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刚一回到工地上，锦生和梁晓川师徒俩就跑来看她，锦生道：“到底让人给整下来了，他整你是啥理由？我去找他说去！” 姐姐说：“是我自己要求下来的。” “那是何苦呢！放着办公室不坐，跑到这来干什么！晒太阳啊？” “你不懂，我这个人不适合当领导，还是回来当工人心里踏实。” “也好，这回咱俩平起平坐了，你也再别跟我摆什么主任架子了，咱俩的事你也该考虑考虑了吧？”锦生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他是故意要抢在梁晓川前面把话说出来，让梁晓川不好再开口。 姐姐笑着说：“咱俩啥事？咱俩啥事都没有！”姐姐和梁晓川的恋爱关系已经悄悄恢复了，锦生大概还不知道。每天下班之前，锦生早早就推着自行车来了，“走，我带你回家！” 姐姐说：“就这么几步路，带什么呀！” “那我陪你走回去。” 锦生把姐姐盯得很紧，不容许任何人再有插手的机会，可是大家都明白，锦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没什么指望。慢慢地，锦生自己也泄了气。后来，他听说他们都要准备结婚了，才彻底放弃了，他对梁晓川说：“育荣跟了你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你要好好待她，将来你要是对她不好，小心我敲碎你的脑袋！” 可是摆在姐姐和梁晓川面前的道路并不平坦，阻力依然来自杨怀恩。下去锻炼的大学生、中专生陆陆续续抽上来了，虽然大部分都没担任什么职务，但是各工程队和车间都成立了技术组，那些大学生、中专生基本上都在技术组工作，实际上已经回到了专业技术岗位，只有梁晓川和少数几个“表现不好”的还在下面当工人。梁晓川心里倒也坦然，当工人就当工人，反正工资一分钱不少拿，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对于他来说也无所谓。可是姐姐心里却不是滋味，觉得是自己影响了梁晓川的前途。梁晓川说：“你别这么想，杨怀恩不能一手遮天，如果是他的原因，他也不可能压我一辈子，总有出头之日；如果不是他的原因，那也就快了。” 梁晓川是最后一个被抽上来的，刚抽上来不久就出了一件大事。当时三车间主体的立柱正要浇筑混凝土，负责施工的是二队。工程进入冬季施工以后，混凝土浇筑不容易成型，一冻一化就粉了，按理说，像02工程这样重要的工程，这些工作都应该在入冬以前完成，以确保工程质量，但是战区平时抓革命雷声大，促生产雨点小，浇筑工作一直拖拖拉拉地拖到冬天还没完。于是便采取应急措施，在混凝土里加盐，然后再在外面包上厚厚的草帘子，这样可以防止结冰，只要混凝土不冻，慢慢干了以后和夏季施工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是冬季施工，混凝土浇筑一旦开始就不能停，要一气呵成，否则结合部的质量就难以保证，因此工人们实行三班倒，技术组的几个人也跟着三班倒带班，负责监督质量。那天梁晓川上四点，他开好了领料单正准备派人去材料组领盐，忽然来了个学徒工告诉他说，姐姐被车撞了，送到医院抢救去了。梁晓川和姐姐正处于热恋之中，一听这个消息，立刻慌了手脚，不过他还没有忘记手中的领料单，恰好一出门看见了锦生，于是把他叫住了：“我的师傅，你来得正好，快帮我把这个单子处理了，我有点急事，我要是回来晚了，你帮我盯着点，混凝土搅拌的时候记着让那些临时工加盐！” 锦生接过料单看了看说：“什么事呀这么着急？” 梁晓川没敢告诉他实话，怕他也要跟着去，一时抓不着顶他的人，于是说：“回来再告诉你，你记着帮我把事办好。” “你放心吧，不就领个盐么？”说完，锦生就把料单揣在了怀里。 那天锦生也是四点的班，冬天冷，中间还隔着一顿饭，于是就在口袋里揣了一瓶酒。到了工地，先把酒和饭盒里装的饭菜掏出来放在值班室炉子边，恰好碰上几个小哥们，也都带了酒菜，一起放在了那里，大家一看带的东西都还不错，一个个馋得直流口水，于是便坐下先喝了起来，喝着喝着就把领料的事给忘了。过了一会，听见外边吆喝着干活，锦生就跟着出去了。浇筑混凝土，木工是第一道工序，得先把木模板固定了，才能往里灌，锦生喝了半天酒，耽误了一会工，大伙都等着他呢，于是急忙去干自己那点活，这一忙，就更想不起领料的事来了。他的活完了，该水泥工上去浇灌了，便又回到值班室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直到下班也没想起那张领料单。第二天早上睡醒了，才突然想起领料的事，可是又不好意思对人说，一晚上浇筑了十几根立柱，如果返工，损失就大了，他没想到如果造成后果损失更大，于是怀着侥幸心理把那张领料单压下了。 水泥工因为技术简单，谁都能干，所以这个工种的人数比例很小，那天值班的两个水泥工拿着震动棒在立柱跟前盯着浇灌质量，搅拌这边只剩了一帮临时工，他们根本不懂冬季施工要加盐，因此，十几根立柱浇灌好了，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少了一道工序。 姐姐的伤倒是不重，梁晓川在医院陪了她一晚上，第二天又到县医院和114厂医院请了几个医生来会诊，都说没有大问题，梁晓川这才安心上班去了。