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之间，我的房子让我感觉无比空旷，又在同一时刻变得无比狭小。我的幽闭恐惧症犯了，仅仅只是坐在那里，我便有一种四面墙把我团团围住，将我牢牢困在这封闭的、陈腐的空气之中的感觉。与此同时，一种难以置信的孤独感在我心中蔓延，这里太过宽敞，一个灵魂所产生的那些想法根本无法使之充实。这一刻，我突然非常想离开这里。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进了卧室，脱下宽大的睡袍，换上灰色T恤衫和牛仔裤，接着在头顶扎了个丸子头。我没化什么妆，只涂了润唇膏。只过了五分钟，我就已经穿着平底鞋走出了家门，走到门前的车道上，原本怦怦直跳的心才逐渐平复下来。 钻进车里，发动引擎，我没作他想，直接开车穿过附近的街区，驶进市中心。我刚准备打开收音机，手却停在了半空中，很快又缩回到方向盘上。 “没关系的，克洛伊。”我大声地说着，那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显得格外刺耳，“有什么事让你烦恼，就用语言表达出来。” 我烦躁地用手指敲着方向盘，然后按下转向灯，决定向左转弯。我用进行心理治疗时采用的语气和自己说话。 “一个女孩失踪了，”我说，“一个本地女孩失踪了，这让我很烦躁。” 如果这是一次心理治疗，我会继续询问—为什么呢？这件事为什么会让你感到烦躁？ 理由不言而喻，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失踪了。她最后一次被目击的地方，就在我的房子、我工作的地方附近，在距离我的生活半径不算太远的地方。 “你与她素不相识，”我对自己说，“你不认识她，克洛伊。她不是莉娜，不是那些女孩中的任何一个。你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我吐了一口气，看见前方路口是红灯，便放慢了车速，将视线转向路边。只见一位母亲正拉着女儿的手，领她过马路；一群少年正在我的左侧滑旱冰；一个男人带着一条狗在前面慢跑。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 “你和这件事没有关系。”我又说了一遍，驶过十字路口，然后朝右转弯。 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却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我办公室的周围，只要再开几条街，我就能打开那个抽屉，取出里面藏着的、能给我带来安宁的小药片。只需一颗，我的心率就会下降，呼吸也会恢复平稳。我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张巨大的真皮躺椅，我可以把门锁上，再拉上遮光效果十足的窗帘。 我摇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 我没问题，没有上瘾的毛病。我既不会去酒吧把自己灌得烂醉，也不会只要一晚没喝梅洛酒就在夜里不停地出汗。虽然恐惧总是伴随着我，在我的血管里不断地震颤，像拨动吉他琴弦发出的震动一般，在我的骨头里不断回**，使它们咯咯作响。但我能应对这些恐惧，我可以连续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不吃一片药，不喝一杯酒，不摄入任何一种能帮我麻痹这些恐惧的化学物质。所有这些病症，我与之抗争了这么多年的病症—失眠症、黑夜恐惧症、臆想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能把它们全部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特征，那就是掌控感。 所有我自己无法掌控的情况都令我恐惧。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象一些在我睡着以后，或者毫无防备的时候，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会想象在黑暗里，在我察觉不到的地方，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会想象一切能在我无知无觉中，扼杀我生命的隐形杀手；也会想象自己经历的一切苦难，度过了如此艰难的人生，到头来却死于没有洗手或喉咙发痒。 我想起莉娜，想象着她在被人用双手掐住脖子，并不断勒紧时会产生何种感觉。她一定觉得自己的掌控感完全消失了，感觉自己的气管被紧紧勒住，眼珠开始抽搐，眼前的一切越来越亮，接着陡然变暗，直至黑暗笼罩一切。 “私人药房”已经成为我的救生索。我明白自己不该开那些处方药，这是不道德的，不仅不道德，更是违法的，我可能因此被吊销执照，甚至坐牢。但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救生索，当你开始沉沦，你就需要远处有一个救生筏，让你知道即便自己失去掌控，也依然有一根救命稻草，能随时为你解决心里出现的问题。大多数时候，我只要知道它们在那里就能平复心绪。我曾经给一个幽闭恐惧症患者提出建议，让她每次登机时都在包里放一片赞安诺，这样的行为足以诱发精神和身体层面的反应。我告诉她，她大概率根本不用吃药，只要知道自己还有退路，就能有效减轻压在她胸口、令她无法呼吸的精神压力。 结果也的确如此，毫不意外，这毕竟是我自己的经验之谈。 我已经能远远望见我工作的大楼了，那座老旧的砖砌建筑就隐藏在长满青苔的橡树后面，隐约可见。墓园就在西边，和这里只隔了几条街，我决定过去看看，转弯后便看见了墓园的锻铁大门，仿佛一张打着哈欠的大嘴，邀请我进入其中，于是我驱车驶向前方。抵达墓园后，我缓缓把车停在路边，关闭了发动机。 柏树墓园，奥布里·格拉维诺最后一次被人目击的地方。一阵声响传来，我朝车窗外看去，远处有一个搜救队正在墓园里进行搜索，就像一队蚂蚁正围攻着一小片掉在这里的肉块。他们穿过茂盛的杂草，避开随时会倒塌的墓碑，沿着墓碑间蜿蜒交织的泥泞小路，一路搜寻。