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菜花谢了，荞麦花开了。又是一年过去了。114厂终于全面投产了。除了机电公司留下继续帮助安装调试设备外，101冶的主力撤出了大川。父亲、姐姐、二哥和我都先后离开了大川，家里只剩了母亲、大哥和未成年的弟弟妹妹。 从北京来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大川是个小山沟，可是没想到，我们新去的这个地方比大川还要小，连川都称不上了，是一条真正的沟。地名也起得很贴切，就叫古城沟。西面沟头方向在军事上是战略要地，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冷兵器时代曾经长期有军队在这里驻扎防守，因此形成了一座古城。现在古城早已废弃，成了一片废墟。古城沟小得只有两山夹一条河，河南岸有两条路，一条铁路，一条公路，那还是炸山开洞修建的，除此之外，几乎再容纳不下别的东西了。那条河叫大通河，在地图上可以找到它的名字。 古城沟位于兰州西，再往西走不远就到青海省了。我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发现了一种稀有金属矿，有长期开采价值。矿山就在河南岸，为了节省运输成本，国家采取了就地开采就地冶炼的办法，就在河边找了块相对开阔的地方，再炸掉部分山体，就地建起了冶炼厂。第一批开采出来的矿石，运到冶炼厂还不到三公里。生活问题当然也要就地解决，于是就在河北岸沿河建起了一栋栋单身宿舍和家属楼，这里想搞干打垒也搞不成，因为地皮太金贵。家属楼是根据自然地形建的，哪里稍稍开阔一点，就建上几栋，有七八栋一小片的，有三五栋成群的，也有单独一栋立在山根下边的，从西到东铺延了几公里长。河上有沟通两岸的交通桥。 家属楼是给矿山和冶炼厂的职工住的，101冶的工人除了双职工家庭，基本上没带家属，也不允许带，不是双职工不分给房子。不过探亲制度比以前人性化了一些，由年假改为季度假。过去是每年12天，现在天数不变，改成一季度休一次，三天再加两个礼拜天，往来路上尽量坐夜车，可以在家待四个晚上。 古城沟离大川不算远，总共三百多公里，现在走高速公路三个小时就到了。可是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从古城沟到兰州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由于是山路，坐长途汽车得四五个小时，到了兰州还要倒火车，坐到大川200公里，慢车要开六个半小时，基本上是一夜的工夫。每到季度末，公司就把轿车、卡车、泰拖拉全部开了出来，送探亲的职工到兰州。卡车载客市区不让进，只能在兰州西面的一个小站上车。这么多人的探亲大军，赶上哪辆车，哪辆车的旅客就倒霉了，连卫生间都能给你挤破。这些常年训练出来的扒车高手，任何防范措施也抵挡不住他们上车。 公司领导很快就发现工人们一起休假太拥挤，又改成了轮休，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休季度假的职工走，这样路上就好走多了。 工人们相当知足，只是探亲假的小小改动就足以使他们对领导感恩戴德了，对于路上的辛苦，没有任何怨言。 姐姐在古城沟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她没有探亲假了。我和二哥都没结婚，没必要每个季度都回去，于是我们就轮着陪父亲休假，路上好帮他挤车、找座位。父亲也不想每个季度都回，但是家里还有四口人在那里，他不放心。家里没个成年男人，生活上很不方便，我们每次回去都有很多事要做，买粮、买煤，劈够几个月烧的劈柴，打好煤坯……那些干打垒的房子已经旧了，不是漏雨就是掉墙皮，经常要维修，大哥因为那条病腿，干这些很不方便。 弟弟育海长到了十六岁，已经到了初中毕业的年龄，该下乡了。我说他到了初中毕业的年龄，并不是说他已经毕业了，他没毕业，只拿到一张肄业证书。弟弟小的时候看着很聪明，谁也没发现他智商有问题，上学以后就有点不对劲了，语文还可以，算术就是转不过弯来，两位数的加减法就有点跟不上了，父母亲说有的孩子开化晚，他可能比别人慢一点，再长大点就好了。于是我们这些做哥哥姐姐的一天到晚轮着训练他，上到三年级还勉强，能把乘法口诀背下来，除法就彻底晕了。