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跟父亲回老家，是在1961年的春节。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20年间，家乡的变化并不大。伯父还住在父亲留给他的那几间老房子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按人口虽然分到了十来亩地，但还是靠天吃饭，农民指望种庄稼是富不起来的。 我们村白山头这个名字没有白起，整座山包下面都是石灰石，那是文革后期发现的。大概因为储藏量太小，不具备工业开采价值，所以都是一家一户地在开采。开始的时候，上面还不断来人干涉，抓了几个人，批斗了几个，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胆小的就吓回去了，胆大的不管那些，继续挖。文革结束以后就没人管了，办个执照就可以来挖。村后的公路上拖拉机、三马子从早到晚不停地响，搅得满天都是白色灰尘。短短几年的时间，半个山坡都被削掉了。好在开采是在后山开始的，村子里的住宅没有受到影响。附近不少人家靠开采石灰石挣到了钱，富了起来。但是白山头的人胆子太小，比别人慢了一步，相反，倒是外村的人靠这座山头发了财。育禾哥也办了个执照，但是他动手晚了，没赚到什么钱。白景云的儿子白志家动手早，发了点财，新近又组织了一个包工队，承揽县里的工程。 育禾已经结婚了，儿子都七八岁了，叫化民。白山头的人虽然没发大财，但总的来说比过去好多了，村里多数人家都比过去好过了。 白景云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后来得了病，保外就医，死在了家里。 白志家请我们父子吃了一顿饭。他从县城买了不少螃蟹、大虾和活鱼，还有海参、鱿鱼等海产品，看样子花了不少钱，但是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肚子，还吃不惯这些东西，桌子上的扣肘子、炖鸡块差不多都吃光了，那些鱼虾、海鲜几乎全部剩在了那里。白婶还不显老，屋里地里的活都能干，说起当年的事情，白婶依然不忘旧情，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听说母亲已经去世了，白婶又跟着掉了一阵眼泪。 县里办起了阿胶加工厂，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生产阿胶的作坊，到处都是。还有一个玫瑰酒厂。据说一家搞化妆品的外国公司准备收购，然后改建成化妆品加工厂，以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着伯父和父亲到黄河边去散步。黄河上正在修建一座新桥，桥建好之后，从河阴到东阿就不用再从济南绕了。 父亲带着我给奶奶上了坟，之后，又带我到沈老爷的坟上看了看。由于多年无人照管，坟头埋没在一片荒草丛中，几乎找不见了。 父亲给沈老爷烧了纸，磕了头，我知道他这是代母亲做的。父亲让我也给沈老爷磕个头，我说，我不磕。父亲问为什么，我说，他对我妈不好。父亲见我不愿意，也没有强迫我。父亲让我帮他挖出当年他埋在地下的那块石碑。挖了一会，石碑的一角露了出来，父亲问我，现在能不能把它立到地面上？我说，最好还是埋在地下，免得惹麻烦。父亲嘱咐我说：“记住这个地方，将来我不在了，万一沈家的人来找，你好带他们来。”我点了点头，答应了。 父亲在老家住了二十天还没住够。他很小的时候就和伯父分手了，后来总共也没在一起待几天，但是那种血脉相连的亲情是割不断的，两个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还有那些多年不见的本族的、村里的乡亲，也都格外地热情，东家请了西家请，除了早餐，我们几乎没在伯父家吃过饭。山东人待客的那种热情世上少有。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富足一点了，乡亲们都想表示一点心意。白志家还想再请我们吃顿饭，可是已经排不上了。临走的那天，他非要叫我们过去不可，可是伯父这边已经把送行的饺子都包好了，白志家过来把两盖帘饺子全端走了，硬是把伯父一家和我们父子拉到他家去了。 吃过饭，白志家找了一辆小轿车，一直把父亲和我送到济南火车站。到了车站，白志家从后备箱里提出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包裹，都是送给我们的。乡亲们已经送了很多土特产，我们无论如何也拿不了这么多东西，白志家说：“能拿了，我找人送咱们进站。”不一会，一个穿铁路制服的小伙子走了过来，手里还推着一辆行李车。白志家一直把我们送上车，等车开得互相看不见了才离开站台。 