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川死了。姐姐赶到医院的时候，金凤正守候在他的身边。看见姐姐进来了，金凤站了起来，指着刚才她坐过的凳子，对姐姐说：“你去和他说句话吧。” 姐姐犹豫了一下，站在原地没动。金凤说：“我理解你们。去吧，没有时间了。你去，他会走得安宁一些。” 姐姐在金凤坐过的那只凳子上坐了下来，只见梁晓川闭着眼睛，脸色惨白，白得像一张纸，呼吸极为微弱。 金凤站在一边呼唤道：“晓川，晓川，育荣姐姐看你来了！” 梁晓川吃力地睁开双眼，看见姐姐坐在旁边，脸上露出了疲惫的笑容。他伸出一只手，抓住了姐姐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闭上了眼睛。 父亲住了几天院就出来了。医生说现在还不能出院，父亲说，我的病我知道，没什么大事，回去静养几天就好了。家里天都要塌了，父亲在医院里躺不住了，他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姐姐和弟弟妹妹都瞒着父亲，没有把二哥杀人的事告诉他，可是他已经知道了。回到家里，父亲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把二嫂、姐夫、妹夫也都叫来了。二嫂眼睛都哭肿了，她父母亲都在西北，没有到江西来，一个人无依无靠，见了父亲，一下子忍不住，跪在父亲面前哭了起来：“爹，我们母女俩将来可怎么办哪？”父亲让姐姐把她扶起来，说：“你放心，你嫁到鲁家来就是鲁家的人，有鲁家人吃的就有你吃的，我不会让你们母女饿肚子的。”姐姐也劝她说：“别哭了，爹召集咱们来就是想办法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爹这么大岁数了，咱们都得体谅点，你的事，爹要管，姐也要管，你别着急。” 父亲说的第一件事不是生活问题，而是堵塞公路的问题：“以后凡是鲁家的人，谁也不许参加这种活动，你们都给我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你们的今天，党有困难、国家有困难，我们都要体谅，困难是暂时的，谁也不许和党过不去！” 一家人都纷纷表示不再参与这类活动，二嫂说：“育田就是不听爹的话才走到这个地步的。” 父亲说：“育田的事另说着，杨怀恩这个家伙也该杀，我要是年轻点，不用育田动手，我就把他杀了。可惜就是没打死，误伤了一个好人。”看得出来，父亲这几天在医院里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话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父亲停顿了一下对姐姐说：“你当干部也不少年了，家里大小事情没有指望过你，但是你兄弟的死活你不能不管，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找人说说，把育田的命保住！” 姐姐说：“我会尽力想办法的，但是也不敢说有把握，恐怕还得让育农、育山一起帮着想想办法。” 于是，我和大哥回到了江西。 大哥是学法律的，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杀梁晓川是误伤，属于过失杀人，不是故意杀人，只要能证明不是故意杀人就不会判死刑。” 尽管人人都知道二哥是杀杨怀恩去了，误杀了梁晓川，但是要在法律上证明这一点很难。我和大哥绞尽了脑汁，也找不出几件像样的证据。我只请了半个月的假，眼看假期就要满了，案子还在调查取证阶段，大哥说：“你要急着上班你先回吧，这边交给我来处理。” 我说：“你也得上班呀！” “我那个破工作，上不上没啥劲。” 原来大哥也下岗了。他那家砖瓦厂原来效益还不错，可是后来竞争者越来越多，后建的一家砖瓦厂资金实力非常雄厚，烧砖工艺完全是自动化的，电脑控制，本来成本就低，又凭借着强大的资金实力，赔本占领市场，把安家山砖瓦厂挤垮了，紧跟着来了个收购，兼并了安家山砖瓦厂，兼并时只接收了一部分职工，大哥被淘汰了。 大哥知道家里的情况，跟谁都没说，但是经不起我反复盘问，把实情跟我说了，然后嘱咐我说：“别跟爹和姐姐说了，他们够糟心的了。”我说我不会说的。我想给大哥点钱，可是来时把带的钱都交给了父亲，此刻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大哥知道我的心情，说：“别管我，我怎么都能活。回去抓紧时间在上边找找人，权比法大，找着能说上话的人比找着证据还管用呢。” 