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我有两年没回江西。1998年，院里派我到海南出了一趟差。没想到在机场办登机手续的时候又碰上了朱巧凤，她把我的机票要了去，把两个人的座号办到了一起。在飞机上，两个人又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通。 朱巧凤和王文学结婚了。在101冶即将要垮掉的那段时间，王文学跑到海南搞起了房地产，他以五十万元起家，居然挤进了海南房地产业的五十强。刚到海南的时候，他用那五十万批了一块地，手里就没钱了。他把这块地分别抵押给了五家银行，每个银行贷了二百万，立刻拿到了一千万元的贷款。但是他真正起家是靠侵吞别人的资产，开始他是和几个人合伙搞的，董事长是个转业军人，他和另外三个人是董事，后来，因为经营上涉嫌贿赂，董事长被检察部门扣留了一段时间，协助调查，王文学趁机召开董事会，四个人把董事长那点股份瓜分了，他自己当上了董事长。那位军人出身的董事长出来之后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于是便雇了黑社会的杀手，到处追着要杀他，王文学就是干黑道出身的，玩这个董事长不是他的对手。他依仗自己的财力，对黑社会进行了反收买，最后那位董事长无可奈何，投海自杀了。接着，王文学又反过手来，以帮助董事长讨回股份为名，利用董事长的家属把其他三位董事告上了法庭。那三位董事被迫交出了侵吞的股份，王文学对死者家属说暂时代为管理，于是他成了绝对控股股东，掌握了公司大权，另外几位股东在经营上插不上手，连账都看不上，由着王文学一个人折腾，王文学把公司的财产转移得一干二净，然后对那三位股东和董事长的家属宣布，公司破产了。他来了个金蝉脱壳，又新建了一家公司。 1993年，一场金融秩序整顿，把海南的房地产经济泡沫戳破了。王文学也受了不小的损失，赚到的钱基本上赔光了，只剩了两栋烂尾楼，已经盖好了，一直卖不出去，因此也没装修，一直就在那里撂着。但是王文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对付商场和黑白两道的经验，跌倒之后又爬了起来。他带着一部手机和仅剩下的八万块钱来到了北京，经过几年时间的喘息，他又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把那两栋烂尾楼抵给了一家信用社。他带着信用社的人来看房子，事情已经谈妥，具体的细节要朱巧凤来替他处理，他还要赶回北京去。朱巧凤这次来就是接替他来的。 到了海口的第二天晚上，王文学打来电话，请我去吃饭。吃饭的地方是望海楼大酒店，据说那里是有名的停“鸡”坪，去了一看，果真名不虚传，才六点钟，门前不大的广场上就已经站满了拉客的小姐，穿得袒胸露背的，不断地向过往的行人打招呼。经过那里时，必须低着头加快脚步装作匆匆忙忙路过的样子，如果不小心朝哪位小姐望一眼，那位小姐立刻就会追上来打招呼。海口的经济已经凋敝得不成样子了，可是黄色行业依然这样发达。沿途过来，满街都是小姐，这些风尘女子，脸上带着一种和常人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看就是干这个的。我匆匆穿过由小姐们组成的欢迎人群，进了酒店餐厅。 王文学定了个大包间，里面一张十五人的大餐台，铺着紫红色的金丝绒桌布，餐台中央摆满了鲜花，组成一个大大的圆形，直径约有两米，餐台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不一会，客人到齐了，王文学点了一桌子菜，那些龙虾、石斑鱼什么的就不说了，光是每人一只澳洲鲍就是三百多，然后让人提了一箱茅台过来，说：“这是我专门从茅台酒厂买的。今天咱们只叙友情，不谈生意，来他个一醉方休好不好？” 我想我不过是个蹭饭的，谁也不认识，闷着头吃就行了，可是王文学却第一个把我抬了出来：“这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京华建筑设计研究院毕业的研究生，也是目前国内建筑行业有名的专家！”这种名不符实的夸张介绍把我弄得很难堪，也把我推到了晚宴的中心位置。我这才明白，这顿饭不能白蹭，他是叫我给他撑面子来了。 吃完饭，王文学又吆喝大家去唱歌。我知道下面的节目该是带色的了，于是悄悄对朱巧凤说：“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拉兄弟一把，那种场合我是从来不去的。” 朱巧凤看了看我，说：“不会吧？” “甭管会不会，反正今晚我不能去，我还有事。你得想办法叫我脱身。” 