拿了人家这么多东西，父亲和我心里都很不安。父亲说，人家这都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我说，我知道。我以后想办法还他这份情吧。 我一直把父亲送到江西。 到了江西，我看到的是和大西北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这里的地形和我的老家很像，也是丘陵地带。土质是红色的，植被很茂盛，除了动过土盖了房子的地方**出一片片红土，几乎全是绿色。一到春天，火红的杜鹃花开遍了山山岭岭，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我们到达的时候，杜鹃花早已经谢了。路边有一种不知名的小黄花，叶茎很长，很柔软，被一朵朵花蕾坠得立不住，弯成了一个个圆弧，组成了一片非常好看的图案，看上去就像千万支姑娘们带的发卡插在了那里。生活区就在信江边上，江上还没有桥，只有一座浮桥，是用铁链子拴起来的数十条船组成的，上面搭上木板就可以走人了。据说这座浮桥还是一位国民党著名将领在解放前捐资修建的，因为这里是他的老家。信江边上，有工人们刚搭起来的一排排活动板房，墙壁一律刷成了淡蓝色，为了减少日照的热量，屋顶都是白的。蓝天、白云、绿草、缓缓流动的江水、水面上的浮桥，再加上那些颜色清爽、童话屋般的活动板房，真是一片诗情画意。 如果你仅仅是看这么一眼，那真是进入了人间仙境。但是如果让你生活在这里，可就是另一番滋味了。这里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比长江四大火炉还要热，夏季里持续高温的时间要比四大火炉长得多。我一下火车，暴热的天气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不仅头上脸上都是汗，连腿上都出汗，裤子一下子粘在了腿上，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姐姐和姐夫把我们接到了她家里。姐姐住的是竹笆房，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房子里。一栋房十几间，两头各有一个洗澡间，一边是男的，一边是女的，洗澡很方便，不用烧水，直接扭开水龙头就冲，大约一个多小时的功夫，我到洗澡间冲了四次，父亲忍不住说了我一句：“这都立秋了，你至于的嘛！” 竹笆房是延续当年的干打垒精神建起来的。一栋房搭好了架子，绑上竹笆，外边糊上红泥，人就可以住进去了。由于架子也是竹竿的，柔韧性非常好，拿钥匙一开门，整栋房子都跟着晃。谁要是回来晚了，这栋房子家家都知道。如果碰上个心术不正的人，把墙上的泥巴一拨，再找根棍一捅，隔壁干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 这样的高温天气，工人们还要照常上班，不过作息时间改了，上午六点到十一点，下午四点到七点。看起来中午有五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是几乎一分钟也睡不成。刚到江西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瘦了，有的瘦了十多斤。 冬天的日子也不好过。到了一二月份梅雨季节，又潮又冷。这些享受惯了暖气和取暖炉的北方人，乍一没了取暖设施，冻得没处躲没处藏的。洗了衣服几天晾不干，晚上钻被窝的时候，被子都是湿漉漉的。 工人们极少抱怨这里气候不好，因为在工人们眼里，不能吃苦是一种耻辱。领导在这方面也很省心，用不着给工人们做什么工作，每天几毛钱的高温作业费就把他们打发了。 尽管条件这样艰苦，对于工人们来说，刚到江西的那几年还算得上是他们最好的一段日子。那几年几乎年年涨工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拿22级干部的工资，每月65块钱，但是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那些同学，普遍都涨到了四级工，相当于22级干部。可是我刚毕业不久就赶不上他们了，志强的工资已经涨到了六级，超过了大学毕业生的水平，每月还有一二十块钱的奖金。当然他那时也是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吃晚饭的时候，二哥、二嫂和弟弟妹妹全来了。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和姐姐年轻时差不多，长得虽然没姐姐那么漂亮，在家属区也算得上是个小美人了，远远地走过来，我几乎不认识了。太阳刚刚下山，姐夫就把桌子摆在了门外。一家三代十一口人又在一起聚齐了，流着汗吃着饭，热热闹闹好一幅天伦之乐图。