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了。姐姐、大哥和我一起考上了大学。高考的时候，姐姐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我们俩一起去参加复试，路上她哇哇地直吐酸水，后来看成绩还不错，她准备把这个孩子打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去世了。 高考是在12月的7、8号两天进行的。高考刚刚结束，母亲就去世了。我一辈子不信迷信，可是在母亲去世的前后，却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9号那天，我不知怎么了，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去请季度假，领导说有些急活要赶一赶，让我晚几天再走，可是我一天也等不了了，非要走不可。我在单位里一直表现不错，从来没做过这样不讲理的事情，可是那天不知怎么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领导很生气，但还是给我批了。路过兰州，我给父亲买了两瓶酒，还买了几斤苹果，是孝敬母亲的。10号下午到家。家里刚搬完家，才收拾好，母亲正在擀面条。 101冶撤出大川后，不断有家属搬出，房子大量地空闲了下来，很多人家都是把两户的房子打通，改成一套来住。114厂已经陆续盖起了家属楼，这些破房子没人住，放着也就风化了，于是父母亲也选了两套相连的砖房打通了。正在读初中的妹妹带着她的一帮同学帮着父亲刷了墙，糊了顶棚，又重新盘了炕。高地的工人不铺炕席，家家都是用水泥袋子纸糊炕。谁知炕还没干好，糊完之后一烧，要蒸发的湿气没处散，硬是把炕崩塌了。父亲只好重新盘了炕，再次把它糊好。 母亲擀好了面条，让我到酸菜缸里捞一颗酸菜，酸菜缸在外面放着，我伸手到酸菜缸里去捞菜，谁知刚一动手，压酸菜的那块大石头就沉到缸底去了，我撸起袖子去捞石头，忽然几只乌鸦飞了过来，落在门口刚垒起的院墙上，呱呱地直叫，叫得很瘆人。父亲听见乌鸦叫，走出来把它们赶走了，看见我在捞石头，就问，怎么了？我说压酸菜的石头掉到缸底下去了。我把石头捞上来一看，原来白白的一块石头怎么突然变成了青黑色？父亲也看见了那块石头，脸色顿时大变，说：“这是怎么了？先是炕塌了，这会又是老鸹叫，又是黑石头，怕是有什么不好的兆头吧？”我说：“爹，您别迷信，乌鸦叫可能是偶然的，石头变色大概是含有什么矿物质，和酸菜水发生了化学反应。” “那怎么以前没反应，偏偏在这个时候有反应了？” 我说：“可能是缸底的酸度更浓一些。” 父亲挥了挥手说：“算了，别说了，越抹越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大哥那天加班，回来匆匆忙忙吃了一碗面条就走了。饭后，我挑了一个最大的苹果削给母亲吃，母亲舍不得一个人全吃了，只吃了半个，把剩下的半个给了父亲，父亲一摆手说：“我不爱吃那玩意。”其实父亲是舍不得吃，他知道这苹果是给谁买的，他觉得自己享用了两瓶酒，已经比母亲多吃多占了，因此说什么也不肯吃。母亲又把那半个苹果递给妹妹，妹妹已经在一边自己削了一个。母亲只好又把它地给了我，我说我吃得太饱了，吃不下，就把那半个苹果撂在了炕沿上。妹妹晚上要做作业，我陪着父母亲说了一会话。母亲对我考学的事似乎并不关心，她还是惦记着弟弟，说：“也不知道四小什么时候能抽上来。” 我说：“大概快了吧，这几年，年年都有指标，您不用太发愁。” “怎么不愁？年年都有指标，年年都抽不上来。” “这回大哥跟他们说好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吧？” “难说。他们跟我说的时候也答应得好着呢，到时候就变卦了。” “您放心，再有指标下来，我和大哥到县上盯着去，看他们还敢不敢变卦！” 听我这样说，母亲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又转向了另外一个话题：“你大哥也不知能不能找上个对象。” “您就放心吧，像我大哥那样聪明的人还能找不上对象？” 母亲摇了摇头说：“难哪！还有四小，将来找对象也是个大问题。” 父亲在一旁吱吱地抽着旱烟，一直没说话，听到这里插进来说：“你急什么呀，大小刚工作还没转正，四小还没抽上来呢，就惦记开儿媳妇了。” 母亲严肃地说道：“怎么能不急！二小、三小我不急，他们自己都能找上媳妇，大小、四小的事你可得放在心上！” 母亲的心从来就没有轻松过，弟弟的工作刚有了一点希望，就又开始为他和大哥的婚事操心了。没想到，母亲的嘱托竟成了她的临终遗言。当天夜里，母亲就得了脑溢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死，大哥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半夜里，父亲把我和大哥叫醒，我听见母亲痛苦的呻吟声，跑过去叫她，怎么也叫不醒，父亲说，别叫了，我已经叫了半天了，赶快去找担架送她上医院！