在工地上他见到了锦生，问了问前一天的情况，锦生回答得十分肯定，梁晓川也就把心放下了。 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家里在经济上宽裕了许多，不需要姐姐再帮着撑持了。于是姐姐和梁晓川定下准备春节结婚，梁晓川每天忙着刷房子、糊顶棚、做家具，浇筑混凝土的事很快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过了些日子，那些保温用的草帘子拆除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混凝土全干了，可是一碰就掉渣，人们怀疑是因为时间短，水泥没干透，于是又等了一段时间，还是老样子。马国栋亲自到现场看了看，拿着根钢钎捅了几下，立柱上的水泥、石子哗啦哗啦往下掉，不一会就露出钢筋来了。他把新浇筑的立柱挨个检查了一遍，那天晚上浇筑的那十几根统统不合格。于是出现了战区开工以来最大的一场事故。 这场事故如果放在今天来看，也就是给责任人一个行政处分就完了，即便是较真，按渎职罪处理，最多也就判个一两年。可是那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再加上人为的因素，问题就更复杂了。一公司党委为此事专门给大公司、冶金部和甘肃省委打了报告，严重地夸大了事实，并且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阶级敌人蓄谋已久的破坏三线建设的重要步骤，希望上级立即派人来调查处理此事。大公司对一公司党委这样大动干戈越级反映问题很不满意，但是问题已经捅上去了，他们也无奈，只好跟着一起来擦屁股。冶金部和甘肃省委派出了联合调查组，会同公检法部门一起进行调查处理。梁晓川被判了十五年，其他相关责任人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分。之所以判这么重，主要是因为声势造得太大，似乎不这样就没法收场；再加上梁晓川的出身不好，也很难排除故意破坏的嫌疑。锦生吓坏了，一直没敢拿出那张领料单，梁晓川承认是自己因为工作疏忽忘了，始终没有提锦生的名字，一个人把责任全揽了下来。 梁晓川被判对姐姐打击太大了，跟丢了魂似的，整天坐着发呆。她到劳改工厂去看过他，告诉他她会一直等着他，梁晓川说：“千万别这样，等我出来你就快四十了，人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你不能为了我毁了自己一辈子。” 姐姐说：“四十岁还不老，哪怕再老我也要等你。” 拿定了主意，姐姐心里踏实多了，回来之后再不像以前那种魂不守舍的样子了。 梁晓川被判以后，锦生没事就到卷扬机旁来陪着姐姐，怕她受打击太大，想帮她排解排解。时间久了，他见姐姐并没有为这事一蹶不振，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你还要等他吗？” “当然要等。” “十五年哪！十五年你都老了。” “哪怕是二十五年三十五年我也要等。” “别犯傻了。人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何苦呢？再说。你要是喜欢他，还可以先结婚到时候再离嘛！” “你别胡说八道，锦生，你就死了这份心吧，我是不会嫁给你的。趁着年轻，找个好姑娘，别老缠着我，我心里烦着呢。” 锦生依然不死心，姐姐的冷言冷语他一点不在乎，每天照样来，只要一有机会，那些没边没沿的话照样说。锦生抽烟，口袋里老是装着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烟丝和卷烟纸。有一天他打开铁盒，里边的卷烟纸用完了，便用手在身上**，摸了半天，摸出一张揉皱了的纸，他想拿它做卷烟纸，可是打开一看，是那张领料单。这张领料单他已经在身上揣了好久，他都把它忘了，这会突然看见，心里不由得一惊，急忙又把它放回了口袋里。这一连串的动作被姐姐看见了，姐姐问他：“那是什么东西？” 锦生说：“一张废纸。” “你拿出来让我看看。” 锦生捂着口袋说：“你看它干吗？” “我就是想看看，什么东西还捂着藏着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锦生的脸色变得煞白，蹲在那里一声不吭，姐姐进一步追问道：“到底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看看？” 锦生犹豫了半天，掏出了那张领料单。 锦生是个有良心的人，梁晓川受审查的时候，那气氛确实让他害怕，他一直不敢承认事情是自己干的，可是梁晓川被判以后，他心里却一直受着良心的折磨。他没有毁掉这张领料单，每次洗衣服的时候，他都把它掏出来，放在新换的衣服里，他一直想去自首，替梁晓川洗清不白之冤，可是一想到梁晓川一出来就要和姐姐结婚，他就犹豫了。这是一个极好的追求姐姐的机会，他舍不得放弃，所以那张领料单就一直在身上揣着。 