可惜还差了大哥一家。父亲有点闷闷不乐，我们都知道他在想什么，谁也不敢提大哥一个字。好在姐姐的两个儿子一左一右坐在父亲两边，不停地问这问那，分散了父亲的注意力。二哥的女儿小倩才一岁多，刚会走，见了我们还有点认生，不大敢说话。 我来江西送父亲只是个幌子，主要任务是来相亲。其实也不用相，我刚到大川的时候就认识她，她家住在我家房后，每天出来进去我都能看见她。因此是名副其实的门当户对。她叫李心芬，比我大一岁，因为上学早，比我高两个年级，我在高地上学，她在县一中。那会志刚很喜欢她，经常给她写条子，让我和志强给她送。后来志刚出了事，对她打击很大，得了一场伤寒，差点没把命搭上。也许志刚不出事他们也成不了，但毕竟有这一层关系，因此我总觉得似乎是夺了志刚所爱。心芬不是长得特艳丽的那种姑娘，但是很文静，很耐看，如果把综合素质加起来打分，是高地我们这个年龄段里分数最高的。她还有个妹妹叫心芳，比她活跃，比她漂亮，她们俩是101冶的小伙子们人人都想摘取的一对姐妹花。因为她比我大，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之间会有什么，是我在一公司时的一位老领导给我写信让我和她见见面谈一谈，接到那封信后，我的心狂跳了半个小时，于是就注定了我和她的一生。 心芬是工农兵学员，我上大学时她已经毕业了，在大公司办的721工人大学当老师。这样根基的老师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可想而知。但是在那所不成样子的所谓大学里上过学的青年工人不少，其中很多是我的中小学同学，他们都叫她李老师，这些学生里有不少人从心里爱慕她，但是碍于师生身份开不了口，我回了一趟江西就把他们漂亮的女老师拐走了，这些同学十分气不过，几十年以后还在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娶了她！ 那年我二十六、她二十七，年龄都不小了，因此我一毕业就和她结了婚。那是1982年，弟弟也二十四了，父亲花了1500块钱买了两套家具，一套是给我的，另一套是留给弟弟的，打算等我一结完婚，就给弟弟娶媳妇。那时我的思想革命得一塌糊涂，二哥让他的哥们儿给我找了辆接新娘的小轿车，我说不要，就用自行车把我的新娘带回了家。不过也挺热闹的，姐夫、二哥、弟弟、妹妹，还有我那些中小学同学，以及姐夫和二哥的一群哥们儿、弟弟、妹妹的同学，心芬、心芳的同学，全都骑着自行车来陪我接新娘，一百多辆自行车排成了两行，一队在左，一队在右，护送着我们，沿着信江边的公路往家走，形成了一道前所未有的风景线，也成了我们对中国婚礼礼仪的一次创新性贡献。多少年以后回忆起来我都感到很得意。那天我没打算大请客，只准备了两桌酒席招待双方的亲属和几个特别要好的长辈，没想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而且都带来了贺礼或者份子钱，只好又在一家饭馆临时订座，搞得父亲和姐姐手忙脚乱。 我们结婚以后，我岳父又托人来说亲，想把心芳许给我弟弟，来个亲上加亲，父亲一口拒绝了。弟弟的情况，因为有父亲和姐夫护着，外人很少知道。我们也不愿意把弟弟的情况说出去，怕影响他娶媳妇，更怕砸了他的饭碗。因为我们几个做哥哥姐姐的还算争气，公司里很多人都以为弟弟一定也错不了，刚到江西的时候，队里让他做了团支部的组织委员，过了一年多，团委查下来，说他们这个支部一年多没交团费，父亲知道了以后，问他收的团费哪去了，他不吱声，父亲掀开他的褥子，团费都在褥子底下堆着呢，那些五分的钢镚和一毛两毛的毛票在褥子底下压了一大堆，连个名单和账都没有，父亲赶紧帮着他把这些钱整理到一起，交到了团委，居然有一百多块钱。在父亲的一再要求下，团委罢了弟弟的官。 到了江西以后，弟弟的情况一点没有好转，按年头该出徒了，自己要独立干活了，姐夫也就护不住他了，可是他根本没有独立干木工活的能力。起不来床，不爱上班的毛病也改不了，每天吃完早饭，父亲要一直盯着他走到干活的岗位才敢回家。慢慢地队里也知道了他的情况，都是父一辈子一辈过来的老熟人，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么混着。可是我岳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遭到父亲拒绝以后，觉得很没面子，背地里骂我父亲说：“这个老东西，好像我要沾他们家便宜似的。”后来心芬把弟弟的情况告诉了岳父，岳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芳后来嫁给了志强。 俗话说，淘小子，出好的。