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高地大门，路西的几栋平房是机关办公室，路东有十几栋单身宿舍。住在这里都是些单身汉，有没结婚的，也有两地分居的。这些单身汉的业余时间很难打发。除了几部已经看得能背下来的电影，就是战区各单位宣传队的那点破节目，于是在高地兴起了一股打牌之风。那时连扑克都找不到，早就被当作四旧破掉了，没有哪个厂家敢生产这玩意。工人们便用纸壳、X光片自己画扑克，画好之后再在背面喷上油气，比买的还漂亮，尽管制作的过程漫长，但制作也是一种乐趣。后来又自己动手做象棋、克琅棋。所谓克琅棋就是先做一个带边的一米见方的棋盘，棋盘四角有四个洞，每个洞口靠角的地方摆一个象棋子，四边每边摆六个棋子，还剩四个棋子摆在洞口靠中间那边，称为老头子，玩的时候四个人各占一角，用一根类似教鞭的杆子击打老头子，再通过老头子撞击对角上那个棋子，那个棋子被打落进洞里以后，再把自己对面边上的六个棋子一一打进洞去。每人一次只准打一杆，棋子进洞奖励一杆，谁先把对面的七个棋子打光谁就赢了，也可以打对家，两人一组玩。长大后，我再没见过这种娱乐器具，不知是不是大川工人的发明。在制作这些娱乐工具的时候，工人们也显示了自己出色的才干，各工种纷纷发挥自己的长处，车工车棋子，木工做棋盘，钣金工看见木棋盘之后，又把它改制成铁板的，喷上油漆之后比木制的还要光滑好用。那些象棋做得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要张开五指才能抓起来，再加上一个大大的棋盘，可供几十个人在一起“打群架”。所谓打群架就是许多人伸着脑袋研究一盘棋，参与者分成两伙，一伙帮黑棋，一伙帮红棋，七嘴八舌地研究下一步怎么走，执子的不过是个傀儡。 一到晚上，电工们把灯拉出来，宿舍前一片灯火辉煌，这里便成了一个娱乐市场。打扑克的、下棋的、打克琅棋的，一堆堆一伙伙便开张了。还有一些带家的职工吃过饭也拿着蒲扇来这里凑热闹。 101冶这支装备精良、技术精湛的建筑队伍后来垮了，如果要追根溯源，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垮的。文革前不是这样的，1965年来的时候，也有人打扑克，但只是偶尔玩一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疯狂过。大部分青工都在看书学习，两地分居的老职工玩一玩尚可，学徒工如果干这个，哪怕只有一次，也会遭到师傅的训斥，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不学好。那些拉家带口的干这个，也会被人看成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现在已经不分男女老少，甚至连礼节、辈份都不讲了，师徒、父子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玩。表面的现象只是玩一玩，而实际上是人们的精神垮了，那股建设好三线，让毛主席睡好觉的心气儿没有了。开始公司领导还干涉一下，大会小会地批评，后来他们也不管了，因为他们觉得工人们有事干比没事干好，没事干的时候他们会想家，会闹事。1958年入厂的那批工人，到现在还是二级工，十多年没有涨过一级工资，因此构成了全国性的582现象。有的已经三四个孩子了，还是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像赵叔和李秀娥家的情况，还不是最困难的，比他们困难的有的是。来到大川后，少数干部托门路又调回了北京，引起了工人们的情绪波动，从文革前开始，就不断有人闹着要回北京，那时刘天明还在，他在大会小会上不断地给大家做工作：“希望大家安心留下来，国家不会忘了你们这些三线建设的功臣的，如果真要回，我们也要把02工程建好了再回，对党、对毛主席有个交代，哪能刚来了就走呢？我的家也在北京，我也想回去，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想回北京的，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回，我绝不回去！” 刘天明在工人中很有威望，他的话即使不能兑现，大家也感到是一种安慰，是实实在在地在关心他们，但是对现在的领导他们却不抱任何希望。有一次，杨怀恩派人把单身宿舍外的电灯掐了，收缴了各种娱乐工具，还处罚了几个利用上班时间和国家材料制作娱乐工具的人，工人们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一天下班后，几百名职工没去食堂吃饭，一起跑到安家山去祭奠老书记刘天明，哭着喊着要回北京。从此，公司领导便不敢再干涉工人的娱乐活动了。