姐姐看了那张领料单，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锦生如实地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也坦白了自己思想斗争的过程，姐姐听完他的话，说：“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还不想去自首吗？你背着这么重良心负担心里好受吗？日子过得下去吗？” “我明天就去。”锦生答应着走了。过了几天，他还在工地上晃悠着，不过没敢到姐姐的卷扬机旁边来。下班的时候，姐姐在路上堵住了他：“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又犹豫了？” “育荣，你别逼我，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又过了几天，姐姐又找到了他，问他想通了没有，锦生还是下不了决心，姐姐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做工作，后来把锦生逼急了，他说：“你把我送进去，让他出来和你结婚，你就这么狠心？你心里下得去吗？” 一句话把姐姐问得张口结舌，姐姐无言以对。过了几天，姐姐再次找到锦生，说：“你去自首吧，我不和他结婚。我等你！” 锦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天没反应过来，最后傻乎乎地问了一句：“真的？” 姐姐沉重地点了点头，说：“真的。” “你可不许骗我！” “我不骗你，你判十五年我等你十五年，判二十年我等你二十年。” 第二天，锦生去自首了。梁晓川的案子很快就重审了。虽然梁晓川对事故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没有触犯刑法，交原单位做行政处理。因有梁晓川被判在先，锦生不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被判了三年。 梁晓川出狱以后来找姐姐，姐姐说：“我已经不属于你了。” 梁晓川很吃惊，说：“你不会第二次再抛弃我吧？我相信你不会。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又是杨怀恩捣的鬼？” “不是。是我把自己许了人。我用我的婚姻把你换回来了。” 姐姐把事情的详细经过说了，梁晓川气得捶胸顿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是说要等我吗？为什么不让我在里边，你等我不好吗？为什么是等他？我不会被关十五年的，我一直在申诉，你为什么不给我带个信，和我商量一下呀！” …… 姐姐没有食言。两年以后，锦生因表现好被提前释放了，仍回原单位工作。姐姐和他结了婚。 婚礼办得格外冷清。姐姐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就是知道的人，她也不想让他们来参加婚礼，结婚的日子谁也没告诉，一个客人也没请，打算悄悄登记了就算了。临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姐姐坐在小屋的炕沿上一声不吭，父母亲在一边陪着她，也不说话。该说的都说过了，此刻的沉默代表着父母亲对她心照不宣的理解。小屋的门关着，我们弟兄四个站在那里，伸着脖子往屋里看，但是谁也不敢出声，刚上小学的妹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想问问这是怎么了，我们示意她不要出声，妹妹很懂事地闭住了嘴，一声不吭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屋子里的空气沉闷得吓人。父亲想缓解一下屋里的紧张气氛，把小屋的门打开了，对我们说：“来来来，都进来，陪你姐姐说说话，姐姐明天就要结婚了。” 我们几个呼啦一下子涌进了小屋，可是全都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连最能说会道的大哥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父亲说：“都傻站着干什么？说话呀！” 姐姐抬起头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突然扑到父亲怀里，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 我是在梁晓川出事的那年冬天参加工作的。二哥参加工作比我晚了整整一年，大哥则一直闲在家里没人要。县民政局曾经拿着省民政局的文件来给战区各单位做工作，希望他们在招工的时候能招收一些残疾人。根据省民政局的文件，各单位招工指标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一的指标留给残疾人，并且鼓励多招。但是战区各单位一直不执行。首先是一公司带头顶，人事科的干部经不起县民政局一次次地做工作，来请示分管人事的杨怀恩，杨怀恩说：“不办！三线建设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工程，弄些瘸瘸瞎瞎的人来能干什么？我这又不是福利院！”