正说着，王文学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我，说：“走，咱们还没在一起唱过歌呢，听听你的嗓子怎么样！”说完，不由分说拉着我下了楼，我问他：“今晚花了多少钱？” 他说：“不知道，巧凤买的单，估计也就是七八千吧，到不了一万。” 唱歌是在另一个地方，来的客人们有不少有车，一带就把大家都带走了。我上了朱巧凤坐的那辆车，因为我估计这种场合她会回避，不会一块去的，谁知朱巧凤一直把我送到歌厅门口，我要走，朱巧凤说：“走什么走，有事明天再办！”说完，拉着我的手就往里走，我不好和她推推搡搡的，只好跟了进去，朱巧凤一直把我送进一个大包厢才离开。 包厢很大，说是包厢，简直就是一个小会议厅，能容得下几十人。不一会，歌厅的妈咪带来一大群小姐，王文学道：“大家挑，喜欢哪个留下来，剩下的让他们再换！” 刚才在饭桌上还斯斯文文的几位客人走了上去，挨着看那些小姐的脸，有的还动手去摸。我脸上直发烧，低着头不敢看，那些挑小姐的客人，就像在牲口市上挑牲口一样，可是反过来看，那些小姐面带微笑地看着坐在那里的客人，不也跟看牲口一样吗？不一会，有三四位客人挑好了，王文学一挥手把剩下的人全打发走了：“再换一拨！” 不一会，又进来一拨小姐，这样换了三四拨，大家都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对象，只剩了我一个人，王文学嗔怪地说道：“老同学，你是怎么回事？是看不上还是不好意思？都这年头了，不至于还这么抹不开面子吧？这回我替你挑一个，保证让你满意。”说着，他冲妈咪喊道：“再换一拨！” 又进来一拨小姐。突然，我从那些小姐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位小姐也看见了我，转身跑了出去，我急忙追出去喊了一声：“小倩！” 小倩发现是我，迅速跑出了歌厅，一直跑到了街上，我穷追不舍，一直追了两三站路才把她追上，两个人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我抓住她的胳膊说：“喘口气再慢慢和你说。” 小倩毕竟年轻，我还呼呼地喘着，她已经平静下来了，“哈哈，三叔，你腐败了！” “我没有，小倩，你听我说，我要是腐败了，就不来追你了。” “得了吧三叔，你骗谁呀？你放心，我回去不会和人说的。咱们定个君子协议好不好？你今天没看见我，我也没看见你。行了吧？” “不行！你要相信我，三叔从来没进过有三陪的歌厅，今天是被人胁迫来的。我也没找小姐。” “何必那么认真呢三叔？进了又能怎样？你没进，我进了。可这是为了生活，中国历来就是笑贫不笑娼，只要能挣钱，干什么不一样？” 她才十九岁，可是说出话来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她的话把我激怒了：“你给我住嘴！你要是我的闺女我早打得你皮开肉绽了。满嘴胡说什么？走，跟我回家，咱们宁可饿死也不干这个！” “我不！回去干什么？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就是有，挣那几个钱够干什么的？” “你在这就能挣上钱了？这里满街都是小姐，排一晚上队未必能被客人选中一次，选中了也是任人欺负，你觉得这种没有尊严的日子好过吗？每天站在那里像牲口一样被人挑来挑去，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听我这样一说，小倩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起来，“我也知道这种日子不好过，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呀！” 我把小倩送回了江西。走之前我们约好了，我不对任何人讲，包括二嫂在内；她愿意从头做起，当一个好工人。 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姐姐说，你应该去看看赵叔，他身体不大好。我想和她一起去，她说她去了怕惹赵叔生气，于是我就提了两瓶酒去了。赵叔一个人单过，很孤独，志刚、志强不在跟前，志洁正在上大学，其余几个儿子各顾各，谁也不管他。赵叔在几个儿子家都住过，但是住不了几天就住不下去了。看见我来了，赵叔非常高兴，一定要让我陪他喝两盅，我急忙到街上买了点熟食回来，赵叔又炒了几个菜，我们就在赵叔的小炕桌上喝了起来。赵叔已经是八十岁的高龄了，三天两头住医院，我不敢让他多喝，可是他那天兴致特别好，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不肯让我走，我只好坐在那里陪他聊天。