我哪里还顾得上去找担架，匆匆忙忙给母亲穿好了衣服，背起来就往医院跑。值班医生从症状上判断是脑溢血，但是他说最好等天亮把县里有点名气的医生都请来会会诊。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我跑到县医院和114厂医院把会诊的大夫都请来了，确诊是脑溢血。 母亲在医院里昏迷了两天，一直在呻吟着，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于我们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我想她那时神智一定是清醒的，只是不能表达而已，医院里有三四个留守的医生轮着在一旁守候，打针输液，采取了各种能采取的办法，都无济于事。医生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开颅引流，但是大川县没有人能做这样的手术，要到兰州去做。我们问能不能马上送兰州，医生说现在的症状很危险，路上一颠簸会加速出血导致死亡，要送也得等到症状稍有缓解再送。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母亲的症状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越来越重，连呼吸都困难了。她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瘫痪了，嗓子里憋着痰不会咳，呼噜呼噜像拉风箱一样，高地医院连个吸痰器都没有，我和大哥便轮流嘴对嘴地给母亲吸痰。大哥坐在母亲的病床跟前守候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谁要替换也不行。但是我们终于没能留住母亲，第二天晚上，母亲去世了。 我给姐姐和二哥发了电报，也给桂青县知青办挂了长途，让他们通知弟弟回来。弟弟回来见了母亲最后一面，姐姐和二哥没有见上，见上也没什意义了，因为母亲已经不能和我们沟通了。 母亲入殓的时候，父亲把那个十字架庄重地戴在了她胸前。在我心目中，母亲一生心灵上似乎都压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看到那个十字架，我总觉得它是母亲一生不幸的象征，于是脱口而出说：“爹，不能让我妈带着那个走！”父亲的脸色一下变了：“那你说怎么办？摘掉？你愿意摘你摘吧！”父亲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在这个时候还在反对封建迷信。我把十字架从母亲胸前摘下来，想了半天，还是恭恭敬敬地给她戴上了。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妈，您安息吧！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感到一阵不安，母亲能安息吗？ 母亲去世后，不少街坊邻居跑来还钱。那时工人们家里都不宽余，经常有月底工资接不上的情况，我家因为我们兄弟姐妹都工作了，情况算好的，因此有不少街坊向母亲借钱。母亲去世后，两天之内，父亲竟收到了400多元钱，那时借钱不过5元10元，母亲这400多元钱不知帮助了多少人，她既不会收什么利息，更不会从这些困难得过不下去的姐妹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其中有不少人借了就没有能力还了，但是母亲从来没有找任何一个姐妹要过账。支持她这样做的只能是《圣经》给予她的信念：施比受更幸福。向母亲借钱最多的是怀疑她最深、监督她最严也是伤害她最重的李秀娥。以前我一直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仇人，此刻我突然明白了：母亲心底里只有爱和善良，她根本不懂得仇恨。 送葬那天，家属区留守的职工家属几乎都来了，有些人不仅我不认识，连父亲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家属。她们当中有认识我母亲的，也有不认识的，她们既不是来随礼的，也不是来赴丧宴的，那个年代这些旧礼早已经被破光了，她们是自觉自愿来给母亲送行的。那是大川战区最隆重的一场葬礼。在那个穷争恶斗的年代，母亲的善良和友爱唤起了人们心底的强烈共鸣。 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不但没有做出过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业，甚至连正式的工作都没有，她的死何以在人们心中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望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我感到一阵欣慰：我有这样一位值得骄傲的母亲！