后来省上和地区民政局也不断地催问，人事干部再来请示，杨怀恩道：“你让他们来找我，耽误了三线建设他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一公司确有不少残疾孩子，但是到了就业年龄的只有我大哥和马列两个人。杨怀恩这样做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一公司一带头，其它公司也顶着不办，民政部门也奈何不得。 大哥已经没有心思再动那把小提琴了，偶尔拿出来拉一拉，也是一些忧伤的调子，听了让人心酸。他学会了抽烟，而且抽得很厉害。刚学抽烟的时候，他老是买好烟，母亲给他的那点零花钱不够，他就偷父亲的老旱烟抽，用报纸卷成卷，经常呛得鼻涕眼泪一起流。后来母亲发现了，就经常买几盒烟放在家里，父亲看了很不高兴，说：“有你这样当妈的吗？给孩子买烟抽，这样能教育好孩子吗？”母亲说：“不就是抽个烟吗？又不是干什么坏事，你学抽烟的时候比他小多了！” 待业的孩子们差不多都走光了，剩下的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都下了乡。大哥没有朋友，便经常和马列在一起玩。他们都是残疾人，可以不下乡，于是便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有时候整天整天地在外面不回来，父母亲知道他心里苦，也不怎么管他。可是有一天，公安局突然来人把大哥抓走了。原因是他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马列。那些日子，母亲天天催着父亲和姐姐去找找人，想想办法，不要判得太重。父亲说：“枪毙了才好，留着这号孽种干啥！” 母亲当时就不愿意了，说：“你怎么这么说话？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可也是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你就忍心看着不管？” “你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干吗？让他反党反毛主席呀！早知这样当初还不如把他扔了去呢！” 父亲对大哥一直很好，和我们哥几个没有两样，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感到很吃惊。母亲愤怒了，说：“你住嘴！我不许你这样说我的孩子！” 母亲从来不和父亲发火，偶尔发一次，那一定是触犯了她的禁区。逢到这种时候，父亲便不吱声了。 母亲催不动父亲，就来催姐姐和我。姐姐没有办法，我就更没有办法了。母亲见我们无能为力，又让我们去打听大哥关在哪，她要去看看，给他送点吃的穿的，可是我们也打听不出来，因为大哥的案子一直没判，找到公安部门，公安部门说没判之前家属不准探视，打听也没用。当时我们都认为事态很严重，这种判断给母亲的压力太大了，眼看着母亲一天天憔悴下来，嘴里天天念叨着，“不会枪毙吧？他还是个孩子呀！” “你说能判多少年？要是判上二十年，出来就四十多了，一辈子就完了！” “都怪我，光知道他心里苦，老是惯着他，怎么就忘了嘱咐他这个呢？” 我们不停地拿话安慰母亲，可是我们那种自己心里都没底的表情对母亲起不到任何安慰作用。 大哥被关了一年多才放出来，案子最终也没判，因为这个案子很难定性。大哥参加的那个党叫马列主义人民党。党的基本纲领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决和混进共产党内的一小撮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和阶级异己分子斗争到底，直到把他们彻底清除出去为止。在当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党指的是共产党，突然冒出一个什么党来，不要说公安部门，就是普通百姓和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从直觉上都会认为是和共产党唱对台戏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一点不为过。可是人民党的主要成员被抓起来以后，从搜出来的不多的几件会议记录和文字文件看，他们的行动纲领和主要目的就是这些。首先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这个大前提看，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似乎不妥；从他们的活动来看，主要是在一起开了几次会，说了一些对社会不满的话，并没有推翻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从组成成员上看，几乎全部是未参加工作的待业青年，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影响了自己的前途，有的是自己犯了错误，招工时人家不要被剩下了，还有就是我大哥这样的因为身体残疾而受到社会歧视的人。