我说：“赵叔，你怎么不找个老伴呀，一个人过多孤单！”赵叔说：“毬！快入土的人了，还找甚老伴！”我千方百计想逗老人家高兴，趁他有兴致，我说：“赵叔，来段陕北民歌吧，我特别爱听您唱歌。”于是赵叔放下酒杯唱了起来： 三月里黄河冰不化， 高原上搭起脚手架， 干打垒安下老娘亲， 建设三线建设我的家。 …… 腊月里黄河结冰茬， 锤子、斧头肩上挎， 上面又来了新任务， 四海为家走天涯。 这是赵叔亲自谱曲的歌，唱起来百感交集，唱完，赵叔已是泪流满面。西北民歌大都是苦寒之音，唱起来很容易引起伤感。赵叔一流泪，我也有点忍不住了，于是只好端起杯来再劝他喝酒。那天赵叔有点醉了，我把他扶上床，收拾了桌子碗筷，临走时，赵叔嘱咐我说：“回去好好干，可不敢像志强一样！” 姐姐的两个儿子先后考上了大学，老大已经毕业了，留在北京做京漂，老二上大三。姐姐的职务一直没有恢复，也没有任何人给过她一个像样的答复，公司领导换来换去，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找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就更不管了。姐姐是个非常执着的人，她没有做错任何事，平白无故被免职，她怎么也想不通，一定要给自己讨一个说法，因此，这几年她一直在不断地向大公司和总公司申诉，要求对她的事情作出明确结论。工作不顺心，生活上担子又重，姐姐的身体垮了，她得了类风湿，两三年的工夫，所有的关节都变得肿大变形了，手指张不开，腿伸不直，走路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曾经是那么漂亮的姐姐，变成了一个老太太。头发已经全白了，因为还要工作，她只得把头发染了，否则就和当年的母亲一模一样。而且，她也得了和母亲一样的病，高血压，心血管检查出三处血管壁狭窄，需要做支架，但是她一直没去做，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一直靠降压药和阿司匹林维持着。 父亲去世后，家里全靠姐姐撑持着。没了父亲的退休金，弟弟和弟媳妇也不得不自谋生路了。姐姐给秋荷买了一辆三轮车，她做起了水果生意。早晨天不亮就蹬着那辆三轮到批发市场去进货，回来就在家属区卖，弟弟在家给她做饭。一个月下来，多少能挣点钱，我和姐姐再资助一点，一家三口的生计勉强能够维持。开始，秋荷对水果生意很上心，蹬着三轮车走走停停，基本上要把几个单位的家属区穿越一遍，有些固定客户不到别处去买水果，专等她来才买，那都是父亲和姐姐平时为下的人，看她可怜，想帮她一把。中午天热了，她就把三轮车停在树荫底下，看人家打牌。看着看着，自己也就跟着打上了，不仅打牌，还学会了赌博。于是就不把水果生意放在心上了，甚至成了她的负担。过去每天卖不掉的水果她都要设法处理，把烂的挑出来，剩下的降价处理，现在也懒得管了。回到家把摊子给弟弟一交，自己就专心打牌去了。弟弟处理不了，于是家里所有的房间都堆满了卖不出去的水果，烂水果汁子流得满地都是，房子里充满了烂水果的酸臭味，姐姐来帮他们收拾了几次，可是每次收拾完，过不了几天就又是老样子了。姐姐规劝过秋荷几次，每次她都答应得很好，可是一转身照样去赌。后来姐姐见实在劝不动，就帮他们把水果摊子收了。 秋荷初到我们家的时候，人人都夸她是个好媳妇，又能干又孝顺，可着家属区也找不出一个像她这么孝顺的媳妇来，父亲晚年的生活多亏了她在身旁照顾。可是现在她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家不管了，还经常给弟弟气受，我们给的那点钱，一分钱也到不了弟弟手里，她全都拿着赌博去了。她对弟弟不好，姐姐当然要出来干涉，姐姐的脾气又不好，说了几次两个人就翻了脸，反而一句话也说不上了。姐姐怕弟弟吃不上饭，每天把菜买好了给他们送去，可是秋荷见了姐姐就大吵大闹，甚至堵着门不让进，姐姐只好每天把菜买好放在门口。秋荷欠了一屁股赌债，到了年根底下，要账的堵上门来，坐了满满一屋子。秋荷吓得躲回娘家去了，弟弟没见过这种阵仗，赶紧跑来叫姐姐。姐姐过去把秋荷欠的账一笔一笔记下来，把要账的人打发走了。依姐姐的脾气，一顿臭骂就能把这些人赶走，你们非法赌博还敢来要账，我不把你们送进去就便宜你们了。可是姐姐不敢这样做，因为赶走之后他们还会来，再来了弟弟和秋荷还是处理不了。姐姐也不能帮他们还这笔赌账，因为只要秋荷不戒赌，这个窟窿就永远填不满。于是只好给要账的人说好话，把他们先打发走。第二天，秋荷的哥哥领着她来找姐姐兴师问罪，质问我姐姐为什么大年三十把他妹妹赶出家门，姐姐说：“是我们赶她吗？你问问她自己是怎么回事？” 