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设计院工作了四年，我还想再深造一下，于1986年考上了京华设计研究院的研究生。一种重回故乡的亲切感油然涌上心头，这里是母亲的故乡，实际上我也一直把她当作我的故乡。我离开这里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一下火车，激动得跟什么似的，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记得一个大学同学，老爱用一塌糊涂这个词，他的词汇里最强烈的形容词就是一塌糊涂，比如说房子干净，就说这房子干净得一塌糊涂，我那会就是激动得一塌糊涂。这次考研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留在北京，那家研究院也同意要我，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临毕业的时候，妻子得了急性肾炎，一病三年卧床不起，我只好又乖乖地回了兰州。 三年以后，妻子能下床了，我又给那家研究院写了封信，问他们还要不要人，他们说位置还一直给我留着呢，于是我调回了北京。 我爱北京，可是我发现北京并不爱我。有一次坐出租车，我坐的这辆车的司机和另一辆出租车的司机发生了争执，司机下车和对方对骂了半天，回到车上还气哼哼的：“这帮顺怀密（顺义、怀柔、密云）的家伙，连他妈交通规则都不懂！”从那以后我知道了我还不算真正的北京人，是属于顺怀密的。我在单位里曾说过我是在衙门口长大的，一位老北京同事老是记不住，动不动就说我是门头沟的，我给他纠正了几次他还是这么说。门头沟是什么意思？是拉骆驼的和煤矿工人的代名词。我并不是耻于当拉骆驼的或者煤矿工人，而是觉得与其当门头沟拉骆驼的，还不如戈壁滩上拉骆驼的来得更正宗，因此后来就不大敢说自己是北京人了。更有甚者，有一次出差在机场误了机，机场方面安排我们住在顺义县城附近的一家宾馆，我想到了母亲老家了，怎么也应该去看看，于是打了一辆车直奔城里。按里程算，车费最多也就是10块钱，可是下了车司机硬是要五十，我说你们别这样，我也是顺义县人，司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我说是鲁各张庄的，司机说，那就给六十吧，气得我真想上去给他两拳。可是司机旁边还坐着一个壮汉，当时已是深夜，路上连个行人都没有，人家就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估计自己不是对手，也犯不着跟他们闹起来，于是掏出五十块钱扔给了他。下了车，我还听见司机在背后嘲弄我：“到底是哪的人呀？” 北京还有种种人事矛盾，种种其他烦恼，让我这个常年在外的“北京人”适应不了，可是这并不影响我对她的热爱。我就像一个单相思的情人，哪怕给再大的脸子看，我依然从心里爱着她。 我正沉浸在调回北京的喜悦之中，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说父亲病了，在南昌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一直治不好，想到北京来看看。接到信后，我心里咯噔地一下，这几年，先是因为读研，后是由于妻子的病，我已经六年没回去了。我赶紧给姐姐挂了长途电话，问了问父亲的病情，让她或二哥立刻把父亲送到北京来。 父亲得的是哮喘，这个病和潮湿有关，父亲曾到大哥那住过一段时间，西北气候干燥，一到大川就不喘了，可是回到江西还是照样。这次来北京也是这样，北京的冬春季节干燥程度和西北差不多，所以父亲到了北京也没怎么治就好了。他把抽了六十年的烟戒了，父亲真有毅力，戒烟的时候跟谁都没说，只是到了北京就没有再抽，以后也没有再抽。父亲病好之后，我想把他留在北京，可是父亲说什么也不留，他还是放心不下弟弟。我劝不动，就留他多住些日子，问他还想去哪里看看。父亲说，我哪都不想去，就是想看看人民大会堂里边是什么样。那时人民大会堂已经开放，可以参观了，可是不凑巧，偏偏父亲在的这段时间要维修，暂停开放。那些日子我天天往大会堂参观接待处打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能修好，可是直到父亲走的时候还没修好。父亲说：“看不到里边就再看看外边吧。”于是我陪着父亲去了天安门广场。 和父亲当年自己去的那次不一样，大会堂的警卫工作十分严密，根本到不了跟前，围栏离墙根最近的地方也有五十米，只能远远地站在围栏外面看。我陪着父亲绕着大会堂走了一圈，最后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跟前，七十七岁的父亲，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庄严地望着自己亲手刻下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再次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我为父亲拍了一张照片，我的照相技术一般，但是那张照片拍得还不错，那是父亲的最后一张照片。