志强小时候淘气，参加工作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技术好，干活认真，而且真正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志刚被判了十五年，后来减刑减到了十年，我上大学以后才放出来，在一家煤矿当采煤工。这些年全靠志强帮着赵叔撑持，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现在他们六兄弟已经全部参加了工作，只剩了志洁一个正在上高中，学习很好，看来考大学是没问题了。我结婚晚是因为上大学，志强迟迟没有结婚却是为了他那些弟弟妹妹。恢复高考那年，志强没有和我一起考大学，因为那时他几个弟弟还都在下乡，他不敢走。后来他上了电大，学的也是土木工程。现在已经当上了工程队长。 姐姐也上了电大，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她带着两个孩子读完电大真不容易。毕业以后，她担任了公司党委副书记。刚刚改革开放，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轻人几乎人人都在学习，都在拿文凭。大哥拿到了电大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妹妹育苗也在读电大，外语专业。 妹妹是高考专家。之所以称为专家，是因为她连续参加了五次高考，每次离本科录取线都差五分。真是邪了。前两次是在甘肃考的，都是差五分，到了江西以后，录取线一下比甘肃高了一百多分，她还是差五分。她从小就学习好，但是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行，初中毕业时，为了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接了班，没有上高中。隔着锅台上炕，直接考大学。因为年年考，有经验，公司里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愿意和她在一起复习。她能猜出当年的作文题目出自哪个方向，能分析出题型会有哪些变化，能猜中时事政治会出哪些题，她的话往往八九不离十，每年和她一起考的同伴们，受益都很大，一个个考上大学走了，可她还是差五分。她是彻底被烤“煳”了。最后只好放弃了高考，上了电大。她接班时是钢筋工，后来因为高考出了名，被调到子弟学校当老师，也许是她的名字暗示了她的命运，后来她一直在子弟学校当老师。 到了江西不久，梁晓川被任命为一公司经理。当时他只有三十五岁，和当年马国栋任总工时的年龄一样大。梁晓川的办公室和姐姐的是斜对门，两个人出来进去的还是不断碰面。如果隔得远，关系还好处理，这种朝夕相见的日子反而更难熬。有一天开党委会，散了会已经很晚了，梁晓川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将茶杯和笔记本放下，准备回家，他掏出钥匙刚要锁门，看见姐姐从办公室出来了，就问：“回家吗？” “回家。” 梁晓川看看走廊上已经没人了，于是对姐姐说：“到我这坐会吧。” 姐姐略一犹豫，把自己的门锁上，过来了。 姐姐坐在沙发上，问梁晓川：“有事吗？” “没事，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待一会。” 这种**裸的亲近表示，在梁晓川来说，还是第一次，姐姐没有思想准备，有点紧张，可是她并没有拒绝，而是说：“这样是很危险的。” “怕什么，我们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现在身份不同了。你正年轻，前途远大，可不能让人说闲话。” “我要那个前途有什么用？” “年轻人谁不想做一番事业？你才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公司经理，有多少人羡慕你呀!你们一起分来的同学，有的连工程队长还没当上呢。” “说实话，没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黯淡无光。如果当初我们走到了一起，那我今天真的会很兴奋，我会觉得我的一切奋斗都有了意义，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你而做，一切荣誉都是献给你的，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可是现在木已成舟，再说什么也晚了。自古家国不能两全，你能做好一头也该满足了。还有人一头都得不到呢！” “难道真的不能改变吗？你看马总工和锦华姐，他们多有勇气！马总工走的时候也是一公司的经理，可是为了爱情，他毅然放弃了。” “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育荣，我一直想问你，你有没有锦华姐那样的勇气？