这座墓园占地广阔，有八万多平方米，因此，无论他们想找到什么，能找到的希望都很渺茫。 我下了车，走进墓园大门，缓慢地向那些搜救队的人靠近。这里到处生长着光秃秃的柏树—柏树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树，这座墓园便因其得名—它们粗壮的树干是赤褐色的，犹如肌腱一般；无数西班牙苔藓从树枝上垂下，像一个长长的面纱，又像那些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破蜘蛛网。我弯下腰从警戒带下面钻过去，让自己尽量融入人群。我一边努力避开警察和脖子上挂着相机的记者，一边在几十名寻找奥布里的志愿者中间漫无目的地游**。 他们在这里找寻奥布里，却又不希望在这里找到她，因为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便是尸体，或者是更糟的—被分尸后的尸体。 布鲁桥镇的搜索队目前既没找到尸体，也没找到尸块。我看到人们在镇上集合，分发手电筒、对讲机和瓶装水，有人大声发出指令，接着大家像被用卷起来的报纸驱赶走的蚊虫一样一哄而散。我恳求母亲让我加入他们，她没有同意。我被关在家里，没法和他们一起在又高又繁茂，仿佛没有尽头的草丛里搜寻，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些从草丛里闪现出的光亮。那是我最无助的时刻，只能看着，只能等着，不知道他们会发现什么。后来，我父亲被抓走了，警察搜查了我家后院，他们把我家四万平方米的土地全都搜查了一遍。当时我无助极了，我紧紧盯着窗户，想看清他们搜出了什么东西。可惜那一次他们依旧一无所获。 她们一直没被找到，依然还在那里，被年复一年、越积越厚的泥土所掩盖。我知道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也许再也没办法找到她们的尸体了，但我不敢这么想。这倒不是出于正义感，也不是同情她们那些始终等不到结局的家人，甚至不是因为那些女孩自身悲惨的命运。她们的死法就和死在我家后廊上那只早已腐烂的老鼠一模一样，她们作为人的尊严与她们的皮肤、头发，以及破烂的衣服一起，从她们身上剥离开来，只留下一堆与其他任何人，甚至与那只老鼠没什么区别的尸骨。不，让我夜不能寐，让我永远无法放弃希望，觉得总有一天，她们一定会被找到的，不是因为这些事。 我之所以不敢这么想，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们脚下也许每时每刻都踩着无数尸体，但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没错，我的脚下此时此刻便埋着尸体，许许多多的尸体。但墓园不同，人们把尸体埋葬于此，而非偷偷丢弃。它们在此被铭记，而非被人遗忘。 “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看向站在我左边的中年女人，她穿着一身非官方组织的市民搜索队制服—白色运动鞋、卡其色工装裤和超大号网球衫，跪在泥地上，仔细查看着地上的某样东西，接着用力挥舞起左臂，招呼其他搜索者过来，右手还抓着一个像是沃尔玛玩具区会卖的那种对讲机。 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是离她最近的人，和她只隔了几米，其他人正在向我们这边跑来。我走近一步，只见她抬头看着我的目光中闪烁着兴奋与恳切，她希望这些东西有价值、有意义。但与此同时，她也不希望这些东西会指引着他们找到女孩的尸体。 “看，”她招呼我过去，“就是那里。” 我靠了过去，伸长脖子看去。当我的目光聚集到泥土中的物体时，我的身体好似突然触电一般，我不假思索地伸手去够—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就像膝跳反射一样—把它从地里捡了起来。这时，一名警察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身后。 “那是什么？”他有些窒息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像是喉咙里卡着不少浓痰。他应该是一个习惯用嘴进行呼吸的人。他看清我手里的东西，眼珠立刻鼓了出来：“你怎么把它拿起来了！” “对不起，”我含混地说，“对不起—我、我一不小心。是一个耳环。” 女人看着我，警察则跪了下来，伸出一只胳膊，示意其他人不要靠得太近。他这么做的时候，胸口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接着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把耳环从我的手中取走，仔细地检视起来。那个耳环很小，是银色的，上方由三颗钻石组成了一个倒三角，三角形的顶点处垂着一颗珍珠。耳环十分精美，若是摆在珠宝店的橱窗里，我一定会留意到它。不过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它过于奢华了。 “好。”那名警察有些泄气地说着，把几缕头发从满是汗水的前额拨开，“好，没问题了，我们会把它收好的。但是记住，这里是公共场所，有成千上万的坟墓，这意味着，每天来这里的访客有上百人，所以这是谁的耳环还不一定呢。” “不，”那个女人摇摇头说，“不，它就是奥布里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四分之一大小的报纸，然后把它展开，那上面印着奥布里的寻人启事。我认出它就是今天早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那张照片，那张定义了她的一生的照片。在照片里，她涂着黑色的眼线和反射了相机闪光灯的粉红色唇彩，笑得十分开心。照片截取至胸部以上，但依然能看出她戴着一条项链，一条我之前没注意过的项链，它的吊坠就嵌在锁骨之间凹陷的皮肤上—同样是三颗钻石连着一颗珍珠。而在那头浓密的棕色秀发下，她的耳垂上也佩戴着与之成套的耳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