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扑克打多了，也会出人才，涌现出一些高手，牛锦生和梁晓川就是一对打百分的高手。锦生学习不行，打扑克却很在行，他打得好是因为从小就好这个，玩得多自然熟，梁晓川却是因为聪明。他过去从来不摸扑克，觉得那是浪费生命，可是失恋以后，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看书，便跑到这里来看热闹。看着看着就想下海。人们嫌他不会打，他一来都躲着他，可是打了没几次，他就摸清了里边的门道。算牌可以说滴水不漏，很快就成了高手。他所在的木工班的班长过去曾挨过他的批评，他刚下来当工人的时候，成心给他找别扭，让牛锦生给他当师傅，他心里很不高兴，他是六五年的中专毕业生，而锦生是六五年的学徒工，年龄比他还小几岁，加上搞了两年的运动，什么都不会，跟他能学什么？他想跟位老师傅学点技术，可是锦生悄悄对他说：“跟我好啊，跟我不受欺负啊，你在这能待几天！早晚还不得回去当干部？你要真想学技术，问哪位师傅还能不告诉你？”梁晓川也不想和班长再争执，就认了这位小师傅。打扑克输了要顶帽子，赢了的一方可以任意把战败者的头发搞乱，然后再把帽子反着扣在失败者的头上，这是胜利者的权利。梁晓川刚学那会老输，锦生给他戴帽子的时候总要在他头上摸一把，说：“瞧见没有，这是我徒弟！这么聪明的脑袋也得让人摸！你说你不老老实实看书去跑来受这份洋罪干吗！”可是一旦让失败者一方反过手来，他们也有同样的权利，梁晓川还抹不开这个面子，每次赢了都不好意思去摸别人的脑袋，大伙觉得他这样正儿八经的玩法没劲，于是说：“你要和我们玩不到一块干脆看书去得了！”梁晓川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在这里显得很不合群，时间长了工人们会对他有看法，于是站起来说道：“你们以为我真不敢摸他呀！”说着，伸手把牛锦生的头发揉了个乱七八糟，“你们瞧我师傅，有个师傅样么？带着徒弟打扑克，还输给徒弟了，你这个师傅是怎么当的呀？”于是大家哈哈笑了起来。后来，师徒两个便在一起搭班，共同对外了。 另一对打扑克的高手是二胡和齐兆祥，二胡经常来打扑克是因为不久前离了婚，祥子则是因为家里的事心情不畅，跑到这里来散心。这两对高手渐渐出了名，人们便撺掇他们在一起较量较量，祥子和锦生由于锦华的关系，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对方，从来不在一起打扑克，可是人们一心想看看两对高手的交锋，硬是把他们拉到了一起。开始，祥子和锦生坐在一起打牌还有点抹不开面子，可是打了两次之后，都觉得难找这样的好对手，便经常聚在一起玩，各自的烦心事谁也不提，反正来这里是为了麻痹自己，消磨时间的。可是散场以后，那心里的烦恼便会像吐酸水一样，一个劲地往上翻。 听说了杨怀恩和姐姐的事以后，梁晓川心里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始他不相信那些谣言，后来看到杨怀恩整天带着姐姐去开会，就不得不信了，有一次，他远远地看见他们俩从公司那台唯一的上海牌小轿车里下来，有说有笑的，觉得姐姐已经不再属于他了，想让自己尽快解脱出来，可是姐姐的影子就像烙在他心里一样，怎么赶也赶不走。再到后来，他听说了杨怀恩求婚不成被摘了帽子的事，心中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他已经知道了他和姐姐的关系是杨怀恩捣的鬼，可是结束恋爱关系却是从姐姐嘴里说出来的，出于年轻人的自尊，他不能在遭到拒绝以后再去找姐姐，他一直等着姐姐来找他，可是姐姐没有。姐姐不是不想来找他，而是觉得没脸来。闹出这么一场笑话，姐姐觉得丢尽了脸，她认为梁晓川肯定会为这事瞧不起她。姐姐有心事，没人的时候，老是在哼一首西北民歌：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哥哥你不知妹心中的事， 心里头有话我对谁说？ 我对谁说？ …… 我那时还小，姐姐不背我，我从歌声里听出了姐姐的心事，于是问她：“姐，你唱的啥？” 姐姐一下子羞红了脸，说：“没唱啥。” “姐，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心的事？我可以帮你。” “你去玩去吧，我没事。” “真的，你有什么话不好说，我可以去找晓川哥说。” 姐姐红着脸说：“去！瞎说什么？” 我知道让我猜中了，于是跑到梁晓川宿舍把他叫了出来：“梁哥，你是不是不理我姐了？” 梁晓川没有思想准备，让我问了个大红脸，说：“瞎说什么呀，你一个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们的事让杨秃子给搅了，我姐根本看不上他，是他把我姐骗了，你别错怪了我姐。” 梁晓川觉得和我这样的孩子没法说，但是又不能不说，于是问道：“你姐说什么了吗？” “没有，但是我知道，她心里只有你，你应该去找她。” “你别瞎说，这是大人的事，你别管。” “真的！” “行，我知道了，你玩去吧！” 