你要是有，我现在就可以放弃这个经理职务，像马总工一样，和你远走天涯。” 姐姐沉默了好一会，说：“我并不是没有这样想过，也想过和锦生离婚。可我还是不能那样做。要是在过去，考虑的因素还简单一些，现在就更难了。我不能让你为我丢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什么锦绣前程，比起你来，那些东西一钱不值。从古到今多少人为了爱情连生命都可以舍弃，你以为我丢不下这个七品的乌纱帽吗？”说着说着，梁晓川又激动起来，一把抓住姐姐的手，说：“育荣，鼓起勇气来，跟我走吧，咱们现在就走！” 姐姐想把梁晓川抓住的那只手缩回来，可是梁晓川死死地抓住不放，姐姐说：“你要干吗？！”说着，两行热泪顺着腮边滚了下来。 梁晓川把姐姐从沙发上拉起来，紧紧地抱住了她，姐姐没有拒绝，这本是她应有的权利，为了面前这个人，她放弃了。 “育荣，我爱你！” 姐姐把头埋在梁晓川的胸前，哭得已经泣不成声了。她哽咽着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回应道：“我也爱你。” 两个人沉浸在短暂的幸福之中，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梁晓川伸手去解她的衣扣，姐姐死死地抓住他的手，说：“晓川，听我的话，好好工作，不要再想我了。我希望你将来能大有作为，甚至成为建筑行业的一颗明星。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仍然是为我做的，你的荣誉就是我的荣誉，这样行吗？” 梁晓川松开了手，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姐姐挨着他坐了下来，抓着他的手，用恳求的口吻说道：“答应我！” 梁晓川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 “我得走了。”姐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梁晓川的办公室。 走出三线，101冶的领导人认为再也不会回大西北去了，今后可能会在沿海地区扎下根来，于是决定把铜矿所在地作为大本营，今后家属不再搬来搬去，免得孩子们的教育受影响，于是第一次盖起了楼房。这次的楼房分配比较清明，无论干部工人，一律按工龄排队，先给退休的老职工解决，然后依次向下排。父亲、姑父和赵叔都住进了楼房。老哥几个又可以在一起喝酒了。但是岁数毕竟大了，喝也是有节制的，不像年轻时那么狂了。家属区建起了工人俱乐部，没事时，他们还去那里打打牌，打牌是赢烟卷的，把一盒烟拆散了，一支是一个赌注，一晚上下来，输赢一般不超过一盒烟。有一天，他们三个和我岳父在一起打扑克，岳父有事要走，一直站在一边观战的王连升坐在岳父的位置上想打两把，姑父很不客气地问他：“你坐这干什么？” “打牌呀，你们不是三缺一吗？” “俺不识字你也不识字呀？你看见门口写的啥了么？这是工人俱乐部，你来干什么？” 王连升有点下不了台，说：“工人俱乐部就不许干部进来了？难道还非得标上工人、干部俱乐部吗？再说我也是工人嘛！” “你是他娘的狗屁工人，俺们工人群里没你这样的，不带你玩，哪凉快哪待着去！” 王连升讨了个没趣，讪讪地红着脸走了。 朱铁也常到俱乐部来。他喜欢下象棋，但是从来不亲自下场，只是在一边帮着打群架。那年和锦华发生关系之后，有一次碰上了赵叔，让赵叔狠狠地骂了一句：畜生！从那以后，朱铁一直不敢直面赵叔，见了他就远远地躲着走。后来朱铁在志新、志远就业的问题上悄悄帮了赵叔一把，赵叔心肠又软了，一直想修补一下和朱铁的关系，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在俱乐部经常碰面，两个人还是不说话。有一天，打牌的人都走光了，整个俱乐部就剩了一个象棋摊子，朱铁还在那里看棋，赵叔上去拉了他一把，朱铁回头一看是他，觉得有点不自在，于是问：“有事吗？” “走，喝啤酒去。” 朱铁跟着赵叔出来了。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天气依然十分闷热，回去也睡不着，赵叔在小卖部买了一捆啤酒，两个人坐在路灯底下喝了起来。赵叔见朱铁和他一起坐在路灯下喝酒，一点没有了经理架子，心里顿时高兴起来：“这回像咱的老战友了，自打解放，我就觉得你变了个人，怎么也和你说不到一块了！你要早这样，何苦挨我那一枪呢！” 赵叔这个人就是这么直，哪壶不开提哪壶，说得朱铁又不自在了，可是他还说：“我这个人就像你说的，管不住个嘴，见了不公平的事就想说。你别在意啊！” 朱铁低着头说道：“你说得对，过去我他妈就是个畜生！”说着，朱铁声音有些哽咽了。 赵叔道：“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喝酒！