秋荷回到娘家，没敢把实情告诉哥哥，此刻低着头不说话，姐姐把那张记着赌账的单子递给了她哥哥，她哥哥气得直跺脚，上来要打她，姐姐呵斥了他几句：“要打回家打去，别在我们家撒野！”秋荷的哥哥很没趣地走了。 秋荷变成这样不是她的错，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嫁了我弟弟这样的人都会觉得委屈，她赌博，不好好过日子，是因为她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有希望。父亲在时，有他管着弟弟，操持着这个家，还有一份像样的退休金维持着相对丰厚的生活，矛盾被掩盖了，父亲一去世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弟弟和秋荷请我吃了顿饭。秋荷忙着做饭，让弟弟去接化雨，我很纳闷，化雨已经上六年级了，学校就在家门口，还接什么？弟弟说怕他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玩，学坏了。 父亲才去世两年，家里已经不成样子了，电视机没影了，因为不好好做饭，冰箱也用不上了，洗衣机也不转了，衣服改成了手洗，连灯泡坏了也不知道换一换，家不像个家，看了让人心酸。秋荷跟姐姐还没闹翻的时候，姐夫还常来帮他们修修电器，这一翻脸，姐夫也没法来了。 不一会，化雨回来了，我问了问他上个学期的考试成绩，各科都勉强及格了，我让他把作业拿来给我看看，他倒很痛快，拿出书包哗啦一下把书本倒了一床。我一看，那些书本已经全散了，没有一本是完整的，页脚搓磨得都卷了起来，掉页、纸屑满天飞，我看了哭笑不得，赶紧帮他整理。他坐在一边看着，我和他简单聊了几句：“你每天放学就回家？不和同学们去玩么？” “不去，他们都是坏孩子，我从来不和他们一起玩。” 我很吃惊，问他：“这是谁说的？” “我爸我妈都这么说。” 我没想到秋荷心眼这么透亮一个人也这么说，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后，受街坊邻居歧视的原因吧。 “那你放了学干什么？” “做作业。” “光做作业？看不看电视？喜欢动画片么？” “不喜欢。” “那你喜欢什么片子？” “什么片子都不喜欢。” 这孩子的状况实在让我担心，我决定把他带到北京去，否则这孩子就完了。将来如果能把他培养出来，他还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如果他也不成器，弟弟一家就真的没有任何指望了。吃饭的时候，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到北京去上学，他特别愿意。不仅他愿意，连弟弟和秋荷都高兴得不得了。我把这个想法跟姐姐说了，姐姐说：“你怎么也不和我商量商量就和他们说了？你家里还有个病人，再加上这么一个劳神的累赘，日子怎么过？” 我说：“心芬的肾病没什么大妨碍，和正常人一样。再劳神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将来他考上大学，咱们就都轻松了。” “你怎么就能断定他能考上大学呢？考不上怎么办？你再把他送回来？” “现在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考不上再说考不上的。在这里，上不上大学不说，跟着他们俩心理上都已经不健康了，跟着我，至少他可以健康成长。” 我还想让姐姐跟我一起走，到北京去做心血管支架，可是姐姐说什么也不去，只把她的申诉材料给了我一份，让我有机会给她往上递一递。我劝姐姐说：“依我看这事就算了，你已经申诉了这么多年都没结果，再申诉有什么用？我不是不愿意管你的事，我是觉得这事太伤感情，你这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将来如果能找出个结果还好，如果没有结果，你会连命都搭上的。不如早点撂下，心里就轻松了。” “不行，我非要弄出个是非曲直来不行。现在我有工作，没时间去找，等退了休我还要专门去找，只要我活一天，就要申辩一天，我就不信天下没个说理的地方！” 回到北京之后，我刚刚把化雨入学的事安排好，就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她说她脑子里总是有两个声音，来回打架，她估计自己快要疯了。我在电话上劝了她一阵，然后告诉妹夫，让他立刻把妹妹送到北京来。过了几天，他们没来，妹夫打电话告诉我说没事了，我以为真的没事了，就没在意，谁知又过了一段时间，妹妹真的得了精神分裂症，姐夫和妹夫两个人把她送到北京来了。 妹妹的病早就有苗头了。妹夫惹了那场祸之后，她的性格完全变了。