到四年级以后课程就跟不上了。上初中那会，因为是子弟学校，糊里糊涂就升上去了。可是凡是和数字、逻辑沾边的课程，基本上都是零分。你说他弱智吧，好像还不够，文字能力相当强，要背什么都能背下来，作文写得也凑合，回回都能及格，不跑题，说起话来看着也明白，可是一遇到数字就糊涂。我们中学毕业的时候，三线建设到处都需要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可是到育海毕业的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使招工也要从下乡知青里招，不下乡就没有进工厂的资格。像我和二哥这样的，下乡也不怕，到哪都能生存，可是弟弟这样很让人担心，怎么偏偏轮到他就得下乡了呢？父亲再有一年就退休了，退休可以有一个子女顶替接班，但是那个接班的指标弟弟不能占，那是留给大哥的，大哥已经二十四了，这可能是他唯一的就业途径。 育海下乡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家，是母亲和大哥送他去的。大哥曾多次向父母亲提出要下乡，让弟弟接班，但是父母亲坚决不同意。在此之前他也想下去，因为前几年下乡的知青都抽上来了，如果下去，还有一线希望，待在家里不知何时是个头。可是母亲一直拦着没让他下。大哥在家闲着没事就抽烟、看书，那时有不少供领导干部看的内部书籍，像什么《尼克松回忆录》、《基辛格回忆录》、《回忆与思考》、《领袖们》等等，不过这些书很难借到，一旦借到手必须连夜不停地看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呢，四大名著的内部本托托人也能买到，后来评《水浒》，这些书就公开在书店里出售了。书店里还有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虽然不全，但是也很珍贵，另外还有一些文学史资料等书籍出版。实在没看的，他就看《马列选集》、《资本论》和鲁迅全集。我和二哥都知道大哥心里苦，千方百计帮他淘书看。这些书虽然不成系统，杂乱无章，但是却大大地扩大了大哥的知识面，为他日后考大学打下了基础。 弟弟下乡以后，智力上的缺点就越来越明显了。一起下去的孩子们都欺负他，母亲给他带的挂面、白糖、奶粉，他很少能吃到嘴里，基本上被点上的知青们骗着吃掉了。后来母亲到这些同学家里去，一个一个地给他们作揖，希望他们能照顾照顾他，家长们也都给孩子下了禁令，不许欺负鲁育海。从那以后倒是没人再欺负他了，但是他还是吃不到嘴里，那些挂面在箱子里放着都发了霉也没吃。后来他身上生了虱子，男生们坚决不和他在一个炕上住，队里没办法，只好把一间装化肥的仓库腾了出来给他住。 有一次休季度假，母亲让我去看看他，我拦了一辆卡车去了，还给他带了些挂面、白糖、奶粉、榨菜等吃的东西。 育海下乡的地方叫桂青县，黄土高原上的地名一般都带有峁、梁、塬、坪等字样，基本上都和土有关，何以冒出来这么一个清秀的地名？因为这里有座有名的山，叫桂青山，从桂青山再往南走，就进入了原始森林。桂青山后来成了有名的风景旅游区，但是在那时还不知道它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农民还是靠种粮吃饭。 桂青县离大川不远，从大龙河南岸向西南走一百多公里就到了。知青们为了省钱，来来往往从来不坐长途公共汽车，都是拦便车，从家里带的东西吃完了，拦辆车就回来了，在家吃几天饱饭，再带上十几天吃的，又走了。可是弟弟从来拦不到车，一下去就没回来过。 到了地方，我找到了弟弟住的那间仓库。那间仓库又高又大，弟弟的床放在一个小角落里，显得孤零零的，像一艘小船。一进门，满屋的跳蚤噼里啪啦地蹦着扑了上来，我用手扑打着不让它咬着脖子、脸，可是几只跳蚤已经钻进了我的裤腿，我奇痒难熬，急忙跑到厕所把裤子脱了才把它们抖落出来。我当时就找到生产队长，要求给弟弟换房子，队长带着我满村转，也没找到合适的住处，最后还是把知青点的柴草屋腾了出来，收拾了一下，让弟弟住进去了。 在搬回知青点之前，我把他所有的衣服被褥全部拆洗了一遍，内衣**都用开水烫了，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害怕把虱子、跳蚤再带回去。他那只装衣服的箱子我也用开水烫了，打开那只箱子的时候，里边都不是味了，洗了的和没洗的衣服全放在一起，挂面、装咸菜和大酱的瓶子也在里边放着，那个味熏得人直想吐。 