我一个搞技术的，到哪里去找人，回到北京，瞎猫碰死耗子似地到处乱撞，钱花了不少，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得力的人，还是大哥凭着帮人打过几场官司认识几个司法界的朋友，拐着弯托人说了说情，他自己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收集了所有能证实是过失杀人的证据，最后一个意外的证据是杨怀恩提供的，那段时间总有人到他办公室去闹事，出于防范，他让保卫处的人在他的办公室安放了录音机，那天他一看见二哥进来，顺手就把录音机按钮按了下去。为了能治二哥于死地，二哥一被捕，他就把那盘录音带交了上去，没想到恰恰是这盘磁带救了二哥一命，法庭最后确认是过失杀人，二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一公司的改革流产了。杨怀恩正愁着局面无法收拾，便以胳膊上那点伤为借口住进了医院，工作组没了主心骨，请示了杨怀恩之后撤走了。杨怀恩还想把改革失败的责任推在姐姐头上，出院以后就派组织部来对一公司的干部进行考察，要对一公司的干部进行彻底改组。组织部下来搞了一次全公司职工参与投票的民意测验，没想到姐姐的得票数是99%！姐姐，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杨怀恩没法下手，把事情搁置了下来。此时他自己也是自身难保了，他已经六十二岁了，总公司很快就让他退休了。接替大公司领导职务的是两个长建校毕业的中专生。姐姐担任了一公司的经理兼党委书记，志强担任副经理兼副书记。 姐姐虽然得到了一公司全体职工的拥护，但是我必须客观地说，她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工人们投的是道德票，不是能力票，姐姐没有梁晓川那样开阔的眼界，对建筑企业的改革也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她拿不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她拿不出办法，一公司也就没有人能拿出办法来了。她是被历史的潮流推到了漩涡的中心。 一公司也和其他公司一样，化整为零出去找活干去了。一说化整为零，公司一级的干部争着要下去带一个小分队，因为下去不仅可以拿工资，干部们还有许多灰色收入，姐姐历来是方便让人困难留己的，既然大家争着要下去，只好由她来留守了，于是这位工人们刚选出来的书记兼经理，成了光杆司令。 望着三五成群、搭帮结伙出去找活干的工人们，父亲感到十分痛心，他对姐姐说：“你这个经理是怎么当的呀？我看着这些出去找活干的人，怎么和旧社会闯关东的一样？” 下岗对姐夫这样的人没有任何影响，哪个小分队都抢着要他，即使没人要，他到矿山和冶炼厂家属区去给人打家具也不比原来挣得少。相反，大权在握的姐姐却经常拿不到工资。母亲去世以后，姐姐在家里一直是扮演着母亲的角色，现在，她又成了那些下岗职工的娘。没有参加小分队、走不出去的那些职工，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很多家庭确实是过不下去了，姐姐不能看着他们饿死。 姐姐挨家走访了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头一家是姑父家。姑父家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嫁出去的兰子又回来了，女婿提出离婚，姑父没有理由不让人家离，把女儿接了回来，加上剩在家里的腊梅，四口人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祥子哥没有到江西来，101冶来江西之前他调到了生产单位，留在了大西北，家里这四口人全靠他每月寄回来那点钱买粮呢。春桃每月也给家里寄十块钱回来，那已经是她最大的能力了。秋菊和月桂都下岗了，根本顾不上家里。姑姑、姑父都是一身病，姑父还好，有公费医疗；家属没有，姑姑看病就得自己掏钱了。她得的是高血压、冠心病。姑父把彩电、录音机等能卖几个钱的东西全卖了，给姑姑治病，有时候姑父也到医院去开点公费医疗的药来给姑姑吃，但是医生一检查说，你没那个病，不给开，姑父这种老实巴交的人脸上哪里挂得住？让人揭穿一次就没脸再去了。于是就这么挨着。姐姐来到姑父家的时候，姑父家除了四面墙壁，什么都没有了。屋里收拾得倒是很干净，但是越干净越让人感到凄凉。两个老大不小的女儿蜷在炕上，用呆滞的目光看着姐姐，好像不认识一样。兰子虽然缺心眼，但是还知道想孩子，过去爱说爱笑的，现在连一句话都懒得说。