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在车道上往后倒了倒车，然后隔着挡风玻璃朝我挥了挥手，车灯也跟着闪烁了几下，像是在和我告别。我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裹紧身上的丝质睡袍，也冲他挥了挥手。 我关上身后的房门，环视着空****的客厅。台面上堆满了昨晚用过的各种杯子，厨房的垃圾桶里塞满了空酒瓶，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苍蝇在黏糊糊的瓶口来回盘旋。我的头还是很疼，就像有人一直在我脑海中喋喋不休，我强忍着药物和酒精引起的头疼，开始动手清理，将洗干净的盘子放进空着的大水槽里。 处方药还在车里放着，那是我偷偷用丹尼尔的名字开的赞安诺，他不知道这件事，自然也不需要那些药。我还有种类繁多的止疼药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着，它们肯定能缓解这突突直跳的头疼。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这真的很诱人，我内心深处有一部分冲动想要立刻钻进车里，开车去办公室，随心所欲地挑选我需要的药片，然后在专门为病人提供的躺椅上把身体蜷成一团，再睡一觉。 我没那么做，而是继续喝着咖啡。 获得药品不是我从事这一行的理由，毕竟心理学家一般不能给病人开药，我们得把病人转诊给其他内科医生或精神科医生，由他们来开处方，而路易斯安那州是少数可以由心理学家直接给病人开药的地方，除了这里，就只有伊利诺伊州和新墨西哥州了。能开药这件事算是幸运的巧合，还是说这其实是件坏事，我说不准。总之这不是我从事这一行的理由。虽然这能让我躲开市中心的毒贩，在安全的免下车窗口取药，接过来的也不是毒贩递过来的塑料袋，而是印着正规商标的纸袋，外加一张收据和购买半价牙膏、一加仑低脂牛奶的优惠券，但我成为心理学家并非为了钻这个空子。我选择干这一行，是因为我想帮助别人—这话虽然听着老套，但我是真心实意这样想的。我之所以成为心理学家，是因为我非常了解创伤，而这种了解是再多的学校教育也教不会的。我知道大脑能把你的身体扰乱得多么彻底，情绪能让事情变得多么混乱—很多时候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那些情绪。它们能让你变得盲目、混乱，什么事都做不好，让疼痛席卷你的全身，那种一跳一跳的钝痛，持续不断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 青春期时，我来来回回地看了很多医生，他们有的是心理咨询师，有的是精神科医生，还有心理学家，他们都照本宣科地问我差不多的问题，以为这样就能疗愈我精神上永不停歇、轮番上阵的各种焦虑障碍。那段时间，我和库珀就像教科书里的活体病例，我有恐慌症、臆想症、失眠症和黑夜恐惧症，而且每年还会出现新的症状。库珀则与我正好相反，他完全缩进了自己的世界。我是感受太多，他则是太少。他那曾经高调张扬的个性变得越发低调内敛，整个人变得几乎毫无存在感可言。 我们俩就像把童年创伤具象化之后，被打上了蝴蝶结，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路易斯安那州每位精神科医生家门口的礼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出了什么问题。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问题所在，可没人能解决。于是我决定亲自来解决。 我懒洋洋地走过客厅，扑通一声扑倒在沙发上，咖啡从杯子边缘洒了出来。我把杯子举到嘴边，用舌头把杯沿的咖啡舔掉。电视还在播放着早间新闻，那是丹尼尔选的频道。我伸手拿过苹果电脑，接连点了好几下回车键，总算把它从漫长、昏沉的睡眠模式中唤醒。我打开电子邮箱，翻看着收件箱，里面的邮件几乎都和婚礼有关。 只剩两个月了，克洛伊！我们是不是该把蛋糕定下来了？你想好选哪种糖浆了吗？焦糖糖浆还是柠檬酱？ 克洛伊，嗨。花店那边需要我们尽快把餐桌布置方案定下来。我让她开二十桌的发票行吗？还是你想减到十桌？ 要是放到几个月前，我一定会问问丹尼尔，看他有什么意见，然后一起商量，共同决定婚礼上的每一个小细节。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一开始想要举行只有熟人参加的小型婚礼—先在户外举行仪式，礼成之后便是至亲密友之间的私人宴会；席间，我和丹尼尔坐在一张窄长的桌子上首，享用着我们最爱的美食，畅快地开怀大笑，间或喝一小口玫瑰酒。但现如今，婚礼已经完全变成了别的东西，变成一只我们谁都不知如何驯服的异域宠物。不仅有做不完的决定，还有永远也回不完的邮件，上面净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无论什么事，丹尼尔都让我拿主意。