我花了两天时间帮他安顿好了住处，临走的那天，我又和他一道上山背了一次粪。背粪用背篓，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背篓，有一米多长，装满了粪土足有200斤重，我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没敢装满，只装了多半篓，就这样，走到半路还是走不动了，弟弟的块头比我小得多，但是他好像已经适应一些了，背篓里装的粪和我差不多，但是走得比我快，我望着他那瘦小的身躯，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力量。 知青点上住了十二个知青，我很想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但是他们都是仨俩一伙地吃，各做各的，不在一起开伙，刚来的时候他们是集体伙，轮流做饭，后来就散伙了，要把十二个人一起请一顿，给弟弟带来那点东西也就吃得差不多了，于是只好作罢，拿出点糖果、肉丝炒榨菜给大伙分了分，算是份心意。看看太阳快下山了，我该走了，弟弟要送我，我不让他送，他非要送不可。知青点离大路还有七八里地，送一段，我让他回去，他不肯，叫了一声哥，还要跟着；再送一段，我又让他回去，他还是不肯，又叫了一声哥，后面的话是，你就叫我再送送么，他没说，但是我听见了，就让他送。送出一多半了，我叫他回去，他还是不肯回，又叫了一声哥，他是太需要我这个哥，太需要亲情的温暖了。他不善表达，但是那份恋恋不舍的心情我是知道的，这一声哥叫得我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刷地一下流了下来，我搂住他的肩膀，说：“你送吧，把哥送到公路边你就回来。”弟弟没有哭，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把我送到了大路边。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了他，其实我给他留的钱已经不少了，给他再多他也不会安排。弟弟推让了半天，说钱已经够了，还怕我回去路上没钱，我说我拦车回去，不需要钱了，硬把钱塞给他，让他走了。天已经黑了，月光下，望着弟弟拐过一个山头不见了，我的心怎么也放不下，我又追了回去，说：“要不你跟我回去住几天吧，过几天再回来。” 我把弟弟带回了家。我带他回来，是想对母亲说，他实在是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能不能就不让他下去了，等着接父亲的班，大哥的事再另想办法。谁知我刚一开口，母亲就把我的话头截住了：“不行！那个名额是你大哥的。”我知道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闭嘴。母亲问了问弟弟在乡下的情况，我没敢把看到的情况如实告诉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说，其实母亲心里什么都清楚，我只说了这么几句，母亲就开始掉眼泪了。 我刚回到古城沟不久，弟弟就出事了。有一次队里施化肥，要用氨水，装氨水的大桶像老式的汽油桶那么大，往外倒不方便，要用一根胶皮管抽，抽的时候要用嘴先吸一下，吸通了它就会自动流出来，用小桶接了再经过稀释才能用。弟弟没有经验，吸的时候用力太大，没来得及吐出来，一大口氨水直接咽到了肚子里。弟弟被送进了县医院。 母亲接到桂青县知青办的电话后，来不及通知我们，直接拦了辆车赶到了桂青县医院。弟弟的脸肿得像个大南瓜，眼睛都睁不开了，嘴唇、鼻孔起满了水疱，样子十分吓人。经过几天的抢救，弟弟脱离了危险。 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县知青办和101冶的带队干部都很害怕，他们问母亲有什么要求，母亲说，只有一个要求，将来有了招工指标，早点把他招上来。知青办和带队的干部都答应了，可是到了招工的时候，弟弟还是没有招上来。我先后两次去桂青县找过知青办和带队干部，那时弟弟的伤已经养好了，他们觉得这点小事故算不上什么大事，当初说过的话根本不认账，甚至觉得我来找他们是无理取闹。