我流着眼泪告诉母亲：您可以安息了。 送葬的人群散了，大哥和弟弟育海还跪在母亲的坟前不肯走，我们怎么劝都不行，拉起来他们又跪下去，哭得死去活来。姐姐走过去，抚摸着大哥和弟弟的头说：“走吧，咱们回家吧！”姐姐的柔情更加重了他们的悲伤和软弱，两个人一起把头埋在姐姐怀里哭喊着：“姐，妈不在了！妈不在了呀！” 姐姐说：“起来跟我回家，妈不在了，还有姐呢！” 安葬了母亲之后，姐姐让父亲带着妹妹跟她去古城沟，父亲不同意，弟弟没抽上来，大哥没结婚，他怎么能走呢？姐姐知道父亲的心思，说：“育海的事，一旦有了指标，我请假过来给他办；育农的事，我也托了几个婶子大娘，会留心给他物色人的，他自己也不是没有能力找，您留这能帮他什么？将来他结婚的时候，我陪您来参加婚礼行不行？” 父亲说：“不行，我非得等到大小结了婚，四小抽上来才能走，这是你妈交代给我的任务。” 姐姐说不动父亲，只好先回去了。 父亲给母亲刻了一块碑，还是钢筋混凝土的。为了防止附近的农民盗，做了一个很大的底座埋在土下面。那是父亲这一辈子为人刻的最后一块碑，刻得非常认真，花了几天时间才刻好。字是我写的，我和大哥的字都不好，想请个人来写，父亲说，写好写坏都得自己写，于是我就写了。我的字虽然不怎么样，但是父亲一辈子的功夫却全部显现出来了，因为，他把我的字的那些缺点全部如实地表现了出来。写字的时候，我问父亲，写哪里人，父亲说：“山东省河阴县。” 我说：“是这样写么？” 父亲说：“这应该是你妈的意思。” 父亲终于完整地理解了母亲。于是我庄重地在碑上写下了： 山东省河阴县人 沈剑云之墓 回到古城沟不久，我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被录取到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姐姐的通知书也来了，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同济大学建筑系是国内建筑专业的最高学府，可以和清华建筑系相提并论，是梁晓川他们这些学建筑的学生做梦都不敢想的地方。 梁晓川没参加高考，因为他已经超龄了。听说姐姐考上了同济建筑系，他立刻跑到家里来向她表示祝贺。可是一进门，他却愣住了，家里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桌子上放着那份录取通知书，姐姐和姐夫都闷着头不吭气。姐夫给梁晓川泡了一杯茶，悄悄放在桌子上，就退到一边站着去了。梁晓川问道：“这是怎么了？两口子怄气啦？” 姐姐说：“没有。” “那是为什么？这么大的喜事，我还惦记今天和我师傅一起喝两杯庆祝庆祝呢，怎么你们都不说话？” 姐姐说：“这个学我上不成。” “为什么？锦生，你可不能拖后腿呀。你知道考上同济大学多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整个101冶只有一个同济大学的毕业生，那就是咱们的马总工……”梁晓川和姐夫已经很熟了，开玩笑的时候叫他师傅，正常情况下还是叫他锦生。 锦生急忙辩解道：“我连这点事还不明白么？不是我拖她的后腿，是她自己不想上了。” 梁晓川转过身来问姐姐：“为什么？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得克服呀！” “我妈刚去世，育海还在乡下没抽上来，育苗还没工作，育农还没结婚，我不能把这些事都丢给我爹！” “你说的这些事都不算是事，有我师傅在，你放心就是了，他办不成的，我们也不能看着不管呀！” 姐夫也说：“就是，你走你的。家里的事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姐姐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没有走，她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去不了的原因。 大哥也没被录取，因为残疾，他又一次遭到了社会的歧视。大哥倒还坦然，他早就有思想准备，参加高考只是想试试自己的实力。 上了大学以后，我就脱离了101冶，毕业后分到了西部建筑设计研究院。但是我的父亲和兄弟姐妹都在那里，每年探亲还要回去一趟，我随时随地都能得到他们的消息，这些消息和我息息相关，因此和生活在他们中间没什么两样，我还可以接着把他们的故事讲下去。 马国栋和锦华在桥头被捆了只有十分钟，就被人们解救了下来。但是那十分钟已经足以毁灭一个人的尊严和意志，甚至生命。马国栋生怕锦华坚持不住，过后寻了短见，也不管围观的人群是否听得见，对锦华说：“一定要挺住，要活下去！”锦华说：“你放心。” 他们的婚终于没有离成。随着**的结束，海峡两岸的关系开始松动了。马国栋接到了父亲从美国寄来的信和照片，信中简要介绍了他和马国栋的弟弟妹妹们这些年来的生活状况，最后说：“……你母亲已经不在了，为父也是风烛残年，病魔缠身，有生之年或许已无缘再见我儿，唯望能见到你的字迹并寄些照片来，以解思念之怀。来信可寄美国，通过XXX女士转。父垂泪以盼。