那段时间锦生也在追姐姐。锦生追我姐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上初中那会就经常给姐姐递条子，到了大川以后，更是毫不掩饰地穷追不舍，甚至在长辈们面前也不避讳，直接找我父母亲说过好几次，父母亲都把他当孩子看，每次来了就和他打哈哈，说笑一阵子，也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让他自己找姐姐说去。锦生在姐姐那里说不通，便常在我和二哥浇园子的时候来帮我们挑水，和父亲聊天。父亲不忍心看着他在这做无谓的努力，说：“大丫头在屋呢，你去和她说话去吧，这儿有他们哥俩就够了。” 锦生说：“我不和她说，我就在这挑水！” 父亲说：“你在这不是白搭工呀？她又看不见。” “我又不是给她挑的。她看不上我，我给大爷当个干儿子还不行吗？” 有一天吃过晚饭，姐姐在高地大门口碰上了锦生。 “育荣，我听说育田把杨秃子收拾了，是吗？真解气！” 姐姐不愿意别人再提起这事，况且，杨怀恩已经和她较上劲了，今后还不知要发生什么，于是便说：“以后别再和人议论这事了，对我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听说你在他手下干得也不顺心？他报复你了？他要是敢欺负你，和我说一声，看我不收拾他！” 姐姐最害怕锦生这样不知深浅的年轻人瞎掺和，于是说：“没有。你别瞎打听了。” “没有就好。唉，我说育荣，你现在和梁晓川也吹了，杨怀恩你也看不上，咱俩的事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咱俩什么事？” “你看你又装开糊涂了，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可我不像他们那些知识分子和当干部的，一肚子花花肠子，我保证会好好待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过去我是没有你成熟，可是我现在已经转正了，比过去……” 姐姐见锦生没完没了地说开了，怕别人听见，便说：“锦生，别说了，你的心思我都知道，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像兄弟姐妹一样，怎么在一块谈恋爱？” “从小在一起才有感情呢，而且靠得住呀！” “可是我和你在一块就产生不了那种感情。” “别把话说死，再考虑考虑，再考虑考虑……”正说着，梁晓川走了过来，问道：“你们俩在这说什么呢？” 锦生道：“没说什么，走走走，打牌去！” 梁晓川道：“你先去吧，我想和小鲁说几句话。” “哎呀有什么好说的，打牌要紧，走走走，有什么话以后再说！”锦生强拉硬拽地把梁晓川拉走了。 过了几天，我看见梁晓川和姐姐并肩出现在安家山南面那块油菜地里，心里不禁有几分得意。 从杨怀恩的办公室出来，锦华碰见了马国栋，马国栋喊了他一声：“小牛！”锦华一看是他，扭头就走，马国栋觉得很奇怪，加紧几步想赶上她，锦华一看马国栋追上来了，像逃避警察追捕的犯人一样跑了起来。马国栋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锦华的风言风语，见锦华这样拼命地躲着他，知道其中一定有重要原因，因此一定要追上她，和她谈谈。锦华一直跑到0号房后面，见马国栋一心要追上她，知道躲不过去了，便停了下来。 马国栋气喘吁吁地追上来问道：“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我不想见你。”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见。” “我没有得罪过你吧？” “没有。我想见你的时候见不到，现在见到已经晚了，所以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这是什么逻辑？小牛，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天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我相信我能帮助你迈过这道坎。” “不，晚了，现在谁也帮不了我了！” “不是这样的，你说出来，我一定能帮你！” 锦华怒吼道：“你不要像个神父一样逼着我忏悔，我不想忏悔！我不想说！”说完，扭头就走了。 马国栋很快就弄清楚了锦华的处境，他不想再去逼她，他相信她会来找他的。马国栋的总工职务已经恢复了，同时，他和安琪的感情也彻底破裂了。他现在不住在家里，每天吃完晚饭就到办公室来看书，困了就睡在这里。一天晚上，锦华来了。她流着泪向马国栋倾诉了自己的痛苦经历。