鉴于世人普遍认为新娘总想主导婚礼的一切，丹尼尔可能认为他的这种姿态是正确的，可结果却是一切重担都压在了我一个人的肩膀上，这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明确提出意见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他不喜欢软糖蛋糕，其二则是他不打算邀请他的父母。当然，这两项要求我都十分愿意配合。 我永远也不会向丹尼尔承认这一点，但我打从心底里希望婚礼和这一切事情赶紧结束。我一边暗自庆幸自己的订婚派对没搞出这么大阵仗，一边回复起了邮件。 选焦糖的吧，谢谢！ 我们能折中一下，订十五桌吗？ 我又浏览了几封电子邮件，然后点开婚礼策划人发来的邮件。看到邮件内容的那一刻，我僵住了。 嗨，克洛伊。很抱歉一直催你这个问题，但我们得赶紧把仪式的细节都敲定下来了，不然我没法安排宾客座位表。你想好让谁陪你走红毯了吗？有空的时候告诉我一下。 我把光标移到了“删除”上，但那个讨厌的心理学家的声音—我自己的声音—又在我耳畔响起。 克洛伊，这是典型的回避型应对。你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只能拖延时间，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对自己内心的建议翻了个白眼，开始敲打键盘。父亲在婚礼上挽着女儿入场这种事早就过时了。一想到要让某个人把我交到别人手里，我就觉得反胃，好像我是一件被卖给出价最高者的物品。若还保留着这样的传统，不如干脆把送嫁妆的传统一并恢复算了。 我想到库珀，在我十二岁之后的人生里，他是最接近父亲这一角色的人。我想象着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领我走过红毯。 可紧接着我又想起他昨晚说的话，他的眼神和语气中流露出的否定。 他不了解你，克洛伊。你也不了解他。 我关上电脑，把它推到沙发的另一头，扭头看向一直播放节目的电视屏幕。屏幕最下方有一条由亮红字组成的消息—突发新闻。我抓过遥控器，把音量调大。 是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十五岁高中生奥布里·格拉维诺失踪一案，警方仍在寻找相关线索。奥布里的父母于三天前向警方报案，她最后一次被人目击是在星期三的下午，当时她放学回家，正独自经过墓园附近。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奥布里的照片，这让我不由得心生恐惧。小时候，我看十五岁的人总觉得他们很高大、很成熟，和成年人没什么两样，这让我幻想了许多自己十五岁以后要去做的事。可过去了这么多年，我的经历让我明白，十五岁的年纪真的很年轻。她很年轻，她们都很年轻。我觉得奥布里看起来有些眼熟，也许是因为她和那些来我办公室，瘫坐在那张躺椅上的女高中生差不多。青春期旺盛的新陈代谢让她们拥有独属于年轻人的瘦削身材，她们画着黑色眼线，头发还未经过染烫，不像那些逐渐衰老的女性为了显得年轻而伤害自己的头发。但现在的奥布里很可能已经变得苍白、僵硬、冰冷，死亡会使身体衰败，皮肤会因为失去血色变得苍白，眼神也变得呆滞。我强迫自己不去想那样的画面，人不应该那么年轻就死去，那是非自然的。 奥布里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崭新的图像—巴吞鲁日的鸟瞰图。地图一出现，我首先找到了在密西西比河附近的市中心，那是我家和公司所在的地方。接着我看到柏树墓园附近有一个红点，那是奥布里最后出现的地方。 搜救队今天对墓园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一无所获，然而奥布里的父母仍然相信他们的女儿尚在人世。 在地图之后播出了一段视频，画面当中的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站在演讲台上，睡眠不足让他们的面容分外憔悴，字幕显示他们正是奥布里的父母。男人沉默地站在一旁，而那个女人，孩子的母亲，正在对着镜头诚恳地哀求着。 “奥布里，”她说，“我的宝贝，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会找你，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 男人抽了抽鼻子，用衬衫袖口抹了一下眼眶，又用手背擦掉了鼻子下面的鼻涕。女人拍拍他的胳膊，继续说道：“不管你是谁，如果你绑架了她，或是知道她的下落，我们都恳求你联系我们，我们只想要我们的女儿回来。” 那个男人终于哭了出来，他不断地抽噎着。那个女人则一直目视前方，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镜头。这是警察教的沟通技巧，我也有所耳闻—看向镜头，对着镜头说话，对他说话。 “我们只想要我们的孩子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