我两次出师未果，大哥气不过，自己偷偷拦了一辆车去了桂青，他把弟弟住院时的诊断记录、医药费用单全部带了去，当时就要和知青办打官司，而且话说得很硬，“有这些证据在此，你们要是敢赖账，咱们就到省知青办说话；省知青办解决不了，我就到中央去告你们，我就不信天下没个讲理的地方！”知青办的干部害怕了，答应大哥一有招工指标立刻给他解决，可是前面招过两次以后，很长时间内一直没有指标，直到母亲去世以后，弟弟才被招上来，那时候知青点已经拔点了。 大通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水流落差大，切割力强，流经古城沟的时候，把地面向下深深地切割了下去，河岸离水面有几十米高，窄而急，从上面望下去很恐怖。由于水流落差大，很适合修建水电站，因而号称小三峡，改革开放以后，这里果真建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古城沟虽小，却不像大川那么荒凉，山里古树参天，到处都是蘑菇、木耳、蕨菜等野生植物和菌类。我们这些还没对象的单身汉，常去山里采蘑菇、挖蕨菜，男人们干这些活不像妇女们那么小气，拿着个篮子采一篮就回来了，我和二哥要是出马，一次至少弄回两麻袋来，洗净晒干，休假的时候好带回家去。除了往家带的，还有姐姐一家和我们父子三人吃的。到了古城沟以后，父亲、二哥和我都住单身，吃食堂很贵，也吃不好，父亲便买了个液化气罐子，给我们哥俩做饭吃。为了让我们吃好，父亲也不刻意节省，大概按照我们三个人吃食堂需要的钱数安排，把我们的伙食搞得已经近乎奢侈了。他常买些猪头猪下水之类的东西为我们改善生活，再加上山里采来的新鲜蘑菇、木耳和野菜，真是难得的美味了。可惜父亲只在古城沟干了一年多就退休了。退休之后他回大川去了，我们哥俩又得吃食堂了。 先后和父亲一起退休的，还有朱铁、王连升等一批老干部。公司里干部青黄不接，那些大中专毕业生还得不到信任，基本上都在公司和各工程队技术组，在机关的也都是些干事，很少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姐姐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重新提拔起来的，她当了二队的支部书记。现在的姐姐已经不是当年三结合上来的那个傀儡副主任了，她完全有能力领导一个工程队。到了二队，她又得和梁晓川整天打照面了。这是令她十分尴尬的事情。梁晓川已经三十多了，还没结婚，连对象都没找。以他的条件，只要想找，公司里的姑娘可以说随便挑，但他就是不找，他心里一直有姐姐，几年过去了，仍然解不开这个心结。姐姐的尴尬也就在这里，她也是爱他的，一看见他心里就有一种揪心的疼痛。她牺牲自己换来了梁晓川的自由，但是却永远得不到他了。技术组就在队长和书记办公室的隔壁，两个人近在咫尺，朝夕相见，却只能像陌生人一样，见了面相互点点头。 一天，技术组讨论一项工程问题，下班很晚，梁晓川发现姐姐还在办公室，便走进去打了个招呼。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走？” “我在赶一个材料。” “我等你一会吧，天都黑了。” “也好，我马上就写完了。” 梁晓川一来，姐姐就没心写材料了，放下笔问道：“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结婚？” 梁晓川鼓了鼓勇气说道：“我在等你。” “等我？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难道还能改变吗？” “能。他替我坐了两年牢，你用两年的青春还了他，难道还不够吗？你真的要准备和他过一辈子？” “当然是要过一辈子。难道还能离婚？” “为什么不可以？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你和他完全是一种协议婚姻，难道你就不打算再回头了？” “就算是协议婚姻，我也得遵守协议呀！” 姐姐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并没有往多处想，经梁晓川这么一点，她也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和锦生的婚姻是否一定要维持下去。