年月日” 望着照片上老态龙钟的父亲，马国栋放声大哭。父亲的信上没有说得的什么病，但是从信中披露的意思分析，已经是不久于人世了。他拿着那封信反反复复研究，看看有没有没看懂的意思。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信中有许多话没法说，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浓浓的亲情和不能明说的隐语，马国栋一一都能破解。研究到最后，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强烈的念头，他要见父亲一面。无论花多大代价他都要想办法去见他，哪怕是付出生命。他把自己的想法对锦华说了，锦华毫不犹豫地说：“我和你一块去！” 锦华的这种执着，让马国栋十分感动，可是又为她担心：“我不能让你为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这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我不怕，要死死在一块！” 马国栋思忖再三，说：“你还是别去了，你等着我，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我要是死了……” “你什么也别说了，你走到哪，我跟你到哪！” 两个人为这次出走做了一些准备，根据能找到的信息线索，决定先到深圳附近，然后再想办法偷渡到香港。由于所能获得的信息资料有限，怎样偷渡只能到跟前再临时决定了。他从广东籍的同事那里听说过，这几年深圳不断地有人偷渡香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否则也难下这个决心。 马国栋走的时候，社会已经开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不再受人歧视，许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马国栋也被任命为一公司经理，可是他去意已决，任何**也吸引不了他了。 他们是在人们正在上班的时候分别乘坐长途汽车离开古城沟的。大白天谁也没注意他们，过了两天人们才发现这两个人同时失踪了。于是便产生了种种猜测，有的说他们私奔了；有的说他们一起投大通河殉情了；还有的说他们是有人接应去了台湾。殉情之说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我在学校门口碰见了他们。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根本不像是去干一项冒险的事的样子，脸上绝没有那种即将赴死的悲壮和严肃，而是像一对新婚度蜜月的夫妻。他们的确是在享受那种脱离了世俗枷锁羁绊的短暂的世外桃源生活。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准备偷渡，后来知道了，从内心里对他们的乐观感到佩服，如果偷渡被打死，他们的生命也许只有几十天了，但是他们好像一点也不在乎。对他们来说，有这几十天的幸福已经足够了，就是死他们也要笑着去死，因此，他们看上去是那样的轻松，那样的无忧无虑。 我要请他们去吃饭，锦华姐说，要请也是我们请你，你正在上学，哪能让你请我们！我说我是带工资上学的，锦华姐说那也不行，我拉着锦华姐的胳膊说：“姐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到我们食堂吃顿饭总可以吧？” 他们碍不过情面，跟我到学生食堂吃了一顿饭。我为能够分享他们的秘密和幸福感到荣幸。吃饭的时候，马总工给我讲了不少学习方法和大学生活应注意些什么，食堂里的人都走光了，我们三个人还坐在那里聊天。临走的时候，锦华姐嘱咐我说：“咱们从锦州一起过来的这几家子，就出息了你一个，你可要好好学呀！” 我说：“放心吧，姐，我不会给你们丢人的！” 弟弟抽上来了。妹妹初中毕业接了父亲的班，他们先后去了古城沟。大哥也转正了，但是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块钱。父亲还留在大川没走，大哥劝他走，他说：“你别劝了，你一天不结婚，我就守着你一天，我哪都不去！”父亲到处托人给大哥介绍对象，像大哥这样的条件找有工作的是没有可能了，最后别人介绍了一个有城镇户口没有工作的，家在县城，人看上去还算老实本分，但是以大哥的心气，肯定是不满意的。父亲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搭班过日子，别想那些不实际的东西。我瞅着，这孩子还像个过日子的人。”于是大哥就同意了。大哥能将就这门亲事，一多半是为了了却父亲的心愿，依着他的脾气，找不到称心的，宁可一辈子不找。但是他不能让父亲陪他一辈子。 父亲早就买了木料把大哥结婚用的家具都打好了。他把新打通的那四间房给大哥做了新房，又重新粉刷了一遍，重糊了顶棚。结婚那天，姐姐和我回来参加了大哥的婚礼。 