喝酒！” 朱铁退下来之后，心理落差很大，过去的下属一夜之间仿佛都不认识他了，到机关办个事连理都没人理，路上碰见，有些人装没看见，也有的不是装的，是确实没看见，这和他身上的色彩有关系，也和人们的视觉心理有关系。过去有那层经理光环照着，人们远远地就能看见他，现在没了这层光环，人们就不大注意他了，有时走到跟前都没看见也是正常的。过去他一直以为自己有能力、有魄力，现在他才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过去主要是有权力。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自己还原为原来的自己。看清了自己也就逐渐看清了别人，过去那些巴结他最紧的现在往往是骂他最凶的，而那些平时并不怎么巴结他的人却一如既往，甚至还比过去亲近些。现在他才真正能辨清人的是非善恶了，同时也感到奇怪，当了干部以后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弱智，连最简单的是非都辨不清了，甚至还不如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退休之后，他几乎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还能善待他的干部，也碍着过去的上下级关系很客气地和他保持着距离。现在和赵尔丹坐在一起，他真正地感觉到了那颗火热赤诚的心，如果说过去几十年还有什么人真正关心过他，那就是赵尔丹。所以赵尔丹请他喝酒，他很激动，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 朱铁家里的事也不顺心，老伴身体不好，几个孩子过得也都不如意。金凤一直闹着要和梁晓川离婚，到现在还处于分居状态；巧凤和王文学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还不结婚，他害怕哪一天王文学突然一翻脸把巧凤甩了。巧凤这样的名声，连个工作都没有，还怎么嫁人！可是他俩真要是结了婚，朱铁心里也难受，王文学身边的女人一堆一堆的，今天换了明天换，跟着他也得受一辈子气。他这个在战场上曾经叱诧风云的铁汉子，在儿女的这些事上却是一筹莫展。过去他一肚子的苦衷没处诉，今晚全部倒给了赵尔丹，赵尔丹一边听一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那么多了。来来来，喝酒，喝酒！” 他们一直聊到后半夜才回去。 赵叔在经济上解放了，可是姑父家的状况还是不太好。老一代的工人家庭孩子都多，多了生育质量的确有问题，石工班的老工人，差不多家家都有一个孩子和我弟弟的状况差不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姑父家有两个。玉兰不识数，腊梅是癫痫，动不动就抽风。两个孩子都没有工作。玉兰嫁出去了，腊梅还一直剩在家里。兰子找的是本公司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对她还不错。有一次，兰子抱着孩子来我家串门，说：“我丈夫对我贼好，我现在贼幸福！”能找到这样一个好丈夫，真是她的造化，可是听了她的话，我们又感到担心，担心这种好日子过不长。祥子哥和春桃已是自顾不暇，帮不上家里什么，秋菊和月桂已经结了婚，勉强能顾上自己。因此姑父家里一直还没有解困。 王文学也到江西来了，这家伙是在建筑工人群里长大的，熟悉这里的环境，因此，就像个苍蝇一样，一直盯着101冶不放，101冶搬到哪，他就跟到哪，先后害了不少人家。现在他已经很老练了，无论是弄钱还是搞女人，都不再玩硬的了。他搞了一个包工队，专门承揽铜矿的土石方工程。那是一种低级经营手段，主要靠剥削外包工挣钱，而且危险性很大。炸山开路是玩炸药的，动不动就出事故，死人。死上几个人一赔偿，挣的那点钱就差不多全搭进去了。平时他把外包工盘剥得特别狠，经常因为工资太低、拖欠工资遭到外包工的围攻，有一次让人打得差点送了命，但最后还是赚了不少钱。那时先富起来的农民不过是万元户，王文学已经买上私家轿车了。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兰州工作，和妻子两地分居，每年都要回江西探亲。有一年冬天我回去，下了火车提着东西往家走，忽然一辆小轿车停在了我前边。朱巧凤从车上走了下来，只见她打扮得珠光宝气，穿着十分考究，一看就不是矿山这个圈子里的人。用的化妆品大概也与工人们不是一个档次，脸上泛着油润的光泽，“呦！你回来啦？上车。” 朱巧凤自己开车。车上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朱巧凤觉得还算投机，就直接把我拉到了她家。