开始这个案子闹得很大，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了北京最高层，然后又层层下达指示，一定要彻底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找出它的海内外背景和背后支持的势力。可是查到后来，办案人员为难了，因为所有人民党的十几个成员已经全部被抓获归案，查不出任何背景和背后支持的势力，他们选出的总书记就是我大哥鲁育农。那几年这样的案子很多，光在大川就破获了三起，后来公安人员对这一类案件有了经验，就不像第一次那么紧张了。有的甚至连报也不报，查一查没有什么背景，关几天吓唬吓唬就把人放了。 大哥这么快就被放出来，和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有关系，开始被抓进去的时候他也很紧张，以为这辈子完了，他是首犯，不枪毙也得判个二十年。后来审了几次就没有下文了。有一天，看守他们的人带他们出去放风，大哥走得慢了点，让看守人员骂了一顿：“你一个瘸子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跑出来胡闹什么!净他妈给我们添麻烦！弄来你们这么一帮家伙，关也不是，放也不是，还得专门派人伺候你们！”大哥一听这话，心里立刻有了底，知道事态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于是开始为自己辩护。他先写了一份检查，说自己一时糊涂，因为几次招工没招上，就对社会产生了不满情绪，和一些待业青年在一起发牢骚，说怪话，甚至要闹点事给领导一些颜色看看，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份检查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办案人员实事求是，认为这才是问题的真相和实质。他们找大哥谈了一次话，大哥口若悬河地讲述了父母双方的家史，然后说到自己从小所受的教育，最后说：“我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给我十二个胆我也不敢反哪，我就是有胆也不会去反，谁让我反我都不反！谁反对党我跟谁急，我跟他玩命！我打他个遍地找牙满脸桃花开！”把办案人员都说笑了。 后来又拖了一段时间没有放他们出来，主要是因为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哥那个总书记的头衔比较吓人，一个是他们的会议记录中指名点姓地提到了几个当时还在位的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办案人员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审理核实，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哥的解释是：之所以这样叫主要是为了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因为毛主席是主席，他们就没设主席，只设了总书记，其实也是不知深浅瞎胡闹。办案人员对“不知深浅瞎胡闹”的解释表示认可，关于“混进共产党内的一小撮”究竟指的是什么，大哥说：“就是指我们战区和一公司的几个头头，其实他们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没把我们的问题处理好，所以我们恨他们。” “不对，在你们的会议记录里，指名点姓地提到了林彪同志！” “那不是说他，那是指我们公司的一个领导，长得有点像林副主席。” 那会对他们的看管已经不严了，十几个人关在两间大房子里，大哥回去就给他们分析形势，统一口径，十几个人都这么说。办案人员当然没有这么简单，随便就让他们糊弄了，但是事有凑巧，就在这时候，发生了“9.13”事件，林彪垮台了。在当时，除了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有可能构成反革命罪，要打倒别的谁谁谁，一般都不作为政治问题来追究。办案人员也不想再和他们纠缠下去，就糊里糊涂地结了案。 那天是姐姐把大哥接回来的。大哥一脸的轻松，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母亲抱着他直掉眼泪，他还笑嘻嘻地安慰母亲，“妈！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么？什么事都没有！”父亲在一旁看见生气了，声色俱厉地对大哥说道：“你还有脸笑呢，你给我跪下！” 我、弟弟和二哥从小都挨过父亲的打，其中二哥挨得最多，但是父亲从来没打过大哥一下，因为他是抱养的，父亲怕他敏感，可是这次父亲真生气了。大哥没受过这个，站在那里没动，父亲说：“说你呢！听见没有？”母亲急忙把大哥拦到身后，说：“你干什么呀，孩子刚回来，有话过两天再说不行吗？干吗发那么大的火！” 父亲伸手去拉母亲，说：“不行！这孩子就是让你给惯坏了，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他不可！”