大哥结完婚以后，父亲跟着我们去了古城沟。临走时，父亲把母亲存下的那400块钱都拿了出来，要留给大哥，大哥说什么也不要：“按咱们高地的生活标准，我这三十六块钱养活一家人足够了，育田很快也要结婚了，把钱给他留着吧。” 父亲说：“够什么够，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这些你先拿着，以后爹再给你寄。” 姐姐说：“爹给你你就拿着，将来育田结婚的钱我出！” 最后推来让去，大哥只留了二百。姐姐又强行塞给他一百。 走的那天，大哥大嫂一直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父亲站在站台上说：“这么多孩子，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了，将来让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呀！” 大哥怕父亲难过，强装着笑容说：“这离古城沟又不远，我想你们了就去看你们！” 父亲上了车，嘴里还在念叨着：“唉，三十六块钱，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六个孩子都工作了，父亲本可以闲下心来安度晚年了，可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却不让人省心。弟弟是木工，木工在建筑单位是好工种，有技术又不是强体力劳动，一般人抢都抢不上，人事科是照顾他才给他分的这个工种。可是人事科不知道他数学不行。干了几天，不但技术学不会，还不来上班了，每天上班走的时候腰里别着一把斧子，走到半路就停下了，坐在大通河边发呆，一坐就是半天。队里把情况告诉了姐姐，姐姐把他调到了二队，让他跟姐夫在一个班组。有姐夫管着他，情况好多了，可是每天早晨还是起不来床，天天迟到，有时太阳都老高了还没来上班。没办法，姐姐又把他从单身宿舍接出来，让他住进了自己家里，每天上班姐夫用自行车带着他去，但是技术依然学不来，简单的木工计算都算不了。要说姐夫真是好脾气，摊上这么个小舅子，放在别人身上能气死，可是姐夫一点也不嫌弃他，仍然不厌其烦地教他。姐夫原来也是有脾气的，但是他那点小脾气早让姐姐的大脾气消灭干净了。只要姐姐眼睛一瞪，吓得他溜溜的赶紧检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有时候姐姐当着我们这些弟弟妹妹的面就训斥姐夫，我们都觉得姐姐太过分了，可是姐夫并不在乎。人说世上只有爱老婆的男人，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姐夫爱姐姐，为了姐姐，他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气都能受。可是姐姐不爱他，一想起和他结婚心里就窝火，就不由得要发脾气，久而久之就惯了。姐姐在外人面前，是一个讲道理、有修养的人，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无谓的争执，但是在家里就是个女霸王，说一不二，一点道理都不讲。有时候明明是自己错了，还要反过来把姐夫臭骂一顿。姐夫真是太可怜了。 父亲刚到古城沟的时候没有房子，姐姐把姐夫赶了出去，让他住单身宿舍，父亲和弟弟住在她家里。父亲一看这哪行，赶紧要了间单身宿舍，和二哥、弟弟三个人住在了一起。 二哥也要结婚了。二哥的婚姻可没有大哥那么省事。女方提出要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老三大件里缝纫机可以不要，但是自行车和名牌表还得要。当然还得有一套新家具。1977年，古城沟出现了第一台日本进口的双喇叭录音机，大概要400块钱左右，接着四喇叭、六喇叭、八喇叭的录音机就都出来了，虽然价格在一天天降，但是最新的款式始终没低过400块钱，一台牡丹牌或金星牌的黑白电视机也要400多元，加上其他东西，大概得一千五六。二哥平时很英雄，但也和所有的英雄一样，过不了美人关。他的那些朋友如果碰上这样的事，他肯定会说：“跟她吹！这样的女人要她干吗！”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就吹不动了，整天愁眉苦脸地唉声叹气。父亲问他怎么了，他不说，后来还是姐姐盘问出了实情，姐姐说：“买！她要什么全部满足。”姐姐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300块钱全部给了父亲，父亲说：“把钱都弄这来怎么行，你自己的日子过不过了？再说还有你婆婆呢，你把钱都倒腾到娘家来，锦生会怎么想？我这脸往哪搁？算我借你的吧。”姐姐说：“什么借不借的，先把育田的事办了再说。锦生从来不问钱的事，我婆婆那头我也没亏待过她。”姐姐是没有亏待过婆婆，锦生家困难的时候，姐姐几乎把每月工资的剩余全部交给了婆婆，现在锦生的弟弟妹妹也都工作了，姐姐每月还是要给婆婆交二十块钱。姐姐谁都没有亏待过，唯独亏待了自己。