父亲去世后，我把它放大了，挂在家里的墙上。一看到父亲的照片我就想起著名画家罗中立的那幅油画《父亲》，那是一幅震撼人心的作品，画中那位父亲，脸上深深的皱纹里饱含着一个中国农民所受的辛酸和苦难，从那张脸上，我读出了憨厚、朴实、坚韧、承受、无奈还有许多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和画中的那位父亲相比，我的父亲和他有着一样多的皱纹，但是在父亲的皱纹里，还有和他不同的东西：智慧、自信和作为一个工人的自豪。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一看见父亲的照片，就想起他胸前的那一片伤疤和腿上那些数不清的筋疙瘩。 照完相，我问父亲还想不想看看其它建筑，父亲没反对，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当年的十大建筑有五项在长安街上，于是我们来到民族文化宫。父亲说民族文化宫不是他们建的，但是他进去看过关于西藏农奴制的展览。我问他还想不想再进去看看，他说看看外边就行了。忽然，他指着旁边一座建筑问我，那是什么？我说那是工商银行总行大楼。 父亲走到跟前看了看，说：“怎么一块石头、一根木头都没有？” 我说：“现在的建筑已经完全变了，不但没有一块石头、一根木头，连一个焊接点都没有，这座楼完全是组装的。” “组装的能结实么？怎么瞅着这么单薄呀？” “完全是钢架结构，应该比钢筋混凝土的还结实。” 父亲有点失落感，说：“这么说我这门手艺将来真的没用了？” 我说：“不会的，手工的工艺将来要比这些机械的自动化生产出来的东西更有价值。” “你不是安慰我吧？” “不是，是真的。” “造这么一栋楼得多少钱？” “人家不让说，是保密的，不过我听说是39亿，光安装费用就一个多亿。” “天哪，全国一个人平均摊好几块钱，他们能挣来这么多钱么？” 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于是支吾着带父亲又去了军事博物馆。 父亲临走的时候告诉我，那一万块钱攒得差不多了，再有个一年半载就齐了，等攒齐了就让姐姐把钱寄过来，放在我这里保存。我听了非常高兴，谁知那一万块钱后来竟变得毫无意义了，和一千块一百块没有太大的差别，最多够一个三口之家生活一两年的。那天父亲非常高兴，他说：“我这辈子苦没少吃，可是总算把你们都带出来了，看见你们都生活得挺好，我就放心了。这回我可以安心地去见你妈了。” 说句不孝的话，父亲如果真在那个时候走了，他的一生是圆满的，幸福的，可是他偏偏又在世上滞留了几年，那几年几乎把他的心都揉碎了。 危机早已经埋下了。早在八十年代后期，铜矿工程就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时101冶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那个人就是一公司经理梁晓川。他很早就提出了向民用建筑进军的口号。可惜他只是一公司的经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大公司领导的重视，他在大会小会上呼吁，没有人理他，这样一个庞大的冶金建筑公司要转型搞民用建筑，在大多数人眼里看来不可能。梁晓川孤掌难鸣，只好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铜矿工程结束之前，他已经悄悄地在樟树、厦门和深圳联系了几项工程，尽管都不大，但是一项工程养活一个工程队是没问题的。与此同时，他在一公司加强了成本管理和效益核算，提倡人人有成本意识。要转型还需要设备和人才的更新，这两条没有大公司的支持很难做到，但是他利用政策所能给他的权利，悄悄地引进了一些民用建筑所需的特殊人才。在101冶，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力资源管理概念的，那时人们还在用人事管理这个词；在整个领导层的意识还停留在行政化管理阶段的时候，他已经读了波特、科特勒等不少现代管理大师的经典著作。在他的努力下，一公司比别的公司晚垮了一段时间。当别的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来的时候，一公司的工人还有活干。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一公司最终也没有能够抵挡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被彻底肢解瘫痪了。 整个101冶发不出工资来了。价值几个亿的重型设备闲置在那里，任凭风吹日晒雨淋，没有一个人有心思去碰碰它们。人们走在路上都是无精打采的，打个招呼就是，你们那怎么样？回答是，还用问吗？为了省点电钱，晚上几乎家家都不开灯，家属区一片漆黑，从各家的窗户里，传出一片长吁短叹之声。俱乐部里连一个打牌下棋的人都没有了。各公司的书记、经理们都在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些年我们忙了些什么？早干什么去了？这时候，人们想起了梁晓川，他早就看到了，他一直在呼吁，可是当初我们为什么听不见？为什么不支持他？