我说：“你这是劫持呀，我还没回家呢！” “回家着什么急，大白天的又不急着和老婆睡觉，先在我这坐会，聊聊天。” 朱巧凤给我泡了一壶上好的铁观音，一边用一个玻璃淋壶淋茶，一边说：“上次你回来就想和你聊聊，没找着机会，今天正好碰上了，就陪我说说话吧。要不还不知道到哪抓你去呢。他到深圳去了，你随便坐，没关系。” 我很局促，因为我和他们两口子没有任何来往，不知道该聊什么。朱巧凤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转入了正题：“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孩子都这么大了，他就是不提结婚的事，那意思明摆着：随时都可以一脚把你踹开。七、八年了，我就像一个玩偶，一直在他手里控制着，想跑跑不掉，不跑难道一辈子就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她这种特殊家庭的家务事，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想了一下，反问道：“你爸对这事怎么看？” “我爸老了，年轻时都没办法，现在能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敢跟他说，说了跟着瞎着急，起不了任何作用。咱们这些同学里，只有你还算有点见识的，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是不是该反抗一下了？” “这个我说不好，不知你和他还有孩子之间的感情如何。如果你决心要脱离他，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这得你自己下决心。” “代价倒也没什么，这么多年我也把他摸透了，他再想用他那些小兄弟控制我已经不可能了，那些人他能指挥我也能指挥，你玩硬的我也可以玩硬的，倒是他有点玩不起了，他现在有钱了，怕伤财。可是我不知道离了去干什么，当工人，已经吃不了那份苦了；经商，我没那个本事；上大学吧，年龄也错过了。说实话，当初看见你们考大学我真羡慕，我原来学习也不差，要考说不定也能考上。就是考不上，踏踏实实当个工人过自己的日子，也挺好，可是偏偏遇上这么个恶魔，把我一辈子都毁了……”说着说着，朱巧凤哭了起来。 我劝她说：“已经遇上了，那就面对现实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朱巧凤抽抽搭搭哭了很长时间，她心里的这种苦，大概这些年来没有和一个人说过，“你帮我找条出路，你说我能干点什么？” “一下子说不好，容我慢慢想想吧。” “跟你说句实话，这几年花钱花惯了，我已经不习惯过那种苦日子了，这是我感到最可怕的，没本事挣钱却学会了花钱，他现在控制我就是用钱。如果我不能趁着年轻找到一条自食其力的出路，再过几年恐怕就彻底飞不动了，这一辈子就得控制在他手里了。” 她说的问题的确很可怕，外界的压力都好对付，自身的弱点却是致命的。但这个问题谁也帮不了她，只有靠她自己努力了。当时我觉得心情很沉重，后来我才知道我太认真了，朱巧凤其实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并非真的指望我给她出什么主意。她对自己的处境和出路都很清楚，就是陷得太深了，不能自拔。 父亲到处托人介绍，终于给弟弟娶了一房媳妇。弟媳妇叫秋荷，是个农村姑娘，因为矿山征地征成了城镇户口，但是没工作。秋荷干活很利索，洗衣做饭都很麻利，就是干活粗点，炒菜经常炒得半生不熟的，洗衣服也洗不透亮，按照我们家的卫生标准是不合格的，但是父亲很放手，全部家务都交给她去做。在此之前，一直是父亲伺候弟弟妹妹的吃喝，现在有了儿媳妇，父亲可以清闲下来了。可是秋荷干的那些活实在叫人看不过眼去，父亲自己洗衣服时，衬衫领子总是雪白的，可是她洗了没几次，就变成灰白色了。她炒菜盐重，个个都要放辣椒，炒出来半生不熟的，很不适合父亲这样的年龄。秋荷的手艺和父亲比简直是天上地下，可以想象父亲吃到嘴里是什么滋味。洗衣服洗成啥样我们就管不了了，可是关系到父亲的健康我们不得不干涉一下，于是就告诉她，炒菜要炒烂一点，少放盐，父亲胃不好，最好别放辣椒。可是这些话别让父亲听见，一听见他就会发火：“你们在家吃几天饭，哪来这么多毛病？我看秋荷炒得挺好，我就爱吃她炒的菜！”有一次，正吃着饭，父亲的胃疼病犯了，吃了半截就撂下了，我们慌着给父亲找药，要送他上医院，父亲说不要紧，一会就好了。姐姐那天也在家，忍不住又对秋荷说了一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菜要炒烂一点，别放辣椒。”不料这话被父亲听到了，父亲当时就把脸拉下来了：“你要是嫌她炒得不好，你来炒！