姐姐问了问姑姑的病情，说：“你可得按时吃药，我妈就是得这个病死的。不吃药有危险。” 姑姑说：“唉！穷人穷命，吃什么药啊！我这病一时半会不要紧的。” 姐姐一听就知道她没吃，姐姐知道他们多少还有一点积蓄，说：“攒的那点钱就是留着这时候用的，别省着了，救命要紧。” 姑父说：“那两个钱是留着买粮的，用它吃药能吃几天哪！再说，手里不留几个钱，万一有个过不去的事怎么办？别的不说，你看看我俩这个样，万一哪一天一蹬腿，让孩子们拿什么发送我们？死了还给孩子们添负担哪？” 姐姐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两百块钱给了姑父，姑父说什么也不要：“大丫头，你收起来，哪能拿你的钱呢？要说难，谁家不难？” 姑姑从抽屉里找出一瓶速效救心丸和一瓶硝酸甘油，说：“这还有药呢，你看，这不是？真碰着急的还要不了命，你快把钱收起来！” 接着，姑姑和姑父反过来劝开了姐姐：“大丫头，公司的事别太上心了，你们虽然年轻，也经不起这么折腾，成天跟他们呼号乱喊，得劳多大神哪，这么多人吃不上饭，国家都管不了，你管得过来的吗？管好自己家的事是正经。” 姐姐一面听着一面点着头。第二天，她让人给姑父送去了三百块钱的困难补助，又把自己那两百块钱买成了药，让孩子给姑姑送去了。 过了些日子，姑姑、姑父带着两个女儿回老家去了。临走的时候，父亲和姐姐去给他们送行，姑父托父亲帮他照看一下他那套空房子，哪个孩子回来愿意住就让他们住，然后拿出一个旧信封，交给了姐姐，“要是发了退休金，就按这个地址给我寄去。” 父亲对姑父突然要回老家感到很意外，问他：“听你这意思是不打算再回来了？” “我是不打算回来了，这里东西这么贵，吃不起，回去种点菜、养个鸡什么的还能省点。” “可是这么大一堆儿女都在外边，你放得下这个心么？” “那几个都能各顾各了，可是这两个丫头谁养着呀？我得想办法给他们找个人家，要不我一蹬腿她们还不得饿死呀？在这想嫁人，人家谁要啊！” 这是姑父非回去不可的真正理由。父亲担心他回去站不住脚，问道：“在外边过惯了，回去能适应么？连房子都没有，怎么落脚呀？” 姑父带点伤感地说道：“嗨，从小在那长大的，有什么不适应的？土改时给我分的房子还在呢，我兄弟住着呢，回去还能不叫我住？回去也有回去的好处，在外边混了一辈子，原以为这把老骨头就撂在外边了，谁知老了老了，老天爷又叫来了，看来还得把这把老骨头送回去！” “说得是呢，你们俩都是一身病，回去连个医院都没有，到哪看病去呢？” “哎呀，看什么看，看也没用，吃了那么多药，管什么呀？就这么熬着吧，老天爷哪天叫哪天就跟着去吧！” 姑父回去很快就把两个女儿嫁出去了，在我们老家那个穷山沟里，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多得是，什么样的女人都有人要。可是姑父在老家还是没站住脚。出来这几十年，他没少回去，兄弟们久不见，偶尔回去一次都很热情，而且，每次回去姑父都要给他们带不少东西，还要留些钱，本族里的兄弟和乡亲们像敬财神一样敬着他。可是这次姑父是落魄回去的，而且又要在家里落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大家都觉得是个负担。兄弟们面子上还勉强过得去，晚辈们就不行了，天天给脸子看，嫌姑父占了他们的房子，占了房前屋后那点菜地，这些本来就是属于姑父的，可是他们占惯了、用惯了，就不想还了。起初他们想用冷脸把姑父逼走，后来见姑父没有走的意思，便越发欺负到头上来了，跑到姑父家里来，见什么拿什么，连种地的锹镐、做饭的锅碗都拿走了，姑父种的那点菜，刚长出个小苗苗就给拔光了。气得姑父跺着脚骂：“你们这帮没良心的东西，看我落魄了就这样对我，这房子地是我自己的，我碍着你们什么了？” 这层脸皮一撕开，侄子们就更不管不顾了。有一天，姑父正在院子里坐着抽烟，两个侄子跑来卸大门框，姑父气得火冒三丈，骂道：“混帐东西，我在这坐着你们就敢来拆房？给我放下！”两个侄子赖皮赖脸地说：“这房子是你的，可这门框可是俺家装的，俺拆自己的东西，你管得着么？” “小兔羔子，我今天就要管管你！”姑父提起一条板凳朝两个侄子扔了过去，两个侄子没打着，倒把他自己气得够呛，当时就晕倒了，一口气没上来，死在了院子里。 姑姑又回到了江西，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儿女们接她去住，她谁家也不去。 在姐姐的努力下，那些下了岗走不出去的职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勉强都能吃得上饭了。