马国栋听完之后说：“不管你遭遇了什么，在我心里，你都是纯洁的。” “那是过去了，现在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脏。你不用安慰我，我是个什么东西我自己知道。” “我不是安慰你，我说的是实话，虽然他们强暴了你，但是并不能玷污你的灵魂。” 锦华痛苦地说道：“可是这次是我自己送上门去的。” “那也是被迫的。我知道这件事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但是你还是要挺起胸来做人，如果这样自暴自弃，从此倒下爬起不来了，那就真的被他们玷污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难道躯体和灵魂是分开的么？” “有区别，你不是看过托尔斯泰的《复活》吗？” “看过又怎么样？我的灵魂已经复活不了了！也许祥子是对的，生活不是小说，两者相差太远了，再深刻的小说也解决不了我目前的问题。我现在是有名的大破鞋，却自认为自己的心灵是干净的，那不是自欺欺人吗？谁相信哪！” “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 “和你一样的人太少了。你没法说服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相信呢？自己活自己的，又不是给别人看的。” “你不想给人看，可是他们非要看不可呀！而且是扒着门缝往里看，恨不能眼睛里瞪出血来。在这么多刀子一样的眼睛注视下怎么活？” “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我不是和你说过吗？人生下来什么都得承受。只要有勇气，就能够承受！” “过去我有勇气，现在没有了；过去我能承受，现在我承受不了了！”说着，锦华又哭了起来。 马国栋道：“你能承受。从你对待那些想沾你便宜的男人的态度上，我就知道，你并没有自暴自弃，还想做一个好人，那就早一点把腰杆挺起来吧！” 锦华终于找到了一个力量的支撑点，她勉强同意了马国栋的说法，步履沉重地走出了马国栋的办公室。她准备承受，但是那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能不能承受下来，她对自己没有信心。 祥子接她来了。在她回娘家这段时间，姑父曾对祥子说：“你那个媳妇还要不要？不要就趁早离；要是还想要，就早点把她接回来，日子长了就不是你的了！”祥子一直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他想离，但是那从小培养起来的对锦华的丝丝缕缕的感情，怎么也割舍不下，他不能想象没有锦华的日子怎么过，更不敢想象将来锦华如果成了别人的妻子他怎么活；可是不离，他又咽不下这口气，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像一团乱麻，怎么解也解不开。如果他把锦华接回去，就此好好过日子也就罢了，事情坏就坏在他心里依然容不下这件事，依然不能原谅锦华。 回到家里，两个人好像谁也不认识谁一样，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过了一会，孩子的哭闹打破了这种沉闷的气氛，然后就开始各忙各的事情，谁也没说一句话。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锦华把孩子哄睡着了，放在小屋炕上，铺好了双人床，但是祥子却把自己被子抱走了，说：“你带孩子睡这吧，我睡小屋去。”这无疑又给锦华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而且，第一天晚上没有打破这种尴尬，以后就更抹不开面子了，很长时间内，他们就处于这样的分居状态。白天各上各的班，晚上回来在一起吃饭，吃完饭祥子出去打牌，回来时锦华已经带着孩子睡着了。这种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祥子把打扑克的人招到家里来了。 开始到家里来打牌的还是原来的四个老对手，这几个人，一个是锦华的弟弟，一个是她的领导，另外一个是育荣过去的男朋友，她能说什么呢？好在那几天祥子玩得高兴，夜里偷偷钻进了她的被窝，两个人的关系在众人说说笑笑的掩盖下恢复了正常，锦华就没有说什么。可是后来到这打牌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了，他们的小家成了扑克俱乐部，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推门进来，连门都不敲。一到晚上吃完饭，各路高手就都聚集到了这里，有打的，有看的，有专门在一边帮着起哄的，一打打到后半夜，大呼小叫的，吵得锦华和孩子没法休息，锦华小心翼翼地对祥子说：“能不能不把打牌的人招到家里来？