母亲死死地抓着父亲的胳膊说：“要教训也行，但是绝对不许你打他！”父亲松开了手，把姐姐和我们弟兄几个统统叫到了一起，指着大哥说道：“你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教训他吗？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犯什么错误我都能原谅，就是不能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谁要是犯了这一条，就不是我鲁润德的孩子，就永远不要进这个家门！” 大哥为自己申辩道：“爹，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你给我住嘴！今天念你是初犯，原谅你一次。今后不管是谁，只要犯了这一条，就永远别回来见我！你们吃的穿的，什么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没有毛主席，你们的爹妈早饿死了，哪有你们的今天！刚认识几个字就敢反党反毛主席了，简直是反了天了！”父亲指着大哥说道：“你别以为你不是我亲生的我才这样对你，正因为不是亲生的，今天对你算是客气了，要是换了他们哥几个，我非把他皮扒了不可！” 大哥扑通一声给父亲跪下了：“爹，我真的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呀！” 母亲拉起大哥说：“你爹正在气头上，有话以后再说。” 姐姐也劝父亲说：“爹，您别上那么大的火，育农的案子是这么回事……” 父亲搞清楚大哥被关的原因后，心里觉得有些歉疚，给他买了一条烟，大哥拿着那条烟哭了。 锦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马国栋的办公室。她不敢正眼去看他，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低着头站在门边。马国栋望着她说：“你终于肯回头啦？” “是一个孩子挽救了我，他说我还能成为一个好人。” “你本来就是好人。” “他也是这样说的。” “那就请坐吧，好人！” 锦华没有坐，说：“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马国栋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在她面前，说：“现在不是你应该怎么办，而是我们。” “我们？” “是的，我们。”说着，马国栋伸出了双手，锦华一下子扑在他怀里，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马国栋知道，现在还不是享受爱情果实的时候，他轻轻地推开锦华，把她按在椅子上，说：“现在说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打算离婚，然后和你结婚。我们既然相爱了，就光明正大地爱，我不想过那种苟且偷生的日子。” “我也是。” “这是面向世俗的一次艰难的挑战，交战的双方力量悬殊很大，我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战胜他们，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试一试，你害怕吗？” 锦华摇了摇头说：“不。” “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不管有多难，我也要跟你走到底！不过我想，只要一方坚决要离，另一方也没办法。无非是拖延点时间而已。” “你别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我先让你看一段精彩节目吧。你把灯闭上。”锦华不知他要干什么，走到墙边拉灭了电灯。马国栋道：“你站在那别动，也别出声。” 过了几分钟，马国栋悄悄走到窗前，哗啦一下把窗户推开了，然后对着窗外说道：“想听什么进来听吧，外边冷，别冻着。”窗外没有动静。马国栋端起脸盆，把一盆水哗地一声泼了出去。只见两个黑影站起来，撒腿就跑。 马国栋冲着锦华说道：“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 “太可怕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我那天晚上说那些话的意思了吧？我不是不爱你，是不敢爱你。” 锦华歪着头调皮地问道：“现在敢了？” 马国栋一把将锦华揽在怀里，紧紧地拥抱着她说：“现在什么力量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了。” 马国栋正式向安琪提出了离婚。 马国栋从警卫连出来之后，安琪一直想向他忏悔。她已经把马国栋的心伤透了，马国栋一句也不想听，但后来还是听了，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何况还有三个孩子，如果要继续过下去，就不能老这么僵着，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个人的关系有所缓和。