但是姐姐和在岗职工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对出去的小分队，姐姐采取了两条管理措施：凡是以公司名义签订工程合同的，必须给公司交管理费；凡使用公司设备的，必须交使用费。出去揽活的人，不用公司的名义基本上没有可能揽到活，揽到活后也不可能不使用公司的设备。这样公司就有了一笔钱来救济那些过不下去的家庭。可是这个钱可不是那么好收的。姐姐成天为了管理费和设备使用费的问题和他们讨价还价，吵得天翻地覆。不能说姐姐全是对的，小分队一点道理没有。有些工程确实利润很薄，一不小心就会亏本，再一交管理费，就什么也剩不下了，但是一个小分队开了口子，大家就都可以不交，下岗的那些人谁来养活？处在这种矛盾中能有什么好办法？只有一个选择：我不管你是赔是赚，必须得交！这简直是不讲道理呀，我们找到一点活，你就让我们交管理费，找不着活的时候你管吗？在外面干活的没有保障，倒要我们保障闲在家里的那些人，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样工人们还能拥护你吗？于是一封封告状信飞到了大公司，姐姐说：“我不怕，钱都给了下岗职工，我反正一分钱没多拿，谁来查都行！”可是告状的人也不傻，知道你廉洁，查不出问题来，不告你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告你思想僵化、阻挠改革、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建议大公司把这样的干部调到纪委去，别在一线瞎指挥。俗话说，三人成虎，这么多告状信递上去，大公司不得不考虑下面的意见，姐姐被调到了大公司纪委，担任副书记。 姐姐到任不久，就把我的连襟志强给送进去了。化整为零以后，下去的干部失去了约束，没了王法，利用职权给自己捞钱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谁有本事谁捞，大工程大捞，小工程小捞，权力大的多捞，权力小的少捞。对此，工人们反映十分强烈。大公司党委要求纪委抓几件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查一查，煞一煞这股风。因为姐姐是一公司出来的，熟悉情况，志强的案子就分给了姐姐。志强本来是个很优秀的干部，但是在那种环境下，别说一个志强，就是十个志强也都陷进去了。志强捞了不少，而且见大家都捞，法不责众，也不注意防人，到处都是把柄在人手里，姐姐带了人下去，没几天就把证据全部拿到手了。 姐姐太认真了，办事效率也太高了，想转圜一下都没有余地了。我不是说志强的事不该查，而是说这么处理对志强不公平。当时整个101冶可以说有多少工程就有多少案件，每个工程都是案件。几年时间内大大小小接了上百个工程，如果都按法律量刑惩处，那就有几百个贪污犯，要抓一起都抓，要放就都放，可是为什么单单只抓了志强一个？姐姐以为别的案件组也会像她一样认真查处，甚至天真地认为要彻底纠正这股贪污受贿之风，可是没有，其他案件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只有姐姐把志强送进去了。赵叔托了父亲来向姐姐说情，父亲对姐姐说：“按说我不该给他说这个情，可是这么多年的交情实在抹不开这个面子，你看还有转圜的余地么？” 姐姐想通融，但是事情已经摆在了桌面上，没办法通融了。在移交给司法部门之前，姐姐和志强谈了一次话，说：“我是看着你和育山一块长大的，在我眼里你就和我的亲弟弟一样，怪我平时没有提醒你，走到这个地步我也没办法了，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我会尽力照顾的。” 志强说：“既然你认我这个弟弟，我就叫你一声姐。我不恨你，我恨我自己。我也想像你一样，做一个清正廉洁、受人尊敬的好干部，可是到了那个环境就把握不住自己了。我没什么托你的事，弟弟妹妹我都安排好了，即使再次下岗，我也给他们留了不少钱，不会饿肚子了。我就是希望别逼着我退赔了，我知道退赔能少判几年，可是对我来说多几年少几年已经无所谓了，只要弟弟妹妹们过得好，我一辈子待在里边都行！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给老父亲送终了，不孝之子啊！”说完，志强哭了起来。 姐姐没想到她抓的竟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贪污犯，姐姐被他的话感动了，也跟着流出了眼泪。 大哥在江西待了半年多，一直盯着等二哥的案子判了他才回去，中间父亲几次催他回去上班，他都没走。