在外边打好不好？”可是祥子已经打上了瘾，他们开始玩带彩的了，这在公开场合是绝对不允许的，会被当作赌博抓起来的，于是祥子对锦华说：“要不你再回娘家住几天？我这几天手正顺，过了这几天我就把他们轰走。”说着，祥子伸出一个手指头，兴奋地说：“我已经赢了一个整数了！” 锦华一听，吃了一惊：“什么？你在赌博？” “别大惊小怪的，什么赌博，不过是带点小彩头，要不玩得没意思。” “都上一百了，还小彩头？你一个月才挣多少？再说，你赢了谁输？锦生？二胡？还是梁晓川？赢他们的钱，你好意思吗？以后还怎么相处？输了的人还过不过日子？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你干这个！你这样就离堕落不远了！” 说完最后一句话，锦华自己突然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有什么资格谈堕落！祥子也愣了一下，但是很快就用话把它遮过去了：“哎呀，什么堕落不堕落的，打几把扑克就堕落了？你让我好好过把瘾，过几天我就去接你们回来好不好？” “不行！今晚不许再打了，再打我就把桌子给你掀了！”锦华说到做到，当天晚上，她堵在门口，一个一个地把来她家打牌的人打发走了，祥子无奈，只得转移阵地，到别处去打。终于有一天，祥子被保卫科抓赌抓住了，而且受了处分。祥子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锦华道：“说你不听，这回老实了吧？” 祥子赌博时，可以暂时忘记心中的疼痛，这一不打牌，所有的烦恼就又都回到心里来了，他又把被子抱到小屋一个人睡去了。锦华这才明白，他心中始终容不得那件事。外人的伤害都好防范，唯独祥子对她的伤害是无法逃避的，祥子这样做对她来说是一种无声的谴责，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她：我嫌你脏。 1970年1月，我们初中毕业了。子弟学校没有高中部，县一中也不要我们，因为全县这几年积压了大批学生，根本容纳不下，教育局要求战区自己办高中，但是我们这一级学生已经等不到了。 毕业之前，我们下了一次乡，在农村住了一个多月。我们是背着行李拉练去的，走了七十多里。半路上把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掉在地上摔碎了。带队的权队长把春桃和我留下来，让我们把它埋掉，权队长嘱咐说一定要砸碎了再埋，害怕农民种地的时候万一翻出来不严肃。朱巧凤有点走不动了，要求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处理，实际上是想歇会。权队长把她们俩的行李分给男生拿走了，以便于我们轻装追赶大队。春桃找了块石头砸石膏像，砸得非常认真，非常细。朱巧凤在一边看着着急，她穿了一双带钉子的翻毛皮鞋，上去就踩。我和春桃一起惊叫了起来，把朱巧凤吓了一跳：“你们嚷什么？”春桃说：“你这么踩能行吗？” “这不是快吗？” “可这是毛主席像啊！” “毛主席像怎么了？不是工宣队让处理的吗？你拿石头砸不也是砸吗？” 春桃看了看我，我说：“这样太不恭敬了。” 巧凤说：“瞧你们俩吓得那样，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不就是一块石膏吗？踩碎了就不是毛主席像了。”说完，又接着踩。我们都知道她说的是对的，没再说什么，可是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却让我们感到恐怖，我们俩谁也不敢过去帮她，巧凤那双皮鞋不是踩在石膏上，而是踩在我们心尖上了。在以后很多年里，毛主席还一直是我们心中的神，而改变对这尊神的印象，把他还原为人，则花更长的时间。 处理完毛主席像，我们三个继续往前走。朱巧凤忽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哎呀，我真傻！”说完，就跑了起来。春桃望着她的背影说道：“你跑什么呀？” “我追大队去了，你们俩慢慢走吧！” 我这才意识到，朱巧凤是想给我们创造一个单独接触的机会。春桃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脸色变得微红，这一下两个人反而都不好说话了。我们默默地走了好长一段路，谁也没说话。上次闹了误会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向春桃解释。那段时间学校里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师生恋，后来又有工宣队员和学生谈恋爱，接着又有一个女生怀孕了，因此，学校里对学生早恋的问题抓得很紧，男女生之间的接触异常敏感，我和春桃都是勤务员，更不敢单独在一起。