过去她一下班就打开录音机，哼哼唧唧唱个不停，姐姐老说她不懂事，不知道为父亲分担点家务。妹妹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说她她也不生气，说的时候她动一动，让干什么就帮着干点，干一会回来再接着唱。可是自从妹夫惹了事，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她唱歌，她变得郁郁寡欢，一天到晚连句话也不说。父亲去世的时候，在火葬场又受了点刺激，回来之后就有点不对劲了。谁知后来竟发展到这种地步。 我带她去了北京安定医院，医生问我有没有精神病家族史，我说没有，从来没听到过老人们说起家族里有这样的病例。医生给她开了点氯丙嗪，配合中药一起治疗。药才吃了两天，我发现她两手虎口和几个指缝里都起了水疱，水疱边上是一片片淤血形成的紫色。我知道这是过敏，急忙再带她去看医生，医生又给她换了药，换成了氯氮平。 妹妹在北京住了三个月，还算幸运，病治好了，完全恢复了正常，否则她那份还算不错的教师工作就保不住了。只是医生嘱咐说，药不能断，要一直吃下去，否则还有复发的可能。因此妹妹回去后还一直服药，吃这个药倒不过敏，但是对身体的其他器官有伤害，好在服药量可以逐步减少，危害可以小一点。但是吃了氯氮平以后，妹妹一下子胖了起来，过去那个身材曼妙的窈窕淑女已经再也找不到了。 妹妹病好之后，我让妹夫把她送回去，妹夫说他不想回去了，他已经在北京找到一个打工的地方，待遇还不错，想留下来打工，他已经和妹妹商量过了，妹妹说自己可以回去。我还是有点不放心，等了一段时间，找了个去江西出差的人，把妹妹带走了。 妹夫在卢沟桥附近找到一家很大的汽车修理厂，效益还不错，打工的管吃管住还能拿到一千块钱，妹夫说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工作，就在那里干了起来。我平时忙，顾不上他，过了几个月才又见到他，我发现他又炒起了股票，我既生气又为他担心，他说：“三哥，你放心，我就拿打工挣的这点钱炒，绝不再去借钱，即使赔了，也就等于我没挣到这点钱而已。”我没办法，只好由他去了，这次他倒真的没有再去借钱炒股，可是在股市上混了十多年，也没见他挣到钱。 姐姐的那份申诉书，我还真替她找到一个得力的人，把材料交了上去。一个偶然的机会，101冶上面的总公司请我去参加一个项目的论证，我帮他们对原设计做了一些修改，给他们节约了一千多万，董事长非常高兴，专门请我吃了一次饭，我说起我的兄弟姐妹都在101冶，是他的部下，董事长问我，既然是这样，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我趁机把姐姐的申诉材料递了上去。 过了不久，101冶组织部找姐姐谈了一次话，告诉她级别已经恢复了，鉴于她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合担任实职，安排她做调研员。姐姐问对她的问题是怎样结论的，组织部门的人告诉他，不存在结论问题，因为当初也没有处分她，只是免职。姐姐又问，“那为什么免我的职，难道没有个说法吗？”组织部门的干部很为难，说：“这个我们确实搞不清楚。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查也没处查去。” 不管怎么说，姐姐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我的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真怕她为这事气个好歹的。 姐姐的小儿子也毕业了，两个孩子都留在了北京。老大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因为售楼得力，很得老板赏识，让他做了总经理助理。当然这个助理也是个打工的，可是待遇还不错。他已经结了婚，自己买了房，她把姐姐接到了北京，做了支架手术。姐姐已经五十五岁了，到了退休的年龄，两个外甥劝她留在北京，将来不拘住在兄弟俩谁家都行，如果两家都住不惯，他们可以帮她买房，可是姐姐说什么也不留，一定要回江西去。我说：“姐，你不能再像爹那样守着他们了，他们必须都得自立。现在我把化雨接出来了，连妹夫都不在家待了，你去了又能怎样？” 姐姐说：“你二哥还在里边关着，他没个结果我没法向爹妈交代。” 我说：“这事交给我，我一定想办法把他弄出来，行了吧？” 就在这个时候，妻子的肾病复发了。不管是哪一种肾病，拖到最后都是一个结局——肾衰竭。肾衰之后只有两种处理办法，要么靠透析维持生命，要么做肾移植。妻子做了移植手术。这下我就有点顾东顾不了西了。姐姐只好留了下来。她在石景山租了一间房子，把化雨接了过去。 