人们还想起了另外一个人——杨怀恩，他现在是公司经理，他应该对目前的局面负责，可是他这些年做了些什么？ 杨怀恩当了一段人事处长之后，又当上了大公司副经理，本来是要提拔他担任副书记的，但是他自己坚决要求当副经理，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党委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开始他只是管人事和行政后勤的副经理，后来慢慢地就插手到了工程上。杨怀恩是个聪明人，干了几年之后，对建筑也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而且他历来善于揣摩中央和上级的意图，改革开放，什么词最时髦、最激进，总是最先从他嘴里说出来，一点不像他这个年龄的人，于是最终占据了一把手的位置。可是，无论是建筑学还是管理学都是科学，光靠权术和手腕是玩不转的，101冶最终就毁在了像他这样的一批干部手里。 冶金部已经撤消了，101冶现在归有色总共公司管，称为101建，但是习惯上人们还称它为101冶。后来有色总公司也撤销了，又归到一个大集团公司，由集团公司代管。101冶瘫痪以后，总公司来人对干部作了一次考察，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任命梁晓川为大公司经理；这次民意测验对杨怀恩的反映很不好，本来是准备换人的，但是在宣布的前一天晚上决定又变了，杨怀恩改任党委书记。对101冶遇到的困难，总公司要求自己消化，自己解决，因为国家不可能把这一万多人养起来。 梁晓川受命于危难之际，还想力挽狂澜，使101冶这头巨兽起死回生。梁晓川和杨怀恩召开了党委、经理联合办公扩大会，梁晓川在会上作了一个主题发言，根据目前的形势，提出各公司先化整为零，各自派出小分队去找活，能找到多少算多少，先解决一部分职工的上岗和生活问题。但是，101冶还不能散，大兵团作战是101冶的优势，分散只是权宜之计，只是探索出路，获取经验，为集中做准备。为此，大公司打算先在一公司进行改革试点，因为一公司已经率先进入了民用建筑市场，取得了一点经验，可以去竞争更大的项目。但是在进入市场之前要对现有队伍进行一番改造，让一部分老弱病残职工暂时下岗，以保证有充分的竞争力。在一公司试点的基础上，各公司也要做好收回来联合作战的准备。这个发言简短明了，既有目前的应急措施，也有长远的考虑，应该说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大家又就一些细节问题展开了讨论。正在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工人们已经憋了很久的情绪爆发了。一万多名工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公司办公楼跟前，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干活！” “打倒杨怀恩！” “杨怀恩从101冶滚出去！” 工人们早就知道总公司来人了，一直在等待着总公司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结果总公司工作组宣布了领导班子就撤走了，没有一条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而且，把公司搞成这个样，杨怀恩居然还在台上，工人们实在气不过，于是矛盾爆发了。杨怀恩还算老练，很快就让人把广播站的线路拉到了现场，拿起麦克风对着工人们说道：“工人同志们，我代表……” 杨怀恩刚一说话，底下立刻响起了口号声： “打倒杨怀恩！” “杨怀恩从101冶滚出去！” 后来，不知是在谁的带动下，口号声汇成了六个字： “杨怀恩，快滚蛋！” “杨怀恩，快滚蛋！” 一句接一句的口号把杨怀恩弄得很狼狈，他说不下去了，把麦克风递给了梁晓川。梁晓川接过麦克风说道：“工人同志们，我的师傅、叔叔大爷、兄弟姐妹们，我首先代表党委和我本人，给大家道歉，说一声对不起，101冶陷入今天这种局面，党委、我本人和各级主要领导都要负责，我是公司经理，要负主要责任……” 梁晓川的话让工人们的情绪稍稍平息了一些，他刚刚当上经理，大家都知道责任不是他的，但是他能主动承担责任，给工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群渐渐安静下来，梁晓川接着说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搞成今天这种局面，我感到很痛心，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党和人民，我们是历史的罪人，大家对我们的任何批评和责骂都是对的，我们都无条件接受！” 梁晓川的话使很多人受到了感动，工人们不是不讲道理的，他们也知道领导难，在这种时候，只要有一句暖人心的话大家就能理解，人群里有人给梁晓川鼓起掌来。 “……但是，要纠正错误，要恢复元气，也要有一个过程，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公司正在讨论改革方案，我们也想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扭转乾坤，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大家一天拿不到工资，我一天不拿工资，大家能拿到百分之多少，我就拿百分之多少，我把我的生命和党籍押在这里，如果我不顾大家，以权谋私，不能带领大家走出困境，大家可以把我清除出党，可以罢我的官，撤我的职，直至把我送上法庭！” 梁晓川的话感动了工人们，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如果梁晓川一直掌握局面，这场危机有可能就此化解，可是这时杨怀恩又把话筒接了过来；“刚才梁经理已经表了态，作为党委书记，我和他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也可以同样把我的党籍和生命压上去……” 他一讲话，人群里立刻哄了起来：“噢——！噢——！滚下去！” “滚下去！” “打倒杨怀恩！” 杨怀恩这些年在工人里名声很不好，他自己住着一套房子，还养了一个情人，给情人也弄了一套，他还把在老家的前妻也接来了，既不是本单位职工也没有家属名分，也白白地占着一套房子。在老家的四个孩子全部安排在了101冶，而且各个都占据着一个肥缺。他说这种话，根本没人信，同时也把梁晓川讲话的效果大大地冲淡了，梁晓川重新接过话筒，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虽然他刚才的话打动了一部分人，但是除了一公司外，其他公司的工人们并不了解他，也不信任他。人群里有人问道： “梁经理，别光说那些空的，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工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活干？” 梁晓川道：“这个我一时说不好……” “说不好你在那瞎咧咧什么？下去！” “就是，我们要实的，别拿那些空话糊弄我们！”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干活！” 人群重新陷入了混乱，杨怀恩见局面已无法控制，抢过话筒说道：“同志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现在党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我希望党团员同志，各级干部，先带头退出这场事端，同时，我也警告那些蓄意闹事的人，这样闹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们不想下岗，不想受人利用，请赶快离开这里！请赶快离开这里……” 杨怀恩的话一下子把工人们激怒了，工人们当即就分成几路，把浙赣铁路和两条公路主干线堵塞了。 事情惊动了总公司和省委，省委采取了紧急措施，派出武警强行将铁路线疏通了。为了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没有对堵塞公路的工人采取强制措施。101冶党委组织各级干部分头到现场做工作，动员工人们回家。杨怀恩命令各单位组织职工到岗学习中央有关改革开放的文件，对到岗学习的人进行登记考勤，并放出风来说，先到岗参加学习的人将来优先安排上岗，对始终不到岗的将来不予安排工作。堵塞公路的职工开始动摇了，一部分人回到了学习岗位，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怕，不管怎么处理，反正豁出去了。那些退休的老工人们，考虑到年轻人的前途，把不到退休年龄的人全部撵走了：“你们走，你们还要上岗呢，不要让他们抓住把柄！这里有我们，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杨怀恩把在职的职工全部召集走了。各单位参加学习的人数几乎一个不少，但是对那些退休工人却没办法。一千多名退休职工从家里拿来了小板凳和干粮，坐在公路上一动不动。夏日的骄阳火一样烤灼着他们，中午时分，有几个人晕倒在公路上，被送进了医院，但是余下的人依然不肯撤离。梁晓川急忙调集人马，给他们送去了遮阳伞和矿泉水，老工人们坚持了三天三夜，每天都有人晕倒，被送往医院，但他们仍然没有撤走的意思。负责疏通工作的武警和公安部门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在限期时间内不离开，将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到了最后时间，却没有一个人下得了手，坐在他们面前的都是些白发苍苍的老工人，和自己的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前来给他们送水送饭的，几乎都是孩子，有的戴着红领巾，有的还没到上学的年龄，他们把食品和饮料放在爷爷、姥爷身边，用湿毛巾擦去爷爷、姥爷脸上的汗水，然后就静悄悄地坐在他们身边陪着，一声不吭。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不忍目睹这样的场面，一个个流出了眼泪。