到了年根底下，父亲让他给大嫂写信，请她带着孩子回江西来过年，大哥瞒不下去了，把下岗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当时就冲他发了火：“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大哥不吱声，父亲难过地对姐姐说道：“都怪我，光顾了这个小的，没想到是两个大的出了事！” 姐姐和大哥一个劲地安慰父亲，可是父亲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心里又憋了一股火。过完年，大哥要走，父亲说：“你还回去干什么？就在这呆着吧，把他们娘俩也接来！”大哥已经四十多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父亲养着他们一家，何况家里又是这样的情况，他说他已经托朋友找了个打工的地方，先回去看看，不行再回来，父亲留不住，只好让他走了。 改革开放以后，对领导干部的退休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形容词，叫安全着陆。这个词既不是文人的发明，也不是百姓们的创造，而是领导干部们自己相互关心、相互惦记、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问候语和情感表达。这个词将来如果要进辞海，可能不大好解释，但是说出来人们都能理解它的微妙之处，也许是汉语中最能表达腐败深度的一个词汇。 杨怀恩没有能做到安全着陆。他刚退下来，在他任期内的许多事情就捂不住了，一封封检举信飞到了总公司、中纪委和各级人民检察院。这些检举信又一封封被批转到了101冶，要求101冶党委、纪委认真查处。杨怀恩的问题不只是占了三套房子，养了一个情人，如果仅仅是这些问题，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根本算不上腐败，甚至还算个不错的干部。新班子上任之后，发现有几亿元的资金被挪用了，不知去向，如果能把这几亿元资金追回来，公司立刻就能起死回生。因此，新班子对查处以往的挪用资金态度非常积极，加上有上级领导的支持，就更不怕了，党委做出了一个决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追回挪用款，并责成纪委书记亲自挂帅，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纪委书记已经五十八岁了，马上就到退休年龄，接到任务后，立刻提出了辞呈，以身体不好为由，要求辞去纪委书记职务，提前退休或内退。书记、经理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位纪委书记说什么也不干了。 姐姐担任了专案组长。在接手这个案件之前，书记、经理找她谈了一次话，反复向她强调：追回这些挪用款，就可以救活一个公司，解决一万多职工的就业问题、吃饭问题。要她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个任务。姐姐带着挽救企业、挽救一万多职工的豪情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次的任务和志强的事情不同，目标是正确的，可是姐姐没有衡量自己的实力，一个小小的纪委副书记，哪能办得了这么大的案子？案子并不难查，不管资金流通到什么地方去了，都有一个流动路线 ，沿着第一次转款的线索顺藤摸瓜，摸不了几个环节就能摸到。但是在调查期间却处处都是阻力，第一个环节就查不下去，接收转款的单位拒不提供任何信息，想看账连门都没有，姐姐先后几次前去疏通，都没有结果。调查工作开始以后，曾经有人跟姐姐打过招呼，包括那位退下来的纪委书记，告诉她不要太认真，可是书记、经理这边却一直不松口，表示坚决支持她查下去。姐姐查不下去，最后不得不请司法机关介入。可是，检察院还没来得及介入，总公司就来了一纸文件，将姐姐免职了。免职的原因连书记和经理也不知道，姐姐去问，书记和经理只能躲躲闪闪，含糊其辞地应付一下。很明显，这案子是不让查了，经理和书记乖乖地躲到了一边，把姐姐晾在了那里。起初他们对姐姐还感到有点歉疚，不时地拿话安慰她一下，后来就躲着走了。上面没有发话，他们也不敢安排姐姐的工作。姐姐就一直这样被晾着。姐姐不能白拿国家工资，要求给她派工作，于是他们就把姐姐派到了工会俱乐部当管理员。 姐姐被免职后，父亲问她：你犯了什么错误了？让人家给撸了？姐姐说没犯什么错误。父亲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干部，不犯错误没一个下来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可不能像志强那样，咱穷死饿死也不干那样的事！” 