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清楚，这个行业靠的是陈词滥调，但这套说辞既然存在，就有其存在的理由。 因为它们往往都是对的。 十五岁的女孩用刀片划伤自己，大多和自卑有关，她需要用身体上的疼痛来掩盖那些令她饱受煎熬的精神折磨。而十八岁的男孩如果在控制愤怒方面有问题，无非存在这几种情况：和父母产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感到被遗弃，或者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他们的内心越破碎，就表现得越坚强。二十岁的大三学生酗酒，与每一个请她喝两美元伏特加汤力的男孩上床，又在清晨为自己做的一切感到后悔，放声大哭。这是低自尊的表现。她极度渴求关注，因为这是她在家里很难得到的东西。在她的心里，真实的自我和别人的期许总是争斗不休。 与父亲之间的情感问题。独生子女综合征。离异家庭子女。 这些都是陈词滥调，但大多符合实际。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些。 我低头看向智能手表，屏幕上闪烁着今天的治疗录音时长：1:01:52。我点了一下发送按钮，看着那个小小的进度条从灰色变成绿色，文件传输完毕，我的笔记本电脑也同步完成了备份。科技。记得在我小时候，医生总要抓着病例一页一页地翻看，而我则坐在那些各不相同，却都历经沧桑的躺椅上，看着他们的文件柜塞满其他患者的病历。想到那些都是像我一样的人，不知为何，这让我感觉自己没那么孤单了，变得稍微正常了一些。那些带锁的四层立式金属柜象征着我终将在某天，能以某种方式—用语言、用尖叫、用哭喊—把我的痛苦表达出来。当六十分钟的治疗时间一到，医生合上病历，将它放回抽屉，锁上柜子，然后我们会将这件事暂时抛诸脑后，直到下次治疗。 五点钟，下班时间。 我看着电脑屏幕，看着上面堆满的诊疗记录，意识到自己早已没了所谓的下班时间。病人总有办法找到我，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社交媒体，他们会在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给我留言，而我也不得不仔细查看那些惊恐且直白的信息。后来我厌倦了这一切，删掉了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账号。不过我依然要时刻保持工作状态，时刻做好准备，就像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在一片黑暗之中闪烁着“营业中”的霓虹灯招牌，用尽全力活下去。 录音提示弹了出来，我点开它，给文件打上标签—蕾西·德克勒，第一次治疗。做完这一切，我抬起头，眯起眼睛，看向满是灰尘的窗台。在夕阳的照射下，那里的灰尘愈发明显了。我又清了清嗓子，咳了几下，然后转过身，握住木制把手，一把拉开书桌最下面的抽屉。它是我在这间办公室里的私人药房。我在其中胡乱地翻找着，低头查看这些药瓶上的标签，有普通的布洛芬，也有名称十分难读的处方药：阿普唑仑、甲氨二氮?、地西泮。我把它们全都推到一边，拿出一盒维生素C泡腾粉，往水杯里倒了一袋，又用手指搅拌了几下。 喝了几口，我开始写电子邮件。 香农： 星期五快乐！蕾西·德克勒的第一次治疗刚刚顺利结束了，谢谢你的推荐。我看你还没给她开药，想和你确认一下。根据今天的治疗，我觉得可以给她开低剂量的百忧解，你觉得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克洛伊 我按下发送键，向后靠在椅背上，把杯子里剩余的橘子味**喝掉。没泡开的泡腾粉像胶水似的，沿着杯壁缓慢而沉重地流淌回杯底，还有一些裹住了我的牙齿和舌头，像在上面铺了一层橘黄色的沙粒。几分钟后，我收到了回复。 克洛伊： 不用谢！我觉得没问题。随时联络。 以及—找个时间喝一杯怎么样？太想了解即将到来的大日子了！ 香农·塔克医学博士 蕾西的药房正是我常去的那家CVS药房，我用办公室的电话拨通了那里的号码—结果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我留了个言。 “喂，我是克洛伊·戴维斯医生—C-h-l-o-e，D-a-v-i-s，我打电话来是想给蕾西·德克勒开处方药，她的名字这么拼—L-a-c-e-y，D-e-c-k-l-e-r，出生日期是2004年1月16日。我建议该病人服用百忧解，每天10毫克，连续八周，不用自动续药。” 我用手指敲打着桌子，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我还想为另一个病人开药，他叫丹尼尔·布里格斯—D-a-n-i-e-l，B-r-i-g-g-s，出生日期为1982年5月2日。赞安诺，每天4毫克。