但也只是在一起吃吃饭，说说话，马国栋很少在家里住，他已经从生理上对安琪产生了反感，缓和关系不过是为了能在一个屋顶下待下去。如果还能在一个屋顶下待下去，他对和锦华的关系的处理可能会是另一种办法，至少不会这么快就下决心离婚。 安琪在家里得不到马国栋的彻底谅解，只好把心思用在工作上。一直埋藏在她心里的那股想入党、想当财务科长的强烈愿望又冒了出来。尤其是到了文革后期，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入了党，许多年轻干部像坐直升飞机一样升了上去，看得她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她很嫉妒，这些人凭什么上得那么快，他们哪一点比我强！可是她的入党问题就是迟迟解决不了，过去她怨马国栋出身不好，现在可怨不着了，马国栋不仅恢复了总工职务，还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她觉得不能老是在支部这个范围里努力，得在上面想想办法了。有了想法就有办法，不久机会就来了，一天，杨怀恩来报销差旅费，安琪张开笑脸迎了上去，说：“杨书记，怎么报销个差旅费您还亲自来呀，让党办的同志来办不就行了吗？”杨怀恩笑了笑说：“我可不是来当官做老爷的，这么几步路还支个人干啥？实在忙不过来了请他们帮帮忙，自己能干的还是自己来吧！”说着，把一打子票据交给了安琪，说：“报完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亲自来取。” 杨怀恩走后，安琪打开那些票据，一下愣了，杨怀恩只是到兰州出了几天差，差旅费竟然花了七八百！住的不是大公司招待所，而是一家三星级饭店，怪不得杨怀恩亲自来报销，原来是不愿意让党办的人知道。过去党办来替他报的时候也是每次都超标，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超得这么厉害。安琪是负责差旅费报销业务的，每次都要拿到科长面前去请示，超标的部分怎么处理。这次她又要去找科长，可是转念一想，这正是一个巴结杨怀恩的好机会，如果请示了科长，功劳就不是自己的了，而且看杨怀恩那个样子，是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如果把这事给他办了，他肯定会记在心上的。可是这么严重的超标自己私自处理了，万一科长知道了也很麻烦，如果有人追究起来，违反财务纪律的责任就得由自己承担。她内心里斗争了半天，决定还是不请示科长为好，书记超标，谁敢追究！于是便私自做主把账报了。报完之后，她找了个机会，趁着杨怀恩办公室没人，把钱送了过去，装做什么也没看出来，说：“杨书记，以后您报销就不用亲自跑了，您把票据整理到一起，打个电话我来取就行了。”说完就走了。 这件事办到了杨怀恩的心坎上。他正需要这么个人，能够瞒过所有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些花费处理掉，安琪的做法正中下怀。以后每次报销杨怀恩都交给她去办，后来胆子就越来越大，花费越来越多了，什么票据都敢拿来报销。开始安琪很害怕，后来越做次数越多，金额越大，害怕也没用了，她想，杨怀恩自己都不怕我怕什么？出了事就说是被胁迫的，蹲班房的是杨怀恩，自己大不了挨个处分，于是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 杨怀恩把这事交给安琪，瞒住了其他人，可是还得想办法把安琪的嘴堵住才是，于是有一天他问安琪：“你看你为我的事操了这么多心，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安琪早就等着这句话呢，怎么回答也都准备好了：“我没什么要请杨书记做的，杨书记如果有时间关心关心我们的进步吧。我申请入党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没批。我找党员同志们征求意见，他们老说我身上有股小资味，您说我怎么才能去掉这股小资味呢？” 杨怀恩听了哈哈大笑，说：“想进步是好事呀！你怎么不早和我说？你们支部的党员对你也太苛刻了吧？什么样的小资味这么多年还没去掉呀！回头我跟你们支部书记说说，对待要求入党的同志不能求全责备，这么多年不给人解决，也有点太过分了！” 过了没几天，支部书记就找安琪来了，给了她一份《入党志愿书》。 杨怀恩多报的那些票据很快就被财务科长发现了。科长找到安琪，问她：“这些票据报销你怎么也不问问我？这是严重违反财务纪律的。”安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问题全部推给了杨怀恩：“是杨书记嘱咐不让对你说的。” “那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吧，出了事别找我。”财务科长把账往她面前一摔，走了。 安琪很害怕，当天就把事情向杨怀恩报告了，杨怀恩说：“不用怕，有我呢。”过了些日子，财务科长被提拔为总会计师，安琪当上了财务科长。 