他们哪里忍心下手！ 父亲是极少数没有参加这次行动的老工人之一。他不但没有参加，反而天天到现场去劝说工友们回家。没有人动员他这样做，是他自己主动去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老工人，应该有这样的觉悟。父亲不善言谈，不会讲那些大道理，于是就把他知道的那些大道理和小道理混在一起谈：“大家别这样啊，别把身子累坏了呀，真气个好歹的，不是让儿女糟心嘛！国家有困难是暂时的，咱们一家一户过日子还有过不下去的时候呢，这么大国家得有多少难处呀？咱们不能和党过不去，是党救了咱们工人阶级呀！”父亲一边说，一边流汗。一方面是因为热，一方面是急的。他是真的从心里着急，一是担心这些工友们的身体，二是为国家着急。其他公司的工人们不认识父亲，冷言冷语地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谁派你来的？” “没事回家歇着去，操这份闲心干吗？” 一公司的老工人没有一个不认识父亲的，他们拉着父亲坐下来，反过来劝他别着急，别管这事。一公司带头的是姑父和赵叔。姑父是过不下去了，他全指望那点退休金养家呢，赵叔是气不过：“咱也不是诚心和他们闹，谁不知道国家有困难？发不出工资来也有个说法，可是你听杨怀恩说的那叫人话吗？” 父亲还想劝他们，但是周围反过来劝他的声音远比他的声音大得多，于是父亲只好陪着他们坐着。等大家都不说了，他还要说，但是已经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了，只是不停地说：“回去吧，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 在杨怀恩组织学习的这几天，梁晓川一直在跑贷款，希望能给工人们先发一点工资。可是没有担保没有抵押，那一家银行都不给贷，最后在省委协调下，由工商银行省分行给了一笔贷款，给退休工人们补齐了退休金，其他工人发了一个月的工资，才算把事态平息下去。这次补发以后，有两年多的时间，退休工人们一直没有拿到退休金，只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发一点过节费。那时公司已经化整为零了，干部们也都跟着各个小分队下去了，找人都没处找去。后来退休金仍然不能按时发放，经常是几个月甚至一年多才能拿到一次，数量也不保证，拖欠的很多，一直没有补齐，直到很多年以后才拿到，等他们把全部补发的退休工资拿到手的时候，那些工资已经值不了几个钱了，而且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一公司的改革试点开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了志强和我姐姐。志强现在是公司经理，姐姐担任了党委书记。根据大公司的意图，他们拿出了一个优化组合方案，决定让三分之一的工人下岗，同时从社会上及新分配的大中专学生中招募一批有专长的技术干部。关于让什么样的人下岗，制订了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是：有病的，身体不好的，技术差的，平时工作不积极的，和同事搞不好团结不好合作的，年龄偏大的。同等条件下女的先下，同性的年龄大的先下，双职工的允许保留一个在岗。为了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和预制件厂，同时号召下岗的工人投亲靠友、自找门路，开辟多种再就业渠道。公司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杨怀恩和梁晓川亲自到会讲话，杨怀恩做了一个很长的动员报告，但是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工人们要看有哪些实际措施，这些措施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从字面上看，改革的方案考虑得很周到，但是很多东西是没法落实的。特别是再就业渠道，听起来不少，能落实的不多，劳动服务公司成立起来干什么？蒸点馒头、腌点咸菜能卖几个钱？作为一家一户的谋生手段还差不多，这么多职工安排进去哪能养活得了。搅拌站和预制厂就更是空的了，拿不到工程项目，连工都开不了，谁需要你的混凝土和预制件？所以，对下岗职工的安置等于是安慰，不解决任何问题。 各队的下岗名单一公布，公司里立刻炸了营，工人们哭着、喊着、闹着跑到公司来，包围了姐姐和志强。其中确有一些处理得不妥当的，姐姐和志强一一作了纠正，但是对多数人只能做说服工作。开始我们家只有弟弟一人下岗，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有人向姐姐提出，你们家那么多双职工为什么只下一个？也有人向志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作为公司的主要领导，他们不能让工人们失望，于是姐夫和心芬也进入了下岗名单。自从结婚以后，姐夫对姐姐是言听计从，从未说过半个不字，可是这次他对姐姐发了火：“人家当官都给自己家办事，你可倒好，先让自家人下岗。