到古城沟后，姐姐和姐夫都涨了两级工资，文革结束后每月还有一点奖金，但是日子过得却非常拮据。顾了这个顾那个，月月花得精光。连供应的那点肉蛋都舍不得买，常常瞎在购货本上。和他们同年的双职工，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今天买电视机，明天买录音机，姐姐家里什么也没有，连姐夫骑的那辆破自行车都是牛叔留下来的。她那三百块钱完全是从嘴上省下来的。 父亲也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我又支援了一些，但是还不够，于是姐姐和父亲到处去借钱，二哥也找朋友借了点钱，总算把婚事办了。 梁晓川结婚了。娶的是巧凤的姐姐金凤。梁晓川一结婚，姐姐和姐夫心里都松了一口气，姐夫背了多年的良心负担，终于放下了；姐姐也害怕梁晓川一直等下去，误了他的青春。可是，梁晓川和金凤结婚后感情一直不好，孩子刚生下来两个人就要闹离婚。姐姐的心又跟着揪了起来。梁晓川已经担任了第二工程队的队长。不知上帝是要照顾他们还是要惩罚他们，梁晓川的办公桌就在姐姐对面，两个相爱的人朝夕相处，却不能相亲相爱。这样，两个人都十分尴尬，每天一上班，梁晓川就带上安全帽到现场去了，如果有点什么文字工作需要处理，则尽量赶在姐姐不在办公室的时间。有一天下班，工地上人都走光了，姐姐从办公室出来，远远地看见梁晓川坐在一块预制板上抽烟，便走了过去：“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一个人坐这清静清静，回去也是叮叮当当地吵。”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唉，一言难尽。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感情不和。” “你是不是对人家要求太高了？”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梁晓川想了想，说：“我这么和你说吧，你和锦生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我和她在一起就是什么感觉。” 姐姐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是还想劝劝他：“别想太多了。都三十大几的人了，实际一点好。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搭班过日子，中国的老百姓不都是这么过吗？有几个是为了爱情走到一起的？” “错就错在这里，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我就这么想的，觉得自己年龄一天天大了，找不到合适的就凑合着找个搭班过日子的人算了，结了婚才知道，没有感情的生活没法凑合！” “我和锦生不是也这么凑合过来了吗？” “她和我师傅不一样。锦生为了你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气都能受。你们俩能凑合着过，是因为锦生能将就，要是都像你一样，早就过不下去了，可是我们俩谁能将就谁？” “你就不能将就一点吗？” “那得分是谁，要是……”梁晓川说到这突然打住了，他觉得这样说不合适，于是又换了一个说法，“这么说吧，锦生能将就是因为他爱你，可是我不爱她！她也不能将就我，一点都不行，那是因为她也不爱我，她心里也有一个去不掉的旧恋人的影子，我们俩都想找个搭班过日子的，可是我们搭错了班！”说着说着，梁晓川激动了起来。 “我理解你。”姐姐在梁晓川身边坐了下来。等梁晓川抽完一支烟，姐姐说：“走吧，天不早了。” “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梁晓川坐在那里没动，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一言不发，姐姐坐在一边陪着他，也没说话。此刻，任何话都是多余的。沉默是最好的理解。 月亮出来了。他们站起身来，沿着大通河边往家走，两个人心情都很沉重。身后，留下了他们长长的身影。 二哥结完婚以后，准备好好挣点钱帮着父亲和姐姐把账还上，可是每月的奖金突然停了，后来连发工资都靠贷款了。101冶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三线建设下马了。古城沟的工程已接近尾声，没有人再给他们下达生产任务了，停工了。 三线建设决策的理论依据是，我们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的工业布局都是围绕这个判断、围绕打仗的需要设计的。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出于截然相反的判断，三线建设的战略布局不得不进行调整了。许多工程建到半截就停工了，有的刚刚建成就停产了，有的转型去搞彩电、冰箱了。总的趋势是停工、下马、转型。