我把化雨接出来的时间太晚了，他从小就没有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每天放学回来，看着他坐在写字台边一动不动，似乎是在学习，可是走到跟前一看，一个小时做不了两道题，手里总是拿着一样小东西在玩，铅笔削了一遍又一遍，一支铅笔三天就削没了。橡皮全部用刀子切成小碎块，直到分割到再也下不了刀子为止。我把这些小东西都给他没收了，他就用两个食指抠裤腿，每条裤腿的膝盖附近都有一个食指抠出来的窟窿。看他实在学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让他看看电视，可是他对任何电视节目都不感兴趣，就愿意一个人坐着发呆，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我很担心他将来和弟弟一样，可是考考他的智力，一点也不像，一小时背三四十个英语单词没问题，给他一套智商测验题做做，也能做个一百多分。小小的人倒很知道保护自己，有个头疼脑热的你随便给他拿点药，他绝对不肯吃，非要把说明书一遍一遍看仔细了才吃，吃饭的时候绝对不吃剩饭，不是因为奸馋，而是怕不卫生。我看这孩子还有希望，就想尽办法帮他纠正学习习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给他规定任务，可是除非你坐在身边盯着，否则他到时候还是完不成。我既没有这么多时间，也没有这么大耐性，过了不久就坚持不住了。幸亏姐姐把他接走了，否则在我这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大学。姐姐每天不错眼珠地盯着他把该完成的作业都完成了，有时候把姐姐气得没办法，就给我打电话诉苦，气得姐姐在电话上直哭。工夫不负有心人，化雨终于考上了大学，那是姐姐一道题一道题、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逼出来的，这样一个孩子能考上大学，真可以说是奇迹。 我在姐姐面前夸下海口说要把二哥弄出来，可是我哪有那个本事，最后还是大哥想办法托人给他减了刑，提前释放了。 大哥开理发馆那会就经常帮人打官司。当初为了02工程，大川的铁路、公路、桥梁、电网等基础设施都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刘家峡的电网拉过来以后，大川变成了一个很适合于建工厂的地方，因此，在三线工程纷纷下马的同时，又有一批新的工厂在大川兴建起来。三线建设并没有白搞，几百万参加三线建设的工人们的血汗也没有白流，虽然当初的决策和投资有些得不偿失，但是毕竟建起了一大批工业骨干企业，这些企业在转型中经历了一场剧烈动**，其中一部分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重新站稳了脚跟，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特别是为三线建设而进行的一些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以刘家峡水电站为代表的电网工程建设，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等交通设施的建设，都为大西北后来的工业繁荣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川的人口急剧增加，经济也比过去繁荣多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刑事、民事案件的增多。大哥经常为人充当辩护律师，慢慢地在大川就出了名，后来又考了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现在他已经不靠那个理发馆为生了，成了职业律师。二哥被释放以后，到北京来了一趟，是大哥陪他来的。二哥想找个打工的地方先干着。在北京找个工作倒不难，就是生活成本太高，连租房带吃饭，打工基本上剩不下什么钱，二哥才五十出头，怎么也得再成个家吧。于是我对二哥说，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在兰州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单位，我和西部设计院的人都还有联系。二哥一听很高兴，说：“那有什么不愿意的？老百姓么，哪能挣钱就到哪去。何况兰州也是大城市呢！” 二哥的问题解决了，我又问大哥：“总书记，你现在名气这么大，经验也积累了不少，又有了执业资格证书，何不到北京来发展呢？” 