既然朱巧凤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不能白白地放弃，于是便试探着和她套近乎：“要是马宁在就好了，咱们四个人在一起多好啊！” “就是，马宁死得太可惜了。” “等这次下乡结束，咱们再找几个人去野游好不好？” “好啊！你说去哪？” “还到我们上次去过的地方。可是马宁死了，再叫谁呢？再去那里，朱巧凤肯定会伤心的。” “朱巧凤也太多情了，最近她是不是又在和人谈恋爱？” 春桃这么一说，我心里咯噔地一下，赶紧收起想和她套近乎的想法，转而说别的。就这样，白浪费了半天时间，当我们转过一个山脚的时候，看见朱巧凤已经走不动了，正坐在那里等我们。 朱巧凤带着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俩，问：“谈得怎么样？” 我们俩立刻紧张起来，春桃问道：“什么怎样？” “春桃，你就别装了，全班同学差不多都知道，你们俩从拣煤渣那会就有意思，能骗得了谁呀？马上就要毕业了，再不抓紧时间，可就没机会啦！” 春桃一本正劲地说道：“别瞎说!我和他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就是革命同志！” “好好好，你们是革命同志，就算我瞎猜，好吧！好心当成驴肝肺……” 正说着，权队长派了几个男生接我们来了。话头只好就此打住。 冬天里下乡，主要是帮助农民积肥、平整土地、修大寨田，还有一些必修的课程是吃忆苦饭、走忆苦路、请贫下中农讲家史，一位老贫农讲着讲着讲串了，把民国十八年的大灾荒和1960年自然灾害说到一块去了，而且说，1960年这场大灾荒，比民国十八年死的人还多，大队书记和权队长都觉得不对味了，书记赶紧上台去把他请了下来，权队长指挥我们唱起了歌：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 白天唱完了，我们还没唱够，晚上接着唱：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权队长来查铺，冲着我们骂道：“日娘光知道天上布满星，天上布满星贫下中农就不睡觉啦？”吓得我们一吐舌头钻进了被窝。 我和春桃在一个组，住在大队书记家里，四个男生住东屋，四个女生住西屋，工宣队这样分配房子是为了女生们的安全。书记姓毛，才35岁，已经有两个孙子了。大的叫碗碗，小的叫罐罐。起这样的名字是为了好活，碗碗和罐罐在他们眼里并不轻贱，对农民来说，碗和罐都是重要的财产。有一天，我们正吃饭，罐罐拉在炕上了。书记抱起罐罐，笑着说：“你这个罐罐，拉了一罐罐！”看见炕席上一摊稀屎，我们都捂着鼻子往外躲，只有春桃没有躲，她用一张报纸把那摊屎兜起来扔了，然后把炕席一点一点擦净，连炕席缝都一点一点擦了。权队长为此事在书记家召开了现场会，以春桃为例，教给我们怎样培养对贫下中农的感情。 下乡锻炼结束之前，我们排勤务组（学生干部）开了一个总结会，会开到很晚才散，我和春桃一起往回走，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次很好的单独接触的机会。朱巧凤的话我不能不考虑。回去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很可能天各一方，再也见不到面了。我明显地感觉到，春桃也有话要和我说。于是我们先从中国革命说起，说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说到2000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将插遍全世界，绕的圈子太大了，绕了半晚上才绕到正题上，春桃说：“快毕业了，咱们在一个排这么长时间，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觉得我还应该注意些什么？能不能给我提提意见？” 我说：“我对你没什么意见，你处处都为大家做出了表率，你是我学习的榜样。你倒是应该给我提提意见。” 我这样说很笨，等于把球踢回去了，春桃没法往下进行，只好说：“我对你也没什么意见，你比我做得好，我应该向你学习才是。” 我们已经走到大队书记家的院子外边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我停下来，开始把话题往正题上引：“咱们别互相吹捧了，总的来说，我感觉在学校这一年多，我和你的思想比较一致。” “我也有这种感觉，咱们在一起肯定是很好的革命同志。” 春桃已经把话递过来了，就差最后一层窗户纸了，于是我鼓起勇气说道：“那我们的关系能不能比同志更近一步呢？” “什么关系能比同志关系更近一步呢？” 春桃这话完全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或者是拒绝，或者是不好意思说，把球踢给我，等我把最后那句话说出来，我正不知怎么回答，只听墙上咕咚一声响，一块石头从墙上掉了下来，差点砸着我。