我是克洛伊·戴维斯医生，电话是555-212-4524。非常感谢。” 挂断电话后，我盯着一片死寂的电话看了一会儿，再次把目光投向窗户。夕阳将我那间满是红木家具的办公室蒙上了一层橘黄色，那颜色与水杯底部残留的胶状物别无二致。我又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七点三十分了，就在我准备合上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电话骤然响起。我看向电话，却没有马上接听—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再说今天还是星期五。于是我继续收拾东西，没有理会响个不停的电话，可转念一想，这个电话没准是药房打来的，他们也许对我刚才开的处方有疑问。电话又响了一声，我拿起了话筒。 “戴维斯医生。”我说。 “克洛伊·戴维斯吗？” “克洛伊·戴维斯医生。”我纠正道，“是的，我是。请问有什么事？” “天哪，想联系你真是太难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他气得笑出了声，不知什么缘故，我似乎惹恼了他。 “抱歉，你是我的患者吗？” “我不是你的患者，”那个声音接着说道，“但我今天给你打了一整天的电话。一整天。你的前台不肯给我转接，我只好等下班时间再试，看看能不能直接转到你的语音信箱。没想到你竟然接了。” 我皱起眉头。 “这里是工作场所，我不能接私人电话。梅丽莎只负责转接我的患者……”我顿住了，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向一个陌生人解释诊所内部的运作模式，我语气严肃地说道，“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吗？你是哪位？” “我叫亚伦·詹森，”他说，“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我差点儿没喘上气，连忙咳嗽了一下。不过那声音听起来更像是被呛到了。 “你没事吧？”他问道。 “我没事，”我说，“只是嗓子不太舒服。抱歉，你是《纽约时报》的？” 话刚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我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说实话，我知道终究会有这么一天，终究会有人提起，但没想到会是《纽约时报》。 “对，就是……”他不确定地说道，“那个有名的报纸？” “嗯，我知道你是谁。”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你父亲的报道，想和你坐下来聊一聊。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抱歉。”我再次道歉，并打断了他的话。该死，我为什么一直在道歉？我深吸一口气，再次开口道：“我对此无可奉告。” “克洛伊。”他说。 “请叫我戴维斯医生。” “戴维斯医生，”他叹息着重复了一遍，“周年快到了，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你再清楚不过。” “我当然知道！”我顶了回去，“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什么都没变，那些女孩活不过来了，我父亲还在坐牢。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对这件事念念不忘？” 亚伦在电话那头沉默不语，我知道自己说得太多了。记者就像水里那些被血腥味引来的鲨鱼，喜欢在别人伤口即将愈合时再次将其撕开。而我已经满足了他这种病态的渴望，让他尝到了铁锈的味道，并渴望更多。 “但是你们变了，”他说，“你和你哥哥。大众一定很想知道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你们是如何应对这一切的。” 我翻了个白眼。 “还有你父亲。”他继续说，“也许他已经变了，你和他说过话吗？” “我和我父亲没什么可说的，”我对他说，“我对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我把听筒重重地摔在底座上，力度比我预想的大得多。我低下头，看到自己的手指正在颤抖，于是连忙把头发别到耳后，想做些什么让双手停止颤抖。当我再次看向窗户的时候，窗外的天空已经变成了深蓝色，地平线上的太阳就像一个泡泡，随时都会破裂。 我继续收拾桌子上的东西，抓起手袋，从椅子上猛地站起来，椅子被我突然绷直的腿推向后面。我看着台灯，缓慢地吐了一口气，然后把灯关掉，摇摇晃晃地走进一片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