协议她已经遵守了，现在分手也不算失信，可是真让她离，她也难下决心，她虽然不爱锦生，但是结婚以后锦生对她确实不错，吃的穿的用的都尽着他，事事都先考虑丈人家再考虑自己家，对我们家的大小事情，没有一件不上心的，姐姐没想到的他都想到了，姐姐当干部，需要这样一个人给她操持家务，处理后方的事。人都是有感情的，别说是自己的丈夫，就是养个小猫小狗时间长了还难舍难分呢，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呢？况且已经有了孩子，她不能让孩子刚生下来就陷入父母离异的矛盾之中。要她离婚，目前几乎没有可能。于是她说：“木已成舟，谁也无法改变了，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还是早点找个人结婚吧。” 就在这时候，姐夫接她来了。姐夫是个直肠子，出了门就问：“他和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是工程上的一些问题。” “你别骗我了，梁晓川一直不结婚，我就知道他对你还不死心。” “你可不许胡说呀，人家可是正派人。” “他要是个坏人我倒不怕了，怕就怕这种正派人。我是玩不过。” 后来，梁晓川又向姐姐表达过几次他的感情，姐姐虽然没有答应过他什么，但是心里总是觉得有几分遗憾。姐夫也看出来了，他的反应比姐姐还强烈，有点吃不下睡不着的。他是觉得心里有愧，平白无故让梁晓川坐了几天牢，自己去顶替，本来就是罪有应得，还白讹了人家的老婆，总觉得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见了梁晓川就感到抬不起头来。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对姐姐说：“你要是想离就离吧，我不能霸占你一辈子，强扭的瓜不甜，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姐姐说：“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要和你离婚了？你踏踏实实过你的日子。不要把人都想歪了！” 姐姐的态度让姐夫心里踏实了一些，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到处张罗着给梁晓川介绍对象，把古城沟各单位的漂亮姑娘都打听遍了，可是费力不讨好，梁晓川根本不领那个情，连见都不见。最后一次还把他说急了：“我的事情我自己管，用不着你来操心！” 父亲退休的时候，大哥还是没有接上班。公司里没有残疾人接班的先例。请示大公司人事处，大公司也没批。那时候杨怀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又当上了大公司的人事处长。二哥听说大哥又被他卡了一次，去找他算账。当着众人的面，杨怀恩不能示弱，说：“你还想再进去一次吗？那就来吧！”二哥见周围人多，打也把他打不了怎么样，就没有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说错了，揍你太便宜你了，迟早有一天我要杀了你！” 大哥既然没接上班，就准备让弟弟接。姐姐到人事科了解了一下政策，人事科的干部说，育海接班没问题，现在就可以办，但是育海已经下乡这么长时间了，很快就能抽上来，让他接班有点亏了，不如把这个指标留给我妹妹，将来她就可以不下乡了。姐姐问指标能不能留，人事科说按惯例一直是这样，未成年子女可以等到成年以后再接班。妹妹倒是聪明伶俐，她也愿意把指标让给四哥，她认为自己下乡肯定能抽上来。可是家里一商量，觉得弟弟已经受了这么多苦，马上就要熬出头来了，何必再让妹妹下一次乡呢？于是就把指标留给了妹妹。 大哥二十五岁了。他的工作问题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我和二哥私下里向父母亲表示，即使大哥一辈子找不到工作，我们也会养着他。母亲说：“胡说！难道他就不娶媳妇不成家了？你们能养他全家吗？你们要是有这个心，就赶快出去托托人，帮他想想办法。必须得让他工作！” 姐姐为大哥的事专门回来了一趟，她托人给县民政局的一位干部写了个条子，也不知管不管用，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姐姐带着大哥去了民政局。