你当你的官，我也没指望过你什么，可是你凭什么让我下岗？我是技术不好还是表现不好？你定的那些原则我沾了哪一条？你对别的人都有个说法，今天你也得给我一个说法！” 姐姐陪着笑脸说：“我知道让你下岗有点冤枉，就算是配合我工作吧！” “我不是有点冤枉，我冤枉大了，把一公司所有的木工找来，和我比一比，那一个敢说技术比我好？你们不是搞优化组合吗？怎么倒把技术最好的优化掉了？” “我知道，我知道，这些还用你说吗……” 姐姐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做姐夫的工作，总算勉强把他说通了。可是紧接着又有人提出了二哥也是双职工，也应该下岗。二哥的确是双职工，但是二嫂不在一公司，在一公司不是双职工。姐姐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不能由着别人欺负，把意见顶了回去：“我已经让我丈夫下岗了，你们还要怎么样？难道还要把我们一家子下光了不成？”工人们正在气头上，这种情况下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正愁找不到闹事的理由，于是有人把姐姐告到了大公司，说她利用职权袒护自己的弟弟。杨怀恩接到信后心花怒放，他对我们这一家人始终耿耿于怀，尤其是二哥，几次羞辱他让他下不了台，这口气他一直没出来。他把信批给了纪委，要求纪委立刻派出工作组，为一公司的改革试点保驾护航，严查改革中的不正之风。纪委按照杨怀恩的意图派了工作组来调查此事，姐姐正在为改革进行不下去而焦心，杨怀恩又来了这么一手，姐姐气不打一处来，把工作组撵了出去：“你们来干什么？是保驾护航还是来添乱？这里有违犯党纪国法的事需要调查吗？公司里那么多挪用公款、收贿受贿、贪污舞弊的案件你们一件也查不清，跑到这里来捣什么乱？还嫌矛盾不够复杂吗？我如果有什么违法违纪的行为，我自己会去投案，用不着你们来查，请你们给我出去！” 纪委的几个干部灰溜溜地走了，回去向杨怀恩一汇报，杨怀恩怒不可遏，“这还了得，连上级党委的话都敢不听了，我倒要看看这个鲁育荣想干什么！”于是，杨怀恩亲自带着工作组下来了。他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召开了职工大会，在全公司职工面前含沙射影地把姐姐批了一顿：“……我们共产党人做事历来讲究出以公心，目前的这场改革是关系到公司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任何人不得借改革的机会，为个人谋私利，为自己的亲属谋私利，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任何人想一手遮天都办不到！我知道，101冶是一支由子弟兵组成的单位，除了父一辈子一辈在这里工作，还亲连着亲、亲套着亲，有些人家族势力很大，七大姑八大姨扯起来可以成排成连，但是我不怕，我今天来就是给大家主持公道来了，大家有什么不敢说的话都可以对工作组说，工作组为你们做主！” 杨怀恩这么一讲，第二天果真有很多人来告状，但都不是告姐姐的，而是为自己的事而争，那些来找的无非是要把别人咬下来，自己上去，姐姐和志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把大部分矛盾平息下去了，但是杨怀恩一来，风云又起，前边所有的决定都推翻了，从头再来。姐姐已经没法工作下去了，怎么改只好由工作组看着办了。 梁晓川对于杨怀恩不和他打招呼擅自插手一公司的改革十分恼火，根据他多年来对杨怀恩的了解，他一下去准没好事，这场改革，本来成功的把握就不大，他再这么一搅合，非流产不可。梁晓川向上级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上面能干预一下，可是这是在杨怀恩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上面也不好干预，梁晓川只好也来到了一公司，打算相机行事，最大限度地排除这股阻力。 看见梁晓川下来了，姐姐急了，她把梁晓川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问他：“你来干什么？” “我来帮你一把呀！我不能眼看着让他们把一公司的改革搅荒了。” “现在已经搅荒了，你来趟这个浑水干吗？别说你来，就是中央派人来也没用了。你来得到的只能是两个评价，一是刚上来就和党委分庭抗礼，闹不团结；另一个评价是来帮你的老情人来了。” “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别人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我必须尽到我的职责！” “不行，你必须马上离开一公司！” “我既然来了，也不能就这么走呀！你去忙你的吧，别管我了，我会注意保护自己的。”说完，梁晓川到会议室去了。 杨怀恩正在召开一个座谈会，看见梁晓川进来了，心里感到十分吃惊，但是表面上依然不动声色，冲梁晓川点了点头，说：“大家看看，大公司对你们一公司的改革多重视，连梁经理都亲自来了。好，下面先请梁经理给大家讲话。” 