九十年代我坐汽车去嘉峪关，路上看到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一片四五百栋干打垒的房子闲在那里没人住，正在一点点地风化。那是几千户人家的住宅，居然变成了一片废墟，真是惨不忍睹。看着那片废墟，我在想，不知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动人故事，他们是否也有着和大川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今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1979年，随着一场大裁军，位于三线的许多兵工厂不得不停产了，包括和我们只隔了几条山沟的那座生产自动步枪的工厂。想当年他们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豪迈，可是如今几千名工人突然发不出工资来了。在那条山沟里，发生了工人哄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其实工人们并没有抢，他们每个人都打了借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们没钱买粮。 参加三线建设的职工至少有几百万人，光是活跃在甘肃一带的像101冶这样的冶金建设公司就有四五个，还有建工局系统、铁道兵系统等各个口的建筑队伍，再加上生产厂的职工，队伍之庞大可想而知。这么多工程突然停工下马，很多单位没事干了，处于停工状态。与此同时，各种包工队、乡村建筑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开始，谁也没把这些土包子当回事，他们设备简陋，资金不足，技术人员缺乏，连像样的技术工人都没有几个，规模小得可怜。谁知这些土包子游击队很快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几年以后，就打垮了建筑行业的这些正规军。许多大城市里重要的地标性建筑他们能拿得下来，101冶这样的正规军却拿不下来。每次招标都被乡镇企业打得头破血流败下阵来。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奋起直追，发挥自己的设备和技术优势，找出自己的不足，或许还有希望和乡镇企业一争，但是到了这时他们还不认账，认为投标的失败是因为乡镇企业可以用回扣等非法手段竞争，而国企没这个条件。直到这些乡镇企业组成了一个个集团公司，拿下国内外一个个重要工程，甚至连伦敦和纽约都敢开进去试一试身手的时候，他们才醒过梦来，原来问题是在自己身上。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被彻底打趴下爬不起来了。设备老旧了，技术手段路后了，建筑理念跟不上了，最主要的是经营、管理的理念跟不上，仍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老一套，没有转型到市场经济上来。 古城沟停工对101冶来说是一次严重警告。 直到**结束，101冶的设备、技术在国内仍是一流的。之所以垮掉是观念上的问题、管理上的问题。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经费、材料都由国家调拨，不计成本，没有利润概念，盈亏都由国家担着，是赚了还是赔了自己都不知道。企业的管理是半行政化的，根本不像个企业。他们也组织人到乡镇企业去参观过，看见人家半个砖头都不肯浪费的精神十分感慨，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去找原因，回来以后就教育工人们勤俭节约，而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连半个砖头都不浪费。谁如果说他们管理落后，从干部到工人没有一个服气的。他们也会搞管理，而且管得不错，但那是面向工程，而不是面向市场的管理，充其量也就是工艺管理和质量管理，离真正的市场化管理、现代管理，差得还很远。 就在101冶已经困难得发不出工资来的时候，历史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他们接到了一项大工程。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们能抓住这个机会，一边施工，一边加强管理，更新观念，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他们完全可以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比起后来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中建集团、中铁建集团，他们的条件一点也不比他们差。