那位干部很热心，说：“本来101冶的残疾人子弟应该由101冶自己解决，因为地方上要解决的人也很多，压力很大。但是既然找到我这里来了，我会尽量帮你们想办法的，县里正在筹建一个残疾人福利工厂，一旦厂子开张营业，我一定帮你们解决。” 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一点希望，大哥阴沉的脸上，多少有了一点笑容。从那以后，大哥就经常到民政局去打听新厂子开工的消息，可是等了半年多厂子仍在筹建中，丝毫没有开工的迹象。母亲着急，又给姐姐写了信，让她再回来一趟，去找找那个民政干部。姐姐回来了，又去找了那个人，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残疾人福利工厂这么久还没开工，让你们久等了。”在他的努力下，把大哥安排在安家山砖瓦厂当了会计。 安家山砖瓦厂就在我家门口，在安家山的南面，这里的土质均匀，没有任何杂质，非常适合烧砖，这个厂的建立也是02工程带起来的，最早的产品主要是供应02工程的需要，建起来之后，各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厂子也越办越红火。但这是一家大集体企业，工资很低，学徒工只有十六块钱，转正以后也只有三十多块钱，即使这样大哥和我们全家已经很满足了。我们一家人对那位民政干部真是千恩万谢，想请他吃顿饭，但是怎么请也请不来，给他买了一些毛料和烟酒他也都给退回来了。 大哥被正式录取的时候，正是年根底下，我们都回到了大川，准备过年，也正好给大哥庆祝一下。吃晚饭的时候，大哥喝了点酒，脸上红扑扑的，十分兴奋，吃完了饭，他拿着那把小提琴上了山，我想跟他去，他不让，他说要自己待一会。不一会，我们听到了他的小提琴声，我们全家都跑了出来，远远地听见大哥站在安家山上拉起了琴。夜深人静，琴声传得很远，高地有不少人跑出来听他拉琴。也许他是要拉给人们听，怕大家听不懂，所以那天他一首外国曲子也没拉，开始拉的是《社会主义好》、《北京火车到边寨》和《牧歌》，我想这几首曲子和他当时的心境是吻合的，可是后来他又拉起了《梁祝》和《二泉映月》，就有点伤感的味道了，拉完《二泉映月》，居然又拉起了《江湖水》，母亲越听越不对味，对我说：“去把你哥叫回来吧。” 我爬上山去，悄悄走到大哥身旁，朦胧的夜色中，我看见他满脸都是泪水。 大年三十，一家人忙着过年，还差些酱油醋之类的物品不齐，母亲让我趁着商店上午还开门，让我赶紧去把这些东西置办齐了，于是我拿塑料网兜兜着几个瓶子出去了。刚走到高地大门口，看见一个人在那里卖冰糖葫芦。我吃最后一串冰糖葫芦还是在北京吃的，来到大川以后就没见过这玩意，于是带着一股好奇心走过去看看，到了跟前我尴尬了，卖冰糖葫芦的是春桃的丈夫高天宝。我认识他，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去了，但是他没有认出我来。 高天宝留在大川想干点临时工，帮助春桃解决生计问题，可是只有一条胳膊能干什么？那些活都是要出力气的，对健全人来说都不轻松，何况一个残疾人，而且人家也不要，于是他就做起了小买卖，夏天卖冰棍，冬天卖冰糖葫芦。春桃正年轻，还在追求进步，在那个年代，家里有个做小买卖的，让她脸上很不好看，可是为了生计，也只能如此了。开始生意还凑合，可是后来就有了竞争，高地和114厂家属区，光推车卖冷饮的就五六个，再加上那些小商店和地摊，一天卖不了几个钱。做冰糖葫芦是他新学的手艺，可是卖了没几天也有了竞争。看见他大年三十还在街上卖冰糖葫芦，我觉得很不忍心，我不是可怜他，我是可怜春桃。我摸了摸口袋，里边有二十块钱，能买一百串冰糖葫芦，再看看他那根插冰糖葫芦的草靶子，总共也超不过100串，于是说：“这些我全要了。把那个草靶子也给我吧，要不我没法拿。”他问我：“你要这么多冰糖葫芦干吗？”我找不出理由，冲他发了火：“我愿意，你管我买多少呢！”他一边接过钱一边向我解释：“我怕吃不了不好放，我天天都在这，想吃了啥时候来都行。”我说，你别管了，我们家人多，两天就吃完了。 我以为这样是帮了他一把，谁知晚上春桃领着他找到家里来了，硬把那二十块钱塞给了我，还给父亲带了两瓶酒来，这下没帮上她，反倒白耽误了高天宝半天生意，还让她倒贴了几块钱。 高天宝除了干过那件糊涂事，人倒还算厚道，一只手把家务全揽了下来，洗衣做饭都不用春桃，干完家务就推着小车上街去卖冰糖葫芦，两头都不耽误。