安琪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终于实现了，但是她已经上了杨怀恩的贼船，下不来了。杨怀恩曾多次用小恩小惠拉拢她，给她买衣服、买毛料、买贵重首饰，她都不要。她明里暗里反复向杨怀恩表示过，她入了党、当了财务科长就已经很满足了，别的什么也不需要。她越是不要，杨怀恩越是不放心。他有这么多把柄在她手里怎么能睡得着觉？于是杨怀恩采取了别的手段。 有一次，安琪到兰州参加大公司的财务工作会议，杨怀恩刚好也去参加省里组织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会，住在兰州饭店。会开完之后杨怀恩没有走，打了个电话把安琪叫到了兰州饭店。 安琪已经四十过了，但是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加上平时爱打扮，总是把头发挽得高高的，显得很洋气，虽然说已经是徐娘半老，但是还有几分姿色。杨怀恩便拿话挑逗她：“小安同志身材不错嘛，你是怎么保养的？” “哎呦杨书记不好这么开玩笑的呀，还什么小安，我四十岁都过了，已经是老太婆了。” 杨怀恩故作惊讶地说道：“你都四十了？可真不敢相信，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二十多岁呢！” 无论多老多丑的女人，都愿意别人说自己年轻漂亮，而且一听到人家这么说就犯糊涂，很少有人能保持清醒。越是老，越是丑，就越是希望听到别人这样说。安琪还不算老，也不算丑，听了这话也是心花怒放，但是嘴上还在谦虚着，同时还没忘了拍拍杨怀恩的马屁：“哪里呀，我孩子都快二十岁了！哪像杨书记呀，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 杨怀恩一听有门，便进一步往下试探：“我可能和你年龄差不多吧？” “怎么可能，我肯定比你大。” “那我就叫你声姐吧，我从小就没个姐姐，特别羡慕人家有姐姐的人。” “那我可有点不敢当。” “那有什么不敢当的，姐！”杨怀恩一面说一面把安琪抱住了，安琪挣扎着说：“这个不可以的。” 杨怀恩道：“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在兰州，又不是在大川。不会有人知道的。”说着，杨怀恩扯去了她的外衣，把她按在了**…… 杨怀恩得手了。开始安琪并不情愿，希望回去以后就结束这种关系，不再来往，可是经不起杨怀恩一次又一次的纠缠，加上在家里又得不到温暖，最后还是就范了。杨怀恩把过去给她买的那些东西又一件件重新拿出来送给了她，她也接受了。 女人在感情上一旦付出了，就会十分认真，安琪开始关心起杨怀恩的生活来，她给他织了几件毛衣，又给他添置了一些铺的盖的，把那些旧衣服被褥，全部拆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杨怀恩离婚以后一直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关心和照顾，两个人的感情自然也有所发展，安琪已经开始考虑嫁给他了。可是当她把事情正式向杨怀恩提出来的时候，杨怀恩却哈哈大笑：“开什么玩笑！结婚？你不至于幼稚到这种程度吧？难道我费了那么大劲才把婚离了，就为了和你结婚？” 这一瓢冷水把安琪泼醒了，她发现杨怀恩一直在托人给他介绍对象，目标就是那些没结过婚的大姑娘，而且，除了她，杨怀恩还有别的女人。安琪到这时才明白，原来杨怀恩是在利用她，不仅不想和她结婚，甚至从来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情人看待过，她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玩偶，一个帮他弄钱花的工具，需要时他可以把这个钱罐子拿来摇一摇，不需要时就扔到一边去了。她现在想摆脱他已经晚了。为了满足杨怀恩不断扩大的需要，前不久她刚刚挪用了一笔材料款。她给了杨怀恩一部分，剩下的原打算留做她和杨怀恩结婚时用，亏空已经用假账填上了，现在想退也退不回去了。安琪后悔莫及，“一打三反”运动刚刚结束，县里召开了公判大会，枪毙了两个贪污犯。运动中掌握的死刑标准是贪污数额超过一万元，而这两年来光他给杨怀恩非法报销的钱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再加上这笔材料款，把她枪毙三回都够了，每当想起这些，安琪就不寒而栗，夜里睡觉常常做噩梦，醒来浑身是汗。就在这个时候，马国栋提出要和她离婚。 马国栋是何等聪明之人，安琪的所作所为哪能逃过他的眼睛。家里的收入是有数的，突然增添了许多贵重物品，马国栋怎么会感觉不到？安琪和杨怀恩的关系也渐渐传到马国栋耳朵里来了，马国栋虽然不会去侦查、探听什么，但是从安琪身上的变化，完全可以得到证实，用不着再去打听什么了。 马国栋提出离婚以后，安琪哭得死去活来，抱着马国栋说道：“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呀！” 马国栋甩开她说道：“不用再说这些了，我给你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