吓得我们俩匆匆忙忙分手了。 和春桃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憋了一泡尿，早就忍不住了，一进院子就冲进了厕所，谁知里面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原来是朱巧凤和另外一个女生正在上厕所，我急忙退了出来。农村里一家一个厕所，男女不分。我和春桃在外面说话的时候，朱巧凤她们刚进去，听见我们在外面说话，她们就趴在墙头上偷听，那块石头就是她们不小心碰掉的。第二天，朱巧凤告诉我：“昨晚你们俩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我羞得脸通红，说：“你听见什么了？” “想建立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去你的！” 朱巧凤大概也和春桃说了同样的话，春桃见了我，一脸高傲的表情，那意思好像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从此我们就不说话了。 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了几个表现突出的学生直接参加工作。这是114厂为推动学毛著活动专门要的几个指标。推荐谁由权队长一个人说了算，这家伙有点好色，推荐了四个人，全是女生，一个男的没有。春桃也在被推荐之列，直接参加了工作。剩下的二百多人，全部待业了。 我们也和家属工一样，到河滩上筛石子去了。半年之后，有了招工指标。两百多待业青年，只有一百个指标，也就是说，只有一半的人有机会。公司定了几个原则，其中有：对表现出色的优秀学生优先考虑；对家庭特别困难的，给予适当照顾；家里有两个子女待业的，原则上至少解决一个。可是我们家弟兄三个，一个也没招上。整个招工过程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出榜公布结果了我们才知道。这下姐姐不能再不管了，她找到了人事科。冤家路窄，王连升又回到了人事科。王连升给姐姐的解释是：“这次招工，是按照公司定下的原则办的，残疾人不要，打架斗殴的不要。”这是明指着我大哥、二哥说的，姐姐听了非常生气，暂时把大哥二哥的事撂在一边，说：“按你们定的原则，就算我们家育农是残疾人，育田爱打架，可是育山呢？他学习好、表现好，身体也健康，你们为什么不给解决？” “有人反映他脚面高。” 姐姐气坏了，说：“这是谁说的？你们调查了吗？让他到医院检查过吗？就算他脚面高，脚面高算什么毛病？算残疾人吗？” 王连升也知道这是搪塞不过去的理由，但是他有恃无恐，道：“我们这次招的，都是待业青年里最优秀的，只要有一点问题就要拿下来。” “我暂且承认你这个说法，那你给我说说，我们家育山有什么问题？” 王连升知道姐姐厉害，不想恋战，也不想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于是说：“鲁主任，我以前和您说过，我只是奉命办事，原则是上边定的，您是领导，只要和上边说一句话，让我怎么办都行！否则这个领导说这么办，那个领导说那么办，让我们具体办事的人很为难哪！” 姐姐也明白问题不在王连升这里，以她的身份再和王连升争下去也不好，于是便来找杨怀恩，杨怀恩老谋深算，对付我姐姐这样的小青年根本不用费劲，他装作很吃惊的样子说：“怎么？你几个弟弟一个都没招上？这怎么行！”杨怀恩立刻打电话把王连升和几个具体办事的人都叫了来：“你们怎么搞的？不是说好两个至少招一个吗？鲁副主任家里三个待业的怎么一个也没招上？去把招工名单拿来！” 不一会，一个干事把名单拿来了，杨怀恩指着名单上的一个名字问道：“这个人是怎么招上来的？” 王连升说：“这个家里是两个待业的。” 杨怀恩指着下一个说道：“这个呢？” “这个是赵尔丹的孩子，赵尔丹家里特别困难。” 杨怀恩又问了几个，每个被招上来的当然都有被招的理由。杨怀恩叹了一口气说道：“看来要拿掉哪一个都不容易呀！这样吧，鲁副主任，你看这里边哪个不合适，随便拿掉一个，把你弟弟添上就行了。”说完，把花名册递给了姐姐。姐姐知道他在耍花招，招工结果已经张榜公布了，把谁拿下来都是一场轩然大波。但是姐姐也找不出合适的办法应付，只能说：“这是组织上决定的问题，我怎么能随便把哪个拿掉！” “要不这样吧，人事科的几个同志都在这，你干脆到那边和他们一起研究研究，把谁拿下来由你定。我这还有点别的事要处理。” 姐姐才二十出头的年纪，哪里对付得了他这样的老流氓，最终也没能为我们讨回一个公道。二哥咽不下这口气，跑到杨怀恩的办公室把他揪出来痛打了一顿，不知杨怀恩是真的被打得爬不起来了，还是装的，反正在医院躺了十多天才出来。二哥也被派出所拘留了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