可是却应了姐夫那句话，他要是个坏人倒好了，春桃可以早点下决心离婚，早点解脱。正因为他厚道，春桃一直不忍心抛弃他，就这样过了多半辈子。 高天宝用一只胳膊拎起那个草靶子扛在肩上，离开了我家。外面，已经响起了除夕夜的鞭炮声。 那年春节，我们过了一个很富足的年。母亲闲着没事干，养了一口猪，年根底下杀了，光是肉就有两百多斤。一个年过完，一家人只吃了很小一部分，除了送给街坊邻居的，还剩了一多半，母亲想拿出去卖，父亲觉得那不是工人家庭干的事，就没有卖，于是把肥的全部炼了油，瘦的腌起来，我们回古城沟的时候，一人还带了一些，那时没有冰箱，带也带不了多少。大概是那些大油害了母亲，她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突然摄入这么多脂肪，一下子胖了许多，得了高血压、脑血栓，老是说头疼。姐姐、二哥和我过完年就走了，以后偶尔回来一次，听到母亲说头疼也没在意。到医院去看，留守的医生根本不当回事，每次去看，开几片止疼片就把你打发回来了。我们那个职工医院也就是应个景，别说一个家属，就是正式工人去了，也就是开几片药就打发走了，根本不把工人的病痛当回事。后来母亲也不去了，一感觉头疼就吃几片止疼片顶着。高血压、脑血栓在当时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防治得好完全可以治愈，至少不会有什么大危险，可悲的是不知道是什么病，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和治疗，一直就这么拖着。 杨怀恩复职以后，没有忘记曾经答应过安琪的话，上下打点活动着把安琪的贪污案推翻了。安琪被放了出来，仍回财务科工作，不过党籍已经没了，科长也当不成了。安琪没想到杨怀恩对她的事还这么上心，相比之下，在她在押期间，马国栋什么也没做，他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去做。因此，安琪对杨怀恩感激不尽，两个人旧情复燃，又搞到一起去了。那时杨怀恩已经结婚了，娶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因为两个人年龄差距太大，加上与原妻和孩子的矛盾，感情一直不好。相反，与安琪倒是打得火热。 安琪在押期间，锦华一直在帮着马国栋料理家务，照料两个孩子。到了古城沟依然如此。公司里对他们的议论很多，锦华权当没听见，经常在大白天去帮着洗衣服做饭，两个人私下却很少来往，有不少人想抓他们的把柄，始终抓不着。于是一些有良知的人对锦华和马国栋的做法产生了好感，对他们的议论开始变得褒贬不一了，因为安琪已经失去了公民权，马国栋要离婚很容易，两个人要走到一起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马列被安排在古城县公交公司当售票员。他已经大了，对他们的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没看见。祥子也不干涉锦华的行为，决心以自己的方式和马国栋斗争到底。他知道，任何打骂、干涉、威胁都无济于事，只有把锦华的心争取回来，他才能真正得到她，即使得不到，他也要尊重她。 安琪出来以后，马国栋再次提出了离婚，安琪仍然不同意。开始是拖着，后来拖不过去，就又开始大吵大闹，马国栋不想闹得满城风雨，他以为和安琪有约在先，现在她不应该再赖下去了，但是安琪始终不松这个口，最后只好诉诸法律了。法院对这类事情的处理一般是要维护女方的权益，女方不同意就暂时拖着不判。他们要马国栋提出分居两年以上的证据，马国栋拿不出，只好等着。安琪事先找过祥子了，想和他订立攻守同盟，祥子不想和她扯连连，但是也不同意离婚。能拖一段时间，毕竟还有机会做争取锦华的工作。除了不同意离婚，祥子倒没有说别的，对待锦华还和从前一样。 一天晚上，一个偶然的机会，锦华和马国栋在办公楼里碰上了，两个人都已经被离婚折腾得筋疲力尽，马国栋请锦华到他的办公室坐坐，两个人说了一会话，说到动情处，便又睡到了一起。他们太缺乏警惕了，被人捉了奸，而且是以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他们被人赤条条地捆了出来，绑在了桥头的电线杆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