孩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头发、衣服纤维—但没有尸体。一定是短吻鳄、土狼，或其他什么藏匿在沼泽地里、急需一顿美食的动物先找到了尸体。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在某天夜里撞见过他，我见到一个浑身沾满泥土的黑色身影从树林中钻出来。他扛着一把铲子往家走，对透过卧室窗户看着他的我毫无察觉。一想到他掩埋完尸体后回家，给了我一个晚安吻，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要逃离这里，逃去遥远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叹了口气，安定文锭让我四肢发麻。那一天，我关电视的时候，在心里作出了决定，从今往后，我的父亲就算是死了。当然，他还活着。认罪协议能够确保他不会被判死刑，事实上，他被判了连续六次无期徒刑，不得假释，现在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监狱里服刑。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我一直觉得这样很好，可突然之间，这个谎言越来越没法让我自己信服，将他遗忘也变得越来越难了。这也许是因为婚期将近，我难免会去想，他无法陪我走过婚礼红毯。也可能是因为案件的周年纪念日—二十周年—即将到来，亚伦·詹森又在不断提醒着我这件事，虽然我不想参与其中。 又或许，这与奥布里·格拉维诺有关。这个同样只有十五岁便早早离开人世的女孩。 我再度看向办公桌，目光落在笔记本电脑上。掀开屏幕，电脑随即被唤醒，我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手指在键盘上方停顿片刻，然后打起字来。 我在搜索栏中输入《纽约时报》，亚伦·詹森，屏幕上立即显示出一页又一页的文章。我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个条目，接着往下看另一个条目，然后再看下一个。中央公园的灌木丛里发现一具无头尸体，泪之公路上发生的一连串女性失踪案件。显然，他靠撰写与谋杀案，或与别人不幸的经历有关的文章为生。我点开他的个人简介，看到一个很小的圆形头像，还是黑白照片。他的声音和长相完全不搭，简直像后配上去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深沉又阳刚，可长相却不是那样。他看上去很瘦，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戴着一副棕色玳瑁眼镜。眼镜看着不像近视镜，更像拥有防蓝光功能的平光镜—有些人就算不近视也想戴眼镜，这种眼镜正合他们的心意。 一振。 他穿着一件贴身的棋盘格图案的纽扣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一条细细的针织领带软塌塌地挂在骨瘦如柴的胸前。 二振。 我开始浏览他的文章，想找出一个判定他三振出局的理由，证明亚伦·詹森也是个想利用我们的浑蛋记者。我以前也收到过不少类似的采访请求，对于那些希望我能有机会表达自己观点的说法，早就听腻了。我曾经相信过他们，也接受了他们的采访。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却在几天后惊恐地发现，他们竟然在文章里把我和家人描绘成父亲的帮凶。随着案件的调查，母亲出轨这件事被揭露了出来。于是他们把过错都推到了她身上，认为我父亲是因为她的背叛才产生了脆弱情绪和对女性的痛恨。他们怪她把心思放在追求者身上，没能及时发现父亲对那些女孩起了歹意，也没有注意他半夜偷偷溜出去，然后满身脏污地回家。更有甚者，在文章中暗示她知道这件事—知道我父亲内心的黑暗，却选择视而不见。也许，她出轨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的恋童癖，他的愤怒，是她导致了谋杀的发生。这一切让她充满了愧疚，而她最终被这种愧疚逼疯，缩进了自己的世界，并在孩子们最需要她的时候抛弃了他们。 然后就是孩子，那些内容就更别提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我父亲嫉妒受人喜爱的黄金男孩库珀，他很清楚女孩们看待他儿子的目光，清楚她们喜欢男孩那有些孩子气的帅气外表，练习摔跤时锻炼出来的结实手臂，以及咧嘴微笑时的迷人模样。 和别的男孩一样，库珀也在家里藏过色情杂志，但因为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它们，所以这件事被我父亲知道了。也许这件事就是导火索，也许在他翻阅那些杂志时，他心里压抑多年的某种东西，某种长期蛰伏的暴力因子被释放了出来，从而导致内心里的黑暗最终从角落里蔓延出来。 最后当然也少不了我，克洛伊，一个正处于青春期，开始化妆、刮腿毛、撩起衬衫露出肚脐的女儿。没错，他们描绘的我和莉娜在小龙虾节那天做的事一模一样。就是这样的我，整天在家里，在我父亲身边来回转悠。 以上这些全都是典型的对受害者的指责。在他们的描绘中，我父亲只是另一个解释不清自己的劣根性源自何处的中年白人男性，他说不出具体的解释，也给不出合理的理由，只给了这么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托词—黑暗。但人们不相信普通的白人会无缘无故地杀人，于是，我们就成了理由，妻子的忽视、儿子的嘲笑、女儿初露端倪的**行为。这一切都对他脆弱的自尊心造成了巨大打击，他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最后终于崩溃了。 我依然记得那些问题，记者在很多年前曾经问过我的问题。我的回答在被他们歪曲之后印到了报纸上，存储在互联网中，在余下的时间里可以被随时调取。 “你觉得你父亲为什么这么做？” 我在进入巴吞鲁日综合医院的第一年接受了那次采访。我记得当时自己拿着笔轻轻地敲着我的名牌，名牌是新的，闪闪发光，一个划痕也没有。那篇文章叫作《理查德·戴维斯的女儿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利用自身的童年创伤帮助其他年轻、受困的灵魂》，据说会刊登在星期日早晨的励志专栏里。 “我不知道，”我思考了半天才说，“有时候，这些事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显然有着强烈的支配欲和控制欲，但是我小时候不这么看他。” “你母亲也没看出这些吗？” 我停住了，盯着那个记者看。 “我母亲没有义务注意到我父亲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危险信号，”我说，“而且多数时候，一旦出现了明显的危险信号就已经来不及了。你可以看看泰德·邦迪和丹尼斯·雷德的案例，他们都有女友和妻子，他们的家人也对他们晚上干的事情毫不知情。我母亲不该为我父亲的行为负责，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她确实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从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得知，你母亲有过几次婚外情。” “是，”我说，“她并不完美，这毋庸置疑，但没人是……” “她的情人中有一个叫伯特·罗兹的，是莉娜的父亲。” 我缄口不言，伯特·罗兹濒临崩溃的模样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她忽视了你的父亲，对吗？我是说在情感方面。她那时打算离开他吗？” “不，”我摇头否认，“她并没有忽视他，他们很幸福。至少，我曾经以为他们很幸福。他们看上去很幸福……” “她是不是也忽视了你呢？审判结果出来之后，她选择了自杀，可她那时还有两个未满十八岁、需要她照顾的孩子。” 那一刻，我知道他的故事其实早已写好，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叙述。更糟的是，他们会用我的话语—作为心理学家的我，作为凶手女儿的我的话语—来强化他们既定的认知，以此来证明他们现有的观点。 我从《纽约时报》网站退了出来，打开了一个新的页面，还没等我打字，屏幕上就跳出一条突发新闻的推送—《奥布里·格拉维诺的尸体被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