姐姐怕父亲有更多的担忧和疑虑，就把实情讲了，父亲对姐姐放心了，可是反过来又为姐姐鸣不平：“这算怎么回事？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们去！” 姐姐拦着没让父亲去，可是父亲心里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姐姐没日没夜地为公家的事操心，自己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好处，别人看不见，父亲心里是清清楚楚的。就在这个时候，二嫂又和二哥离了婚，带着小倩改嫁了。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父亲也有思想准备。二嫂再婚后，男方也有个孩子，跟小倩合不来，离异家庭，很难说是谁的错。小倩在家里老是觉得委屈，三天两头跑到父亲这里来，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二嫂来把她接回去，过不了几天就又来了。父亲和二嫂商量，要不就让她住在这不走了。二嫂不同意，还是把她接回去了。可是有一天，小倩突然离家出走了，一家人到处找，找了十多天也不见人影，父亲一着急，病又犯了，再次住进了医院。 听说父亲住院后，我打电话和姐姐商量，准备把父亲接到北京来，离开那个环境，否则会有操不完的心。父亲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家里再困难也不能靠他了，得由我们自己想办法，可是谁知，父亲不但不来北京住，连到北京看病都不来了，他坚持有病就在101冶医院看，哪里也不去，我知道他是怕糟蹋钱，能省一分是一分，可是怎么劝他都不听。那几年，父亲的病时好时坏，经常住医院，稍微好转一些就再出来。 妹夫在家闲着没事，开始学着炒股票。他买了不少股票书籍，什么《实战指南》、《必胜宝典》、《只赢不输的战略》、《一天一个涨停板》，那些书名都很有**力，可是拿到股市上实战却未必灵。他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开始研究，从蜡烛图、K线到操盘技巧，看的书足以抵得上一个经济学博士，但最后还是输在了股市上。开始他拿了两百块钱试了试手，过了不久就翻了一番。他非常兴奋，觉得自己的研究成功了。有一天，他磨着妹妹把家里的存折给他，说是看中了一支股，保证能赚大钱。他们俩有一点存款，加起来大概有两千块钱，妹妹经不起他磨，把存折给了他。很快，这两千块钱在他手里又翻了一番，于是他开始到处吹嘘，自己如何如何会炒，怎样两次使资金翻番，一下子把一大群年轻人带进了股市。因为他有些经验，这些年轻人都跟着他炒，他买什么，大家跟着买什么，一时间有不少人跟着发了财。于是妹夫越做胆子越大，开始借钱炒股了。借钱的利息是20%，这么高的利息，当然不难借到，他先后借了几万块钱，结果，一个大熊市，把他那点钱连本带利全部吞了进去，还把借来的钱赔进去一万多。过了不久，讨账的人就堵上门来了。其中就有二嫂。妹夫拿不出钱来还，二嫂说：“那可是我们母女活命的钱哪！”二嫂来讨了几次看没有希望，找到了父亲，父亲问她妹夫欠她多少钱，二嫂说两千，父亲替妹夫把钱还了。这一还不要紧，要账的纷纷追到父亲家里来了。父亲平生最要强，宁可丢了性命，也不能丢掉做人的尊严。他把给弟弟攒的那点钱全部拿出来替妹夫还了账。 这最后的一击把父亲打倒了，他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出来。折磨着父亲的不仅是病痛和家里的困难，他还在忍受着另一种精神折磨。 得到父亲住院的消息，我又一次回到江西，想尽可能多尽一点义务，帮他分担一些责任。家里的事有弟媳妇和妹妹料理，他们不让我操心，让我尽可能多陪父亲说说话，因为他们说什么父亲也听不进去。我每天坐在病床边，看着父亲精神好的时候，就和他聊聊天。父亲很愿意听我说话，不断地问这问那，从国内外新闻到最新的科技发明他都感兴趣。有一次谈到改革，父亲突然问我：“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修了？” 让我回答这个问题真是太难太难了。它的难度不在于要说一大堆高深的理论，而在于这个问题已经在父亲的心里存了很久了，这是他的精神支柱，我不能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把他这根支柱碰倒。