大哥听我叫他总书记，脸一下子红了，说：“你小子现在也敢拿你大哥打镲？” 二哥听见我这样叫，也跟着起哄：“就是，总书记也不能老在山沟沟里待着，现在也该进城了。” 大哥这下更不好意思了，说：“去！你也来跟着起哄，瞧瞧你自己吧，杀个人都杀不死！” 我一听，这玩笑不能再往下开了，否则二哥会很沉重，于是急忙打岔说：“玩笑归玩笑，你来不来？现在我可认识不少人了，你要来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律师事务所。” “我那点名气在大川还有人认，到北京可玩不转，我还是回我的大川吧！” 二哥说：“北京来不了就到兰州发展呗，大川那么点地方，哪够总书记折腾的，律师这种职业根本施展不开。你来了，咱哥俩也好有个照应。” 大哥说：“我哪都不去，就在大川待下去了。” 我觉得这似乎不像大哥说的话，他历来心气都很高，怎么突然变得畏缩起来了？也许是生活的磨难把他变成这个样子的吧。 化雨是2004年考上大学的，那年刚好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子承父业，她学的也是建筑，分在了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她刚报到就给我带回来一个好消息，他们公司参加鸟巢建设的投标中标了！听了这个消息，我十分兴奋，拿出一瓶一直没舍得喝的茅台，说：“咱们今天得庆祝庆祝！” 女儿说，他们刚分来的这批学生要下去当一年工人，锻炼锻炼，工种可以自选，她问我选择什么工种。我想了想说：“鸟巢基本上是金属结构，电焊工用得最多，我看你就当电焊工吧。” “当电焊工也不会让我们去焊鸟巢的，我听说鸟巢的电焊工都是从全国选来的，没个七级工八级工的水平根本别想上去！” “那是，但是你学了起码知道是怎么回事。” 女儿干了几天电焊工，兴奋了一阵子，过了几天脸上就晴转多云了，吃饭时撅着个嘴，满脸的不高兴，我问她：“你怎么了？” “我心里不平衡。” “你有什么不平衡的？” “给我们定的工资才一千五。” “一千五还不平衡？我学徒的时候才拿二十四块钱。” “时代不同了，你知道我们老总拿多少钱？” “多少？” “年薪一百五十万！” “是有点不平衡，但是你不能跟老总比，大多数人不是都差不多吗？” 我给她讲了一些道理，可是她根本听不进去，说：“开始听说能参加鸟巢建设，我剧兴奋，心想这一辈子能参加这么一项伟大的工程也就满足了，可是一听说给我们定这么点工资，立刻就泄气了，鸟巢工程是很伟大，可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建成了是老总的功劳，头头脑脑的功劳，你一个小沙弥，谁知道你呀！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做人家的垫脚石而已。” “你这样想就错了。你知道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几个字是谁刻的吗？” “不知道。” “是你爷爷刻的。” “啊？真的？你怎么从来没和我说过？” “那是因为你爷爷和我们这一辈人，都不想拿它来做炫耀的资本。你爷爷得到什么了吗？他什么也没得到。有人知道那八个字是他刻的吗？没有。你现在也算是个建筑工人吧，我们建筑工人，生来就是搞建设的，不管是为谁建设，也不管是谁受益，这些建设都不会没有意义，都是对社会的贡献。怎么能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呢？或许社会对你有一些不公，但是建设是我们的职责，无论你受到什么样的不公平待遇，也不能逃离自己的职责。不管最后归功于谁，只要能参加这项工程就是一种幸运，全国几百万或者比几百万还要多的建筑工人，他们想参加，有这样的机会吗？你爷爷虽然没有得到什么，但是那是他一生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 听了我的话，女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突然冒出一句：“明天我得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去！” 和女儿同样幸运的是，我也被邀请参加了几次奥运工程施工方案的论证会。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鸟巢和水立方两项工程的总指挥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其中一位还是女的。