你能天天在家伺候我吗？” 父亲是怕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瞧不起秋荷，所以处处护着她，好给她创造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他不仅是对秋荷这样，对其他几个媳妇和女婿也一样，刚结婚那会，我经常和妻子闹别扭，说她没眼色，眼里没有活，父亲听见了，把我教训了一顿：“一个大老爷们家，别一天到晚为点鸡毛蒜皮的事瞎咯叽！”过后我才慢慢体会到父亲的宽容大度。 一年以后，秋荷为我们家生下一个男孩。大哥、二哥和我生的都是女孩，父亲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希望有个孙子。父亲让我给他起个名，按家谱他这一辈儿是化字辈，出生的那天正好下着雨，雨对于百姓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叫化雨，父亲表示满意。化雨一出生，父亲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不久妹妹也结婚了，妹夫是个学汽车专业的中专生。按理说，到此为止，我们家诸事圆满，父亲一辈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安享晚年了，可是他还有一件心事放不下。他担心弟弟将来的工作会保不住，因此老是对我和二哥说：“将来他要是没饭吃，你们可不能看着他饿死呀！” 父亲的话说得这么重，我们不能不重视。我和二哥都表示：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弟弟饿肚子。父亲还是不放心，一说起弟弟来总是感到焦灼不安，于是我说：“您要是不放心，我倒有个长远的主意。”我建议从现在起，我们兄弟姐妹每人每年拿出两百元钱来，存在银行，加上父亲的退休金每月也能剩点，有七八年时间就能攒起一万块钱来，当时银行的利息是6——7%，一万块钱每年的利息就是七八百，万一有什么不测，每年光吃利息就能维持他们的生活了。父亲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是他不能去向儿女们张这个口，按照父亲的观念，弟弟是他养的，是好是坏应由他负责，不能给儿女们增加负担。我很理解父亲，我说：“不用您说，我和他们讲。”父亲说：“你大哥那就别说了，他那份我替他出。” 父亲的一颗心总算放到了肚子里。 父亲该尽的义务都尽到了，该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考虑考虑怎么样让父亲安度晚年了。我多次让父亲跟我走，到兰州去，父亲不肯，姐姐让父亲搬过去跟她过，父亲也不肯，他必须得守着弟弟，“你们谁也别劝我，我不在了没办法，我在一天就得守着他一天。” 牛婶李秀娥也搬到江西来了，那会她天天往我家跑，和父亲聊天。她屁股很沉，一坐就是半天，什么时候秋荷把饭端到桌子上了，什时候才走。我们都看出来了，她想嫁给父亲，因此她一来我们都没有好脸子给她看。所以只要我们兄弟姐妹有一个在家，她就不大敢来，可是白天年轻人都要上班，还是挡不住她来。秋荷也烦她，但是秋荷是刚过门的媳妇，挡不住她。父亲根本不会看上她这样的人，但是碍于儿女亲家的面子，也不好给她脸子看。加上老了没个人说话，来了就陪她聊天。她见父亲并不讨厌她，就托了人来和父亲说这事，父亲说：“哪有这样的，儿女亲家还往一块凑合，不让人笑话死！”李秀娥讨了个没趣，以后再也没脸来了。 父亲虽然讨厌李秀娥，但是并不是没有考虑过找个老伴，他当时心里有个人，我们都没有注意。那时伯父已去世了，伯母一个人在家很孤独，多次写信让父亲回去看看，父亲回去了一次，回来之后对我说过：“你大娘在家也没个人照看，怪可怜的。我想再给她说个老伴也没个合适的。” 我当时并没在意，说：“她跟前不是有育禾哥呢吗？” “唉，到底不是亲生的，毕竟隔着一层。再说，儿孙们各忙各的，哪能顾得上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想把她接出来住几天，说说话，也帮她解解闷。” 我还是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多年以后我回想起父亲的话，突然恍然大悟，后悔不迭。 人的生老病死是没办法抗拒的，可是自己能做的却没有做，会给你留下终生的遗憾。我一辈子不能忘怀的遗憾一是父亲晚年的婚事，一是母亲的病。特别是母亲的病，一想起来就撕心扯肺地难受，当时我为什么那么无知？为什么不带母亲到医院去确诊？为什么不查查书？为什么对母亲痛苦的呻吟居然无动于衷？如今说什么都晚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