于是我坚定地说：“没有！您放心吧，不会的。” 父亲摇了摇头说：“我看是修了。”没等我答话，父亲又问：“你说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么？” “是，不过现在工人阶级的概念扩大了，比如说，知识分子也算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我就不同意这个说法，知识分子又不干活，他们算什么工人阶级？还有，扩大也不能把什么人都扩大进来，那些包工头、私人老板，过去不就是知本家么？怎么把他们也拉进党里来了？这还是共产党么？” 看来父亲考虑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父亲的问题我无法招架，只好转移他的注意力。看他精神还好，我说：“今天天气不错，出去走走吧？” 父亲很高兴，说：“走走就走走，好几天没出去了，憋得我够呛！” 我把拐杖递给父亲，父亲说：“不用，我从来不用那玩意。” 医院在家属区边上，出了门就是一片丘陵，我陪着父亲绕过几个小山包，来到信江边，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江对面山坡上开满了映山红，在夕阳的照耀下，一片火红。远处不时地传来布谷鸟的叫声。 映山红也叫杜鹃花，布谷鸟也叫杜鹃鸟。传说古代蜀国有位皇帝叫杜宇，与他的皇后恩爱异常，后来遭奸人所害，凄惨地死去。他的灵魂化作一只杜鹃鸟，每日在皇后的花园中啼鸣哀嚎。它落下的泪珠是一滴滴红色的鲜血，染红了皇后园中美丽的花朵，所以后人给它起名叫杜鹃花。 那皇后听到杜鹃鸟的哀鸣，见到那殷红的鲜血，明白是丈夫灵魂所化。悲伤之下，日夜哀啼着“子归，子归”，终究郁郁而逝。她的灵魂化为火红的杜鹃花开满山野，与那杜鹃鸟相栖相伴。 父亲像个孩子似的，指着那些花对我说：“你看，多好看！” 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杜鹃啼血的典故，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对父亲说，咱们慢慢往回走吧？ 回去的路上，太阳已经落山了。一缕缕炊烟从那些起伏的山丘后面升了起来，视线逐渐变得有些朦胧不清了。父亲登上一座小山丘，从那里可以望见缓缓流动的江水，我提着手杖站在父亲身边，突然听见他大声说：“天地混沌，宇宙洪荒，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父亲一辈子不读书，扫盲学文化最多也就是看看报纸，念念毛主席语录，他脑子里哪来的这样的句子？但是我很快就猜到了，那一定是他跟着母亲上教堂听来的《圣经》里的句子。我问他：“您这是《圣经》里的话？” 父亲点点头说：“年轻的时候听神父讲道听来的，可惜那时候认不得几个字，记不住，你妈比我记性好，听了都能记住。” “您的记性也不错呀，这都多少年过去了，还能说出来！” 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你能帮我找一本《圣经》吗？” 这又是一个让我吃惊的问题。父亲解放以后就不再信天主教了，可是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要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上帝那里。 第二天，我从附近的教堂里找到了一本《圣经》，父亲说：“你给我念念。” 我问：“您最想听哪一段？” “随便，从头念吧。” 于是我打开《圣经》念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念完开头，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父亲背诵的句子确是《圣经》上的，只是翻译不同罢了。 父亲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脸上一副安详的表情。我以为他睡着了，就停了下来，父亲睁开眼睛说：“念呀！” 于是我又接着念了下去，父亲又闭上了眼睛，这一回他是真的睡着了，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是那样一个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的人，最后的时刻竟然是带着对人世绝望的心情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