他们的整个管理团队也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四十岁。我已年过半百，岁数虽然不小了，可还没觉得自己老，参加论证会之前，还雄心勃勃地想再干一番事业，可是和他们一比，自己真的是老了。建筑行业，从设计理念到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仅是年龄上老了，各方面都有点跟不上了。 论证会期间，会议的主办方还带我们到施工现场实地看了看，鸟巢工程还在基础阶段，不少当年我们称之为外包工、如今被称为农民工的人在挖土方，不过现在的土方工程主要不是靠人力，而是靠机械了，工人们只是干那些机械无法完成的活。工地边上有一排排我十分熟悉的活动板房，这些活动房做得也比过去漂亮多了，外表干干净净，刷着蓝白相间的油漆，看上去非常好看。可是里边却很狭窄，一张挨一张的双人床像火车上的卧铺一样，挤得人透不过气来。在夏季炎炎烈日的烤灼之下，就像个蒸笼，一进去就是一身汗。一群工人正光着膀子蹲在活动板房前吃饭，有的是用饭盒，有的是用那种大搪瓷缸子，我们路过跟前，看了一眼，吃的是猪肉白菜炖粉条，里边的大肥肉滴里嘟噜的，一看就是市场上那种没人要的最劣等的肉，说句良心话，放在三十年前，这样的饭对我来说也是好饭了，但是现在已经没人吃那种大肥肉了。 我正要离开，突然有人叫了我一声：“育山叔！” 我回头看了半天才把他认出来，原来是育禾哥的儿子化民。多年不见，他已经长成个大汉子了，按年龄推算也有三十多了，难怪一下子认不出来。我问他：“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是老白大叔带俺来的。” “哦，是他？他现在搞得不错了吧？” “他现在搞大了，在北京接了好几项工程。” “他在这吗？” “他轻易不到工地上来，这有人替他管着。” “哦，你来多久了？怎么也不和我打声招呼？” “俺来了一年多了，怕给你添麻烦，就没过去。” “这个星期六到我家吃饭吧？” “那敢情好。不过俺这没有星期天，俺只能晚上去看你和婶子。” “那就说好在我那吃晚饭，我们等着你！” 我家住的离鸟巢不远，只有一公里多的路程，连公交车都不用坐。星期六下班以后，化民来了。他手里提了两瓶酒、两条烟，还有一些点心之类的礼品，加起来恐怕得三四百块钱，我觉得很不忍心，本来是叫他到家里来认认门，改善一下，谁知反倒让他花了这么多钱。后来我也不敢请他到家里来了，就把我的一些穿不着的旧衣服找出来给他送了去，还有一些妻子和我女儿的衣服，我也让心芬收拾出来了，怕他没地方放，一直在家里存着，我告诉他啥时候回家过来取走带上。可是过了很长时间，他一直没到我家来。我到工地上去找，不但人不见了，连那些活动板房也拆走了。 我上班每天都要坐车沿着西坝河走一段，河边正在施工，放着许多钢筋水泥制的大圆管子，是下水工程用的预制件，经常有无家可归的人住在那里边，有一天，给我开车的司机指着那些预制件说：“咱们每天路过这我都看见一个人躺在管子里，已经十多天了，不会死在那吧？” 我说：“要不你去看看？” 司机停下车过去了，我坐在车里不放心，也跟了过去。到了跟前一看，那人正躺在大管子里拿着手机发短信呢。司机把他叫了起来：“唉！干什么哪？” 那人以为是城管的人来了，慌慌张张爬了起来。我一看，正是化民。于是我不由分说把他带上了车，铺在管子里那些行李，我也让司机一股脑装到后备箱里了。 原来化民是来给工友们讨账来了，白志家已经半年多没给大家发工资了，在他那干的年头多的，累计已经欠了两三年的工资，一直不给，讨得急了，给大家发个一个月半个月的，过后就又不管了。很多人熬不过他，只好放弃了，我这个侄子大概有点典型山东人的血统，非和他讨到底不可，不但讨他自己的，他还要替大家讨，他把白志家所有的欠账都列成了单子，也留下了每个工友的地址，讨到一点就给大家寄回去一点。白志家几次想收买他，但是他就是不认那个账：“光给俺一个人不行，什么时候你把大家的都还清了，俺就不来找你了！” 我说，如果你光讨自己的，我还可以替你说说情，估计白志家能给我这个面子，可是你替大家讨，我就没法帮你了，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化民说：“三叔，俺的事不用你管，俺自有办法对付他。” “可是整天住在那种地方我怎么能放心？要不租间房住下来慢慢讨？经济上我倒可以支援你一些。” “那不行，这事哪能连累你呢！” 化民在我家住了两天，第三天就走了，连行李都没拿，打他的手机总是关机。我这个当叔叔的，头一次想帮他，让他倒贴了几百块钱，第二次想帮他，害得他连睡觉的铺盖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