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一旦有了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吃完最后一笔国家拨款，就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因此，这最后的辉煌竟成了101冶这支英雄队伍不幸的回光返照。 新工程是在江西，那里发现了亚洲最大的铜矿。接受任务以后，工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向江西开拔。建筑工人的生活，用当时最时髦的一个词来形容是最贴切不过的，那就是：四海为家。就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四冶的孩子写的一篇散文——《致四冶人》，他在文章中说，他从小就跟着父亲、爷爷四处飘泊，今天在这里住几天，明天又搬到一个新地方，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家，也没有故乡的概念。偶尔在一个地方多住几年，父亲也总是不在家，除了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一年难得能回来一次。生产单位的人称我们是没爸的孩子。但是我们这些没爸的孩子从小就能吃苦、团结，谁家一有事，一呼百应，以顶替爸爸的角色。所以我们比别的孩子成熟都早。我们在外面工作，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打回家的电话永远都是：爸爸妈妈，我生活得很好，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为建筑工人有这样的后代感到骄傲。 孩子们是这样，大人们更是这样。建筑工人家家都有箱子，箱子是主要家具，有的是一对，有的是两对，用来装衣服、装粮食。箱子的主要特点是装东西多、外形简单、体积适中、便于搬家，方方正正的路途中不容易损坏。工人们家里的大衣柜都是活动的，可随意拆卸组装的，这都是为了搬家的需要。每次大搬家的时候，都是后走的工人们帮着先走的捆箱子、打行李。帮别人搬家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认识不认识，有个哥们一说，今天帮谁搬家去，立刻就得把手里的活放下跟他走。常有这样的情况，后走的工人已经找不到老朋友了，但只要有一个拐着弯能认识的人，立刻就能招来一大群。从大川往古城沟搬的时候，我记得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几乎天天去帮别人捆家具、抬家具，直到我离开那里。往江西大迁移我没赶上，但是寒假里也没少帮人捆家具。因为常搬迁，工人们技术都很熟练，捆家具又快又结实，两个人一人把住一边，草绳子来回传得飞快，三五分钟就能捆好一件。捆完之后，任凭装卸工人怎么摔怎么扔，肯定散不了架。 类似的精彩场面我在景德镇还见过一次，那次我是买瓷器去了，在几个不同的摊点买了七八套，手里滴里嘟噜提着很不方便，最后一个卖主问我还买不买了，我说不买了，他说不买了我给你捆到一起，这样好拿。于是他就用几根稻草绳把几十件瓷器捆到了一起，前后过程不过几分钟。我试着提了提，那些瓷器跟长到一起了似的，浑然一体，相互之间没有一点缝隙和摩擦，我看那些草绳子太细，有点不放心，问他：“这样能走到车站么？” 他说：“你放心，走一天也散不了。不信你看！”说着，他提起那个捆好的瓷器件，离地大约有一尺高，啪地一下撒手扔在了地上，这一摔摔得我心里直发颤，那是我花了几个小时一件一件挑来的。我蹲下去看有没有摔坏的，他说：“你放心，摔坏一件我赔你全部。”说着，他又提起来摔了一下，我赶紧说：“行了行了，我相信你。”那天我下了火车又上汽车，折腾了一路，到家以后果真没有散，我以为他用了多大劲捆这些东西，谁知拆包的时候，用手一拽，草绳子立刻脱落在地上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要是正下火车的时候脱落下来，这些瓷器还不全摔碎了。其实根本用不着担心，捆的人是有把握的。从这些事上，你不能不佩服劳动人民的智慧。 1980年夏天，101冶在古城沟拔点了。姐姐、二哥和弟弟妹妹都去了江西。父亲是最后一个走的。那会学校刚放暑假，父亲从古城沟坐长途汽车到学校来找我，还背了两盆花。一盆萝卜海棠，花开得十分旺盛，一朵挨一朵拥挤在一起，盆边下面还垂着不少花朵；还有一盆是**，已经结满了花蕾，很快就要开花了。这两盆花没法带到江西去，父亲又舍不得把它送给那些不懂花的俗人，觉得这两盆花与大学校园很相配，就给我背了来。可惜我也是个俗人，那两盆花到了我手里就不成样子了，后来萝卜海棠只剩了一根萝卜几片叶子，那盆**只剩了几根杆，实在是惨不忍睹，我只好把它们扔了。 父亲想趁这个机会回老家一趟，让我陪他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