梁晓川站起来说道：“我来主要是听，看，改革要靠大家，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我没什么可说的，大家接着谈。” 杨怀恩道：“那好，咱们的座谈会接着开，刚才那位同志，接着说！” “……” 梁晓川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一公司的经理办主任张克信进来找他，悄悄地附在他耳朵上说：“刚接到大公司打来的电话，总公司让您立刻赶到北京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会议是在明天早晨召开，大公司经理办怕赶不上末班飞机，让我们这边派车立刻送您去南昌机场。” 梁晓川一听，急忙走过去和杨怀恩打了个招呼，就悄悄地跟着张克信出去了。车已经停在一公司办公的院子里，梁晓川看了看手表，时间是很紧张了，想回去换换衣服都来不及了，于是对张克信说：“麻烦你通知我家里一声。” 张克信道：“我已经安排好了。”说完，打开了车门。 “还有，我身上带的钱也不够。” 张克信举着手里的一个信封说：“差旅费我也准备好了。” 梁晓川上了车，张克信紧跟着从右边车门也上来了。 “有司机送就行了，你不必去了。” “我刚好也要到北京出差，就搭您的车了。” 梁晓川也没有多想，一路上和张克信聊着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南昌。可是当天的飞机票已经没有了。梁晓川急得火烧火燎的，当即就要让司机把车开到北京去。张可信道：“您先别着急，我去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不一会，张克信回来了，说：“报告您一个好消息，北京那边又来电话了，说考虑到一些单位路途太远，怕人到不齐，会议推迟到后天了。” 梁晓川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二天，他们飞到了北京，张克信把梁晓川送到了国宜宾馆，开了一个房间。梁晓川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会议也不安排人接待一下呀？” “可能是因为开会的人少吧。” 于是，两个人进了房间。梁晓川对张克信道：“你去忙你的事吧，一会我自己和办会的同志联系。” “我没别的事，我的事情就是陪您。” “那你怎么跟我撒谎？是谁让你来的？我这个人从来不用秘书的！” 张克信笑着说道：“是鲁书记让我来的。大公司根本没有会议通知，鲁书记是不愿意让您去趟一公司的浑水，所以才编了个谎，让您离开那里。” “简直是胡闹！这么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公司呢？马上去给我买机票，立刻回江西！” “鲁书记有一封信给您，您先看看再说吧。”说着，张克信把一封信交给了梁晓川。信是这样写的： 晓川： 是我让张克信这样做的。一公司的事情已成定局，你改变不了结果。因此，你必须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你刚上任，不能陷入这种无谓的斗争中。全公司一万多职工都在期待着你，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保护你，也是在保护101冶全体职工的利益。冷静下来！在北京有什么事抓紧办办，如果没事，也别急着回来，直到你冷静下来。切切！ 育荣 姐姐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梁晓川不能不认真考虑她的意见了，他留了下来。 杨怀恩下来之后就后悔了，过去他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不知道下边的矛盾已经积累到这种程度，但是既然已经插手，他就得搞下去，不能让姐姐和其他下级看了笑话。他强行把二哥列入了下岗名单。二嫂所在的二公司已经化整为零走得差不多了，有的是上百人一起走的，有的是十个八个搭伙走的，也有自己一个人出去打工的，二嫂是话务员，没什么技术专长，被剩下了。这样，二哥一家两个人都下岗了。不巧的是，在运输公司的妹夫也剩在了家里没出去，等于是下岗了。出去找活干的职工和那些小分队，自己能挣到工资，剩下的职工一律没人管，只有子弟学校等几个特殊单位发半工资。妹夫就靠妹妹那点工资养着。父亲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他奋斗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让孩子们都能过上好日子，他费尽心血一个一个把他们安排好了，可是突然一场风暴，把他所有的安排都打乱了，一家子一下子出现了五个下岗的，两个小家庭失去了生活来源，外地的两个还不知怎么样，父亲实在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他又一次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父亲住院后，弟弟妹妹两家忙着给父亲做饭送饭，姐姐一面忙着改革一面挨整，还要牵挂着父亲的病，谁也没去注意二哥。二哥这时做出了一个极不理智的决定，他要杀杨怀恩。是杨怀恩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激怒了他，他不能允许杨怀恩这样侮辱姐姐，从那天起，他就动了杀机。老子说：圣人将动，必有愚色。普通人在做一件重大事情的时候也会想办法掩饰自己。二哥那几天变得十分反常，平时他老是和二嫂争争吵吵，一天不吵架好像就不舒服。可是那几天他却变得非常乖巧，天天守在家里给二嫂做饭，二嫂说什么他答应什么，饭做得不好，重做；衣服洗得不净，重洗。二嫂以为他是因为下岗不挣钱了才变得这么老实了，也没有在意。姐姐最怕二哥在这个时候又去打人闹事，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采取过激行动，二哥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放心吧姐，我坚决支持你的工作，你说不让干的事我坚决不干！可是，私下里他却怀着一种恶狠狠的心情在悄悄地做着准备。他有一把藏刀，大约有七八寸长，和军用匕首差不多，已经开了刃。那几天，他没事就把那把藏刀拿出来磨，磨得闪闪发光，锋利无比。他还找了一位在部队上当过侦察兵的哥们，问他军用匕首怎么用，人体什么部位是要害部位，能一刀毙命，那个哥们告诉他，锁骨内靠近脖颈的地方是最要命的，能一刀毙命，并且教了他几招动作要领。他一边练习那些动作要领，一边侦查杨怀恩的行动规律，他发现杨怀恩晚上经常一个人待在办公室，这是一个极好的下手机会。一天吃过晚饭，二哥洗了碗，把屋子收拾干净，看见小倩在那里做作业，便走了过去，摸着她的头说：“好好念书，将来好考大学，别跟你爸爸似的，当一辈子工人，一辈子受人欺负。” 这些话嘱咐了不是一次两次了，小倩早烦了，说：“知道了！” “知道什么你知道，我告诉你，这辈子干什么也别当工人！”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爷爷不是工人？你不是工人？咱们一家子有几个不是工人？为什么我就不能当工人？” “臭丫头，说你还不听，以后你就知道了。” 二嫂在一旁说道：“从来也没见你关心过孩子的学习，今天日头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二哥什么也没说，转身到里屋把那把藏刀别在了腰里。出来以后对二嫂说：“我出去打一会牌，晚上可能不回来，别等我。” “你敢不回来！” 二哥冲二嫂笑了笑，趁势把她抱过来亲了一口，二嫂很不好意思，说：“去！老没正经，小心让孩子看见！” 二哥走近机关楼，刚好杨怀恩办公室的灯亮了起来，于是便走了进去。传达室值班的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杨书记找我谈话。值班员挥了挥手让他进去了。 杨怀恩的办公室在四楼，门没有锁。二哥推门走了进去。杨怀恩一看见二哥就知道事情不好，慌慌张张地问道：“你来干什么？” 杨怀恩在办公桌后面，二哥不好下手，便笑嘻嘻地说道：“我来找你算账。”说着，便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那把匕首在他的袖子里。杨怀恩知道他来者不善，警惕性很高：“我这里还有事，有话明天再说好不好？” “不好！我就要现在说。” 杨怀恩无奈地说道：“那好，你说吧。” “我要你给我说清楚，你凭什么叫我下岗？” “小鲁同志，你不要激动，下岗是一公司党委集体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要找你也不该来找我。” “胡说！你来之前下岗的名单里根本没有我，就是你捣的鬼！今天你必须给我说清楚。否则我立刻杀了你！” “小鲁同志，你冷静点，冷静点，如果下错了，我还可以让他们纠正嘛！” 二哥并非不冷静，他是想激怒杨怀恩，让他站起来，走出来，可是杨怀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隔着桌子，二哥仍然不好下手，他必须得想办法把他调动起来，于是说：“能不能给我口水喝？” 杨怀恩一见事情有转机，立刻拿起一个纸杯，殷勤地走到墙角去给他倒水，二哥蹭地站了起来，举起刀冲着他的背影扑了过去。杨怀恩听见背后有动静，猛地转过身来，二哥举刀正朝他刺过来，杨怀恩本能地抬手挡了一下，这一刀刺在了胳膊上。杨怀恩慌了，撒腿就跑，边跑边喊：“不好啦，杀人啦！” 杨怀恩还没跑到门口，便被二哥从后面揪住了脖领，一抬脚把他撂倒在地上。二哥蹲下去刚要刺，只见梁晓川冲了进来。梁晓川的办公室在杨怀恩隔壁，他也有晚上待在办公司的习惯，二哥侦查的时候大概没有注意。听见喊声，梁晓川跑了过来，看见二哥手里拿着藏刀，急忙冲上去把他推到了一边，二哥一个趔趄摔倒在地，爬起来刚刚站稳，杨怀恩也从地上爬了起来，和二哥站了个面对面，二哥举起藏刀照着杨怀恩的脖颈刺去，梁晓川来不及拦他，一把将杨怀恩推开了。身体的惯性力把他自己送到了二哥面前，这一刀正好刺在他的锁骨内侧，也就是那个侦察兵说的要命的地方。大概是刺断了脖子上的动脉，鲜血像高压水龙头一样喷了出来。 杨怀恩趁机跑了。 梁晓川倒在了血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