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工程重新上马已经一年多了，可是作为承担主体工程的一公司总工程师马国栋还被关押在警卫连。清队后期，绝大部分干部已经被解放出来，警卫连剩下的牛鬼蛇神已经不多了。马国栋之所以迟迟没有被解放，一是因为他的问题定不了性；二是由于马国栋的思想总是和军管组、革委会不一致。几次重大的工程问题的决策，请他来参加论证会，他都给否定了，军管组怀疑他有情绪，故意和军管组对着干。因此他的问题一直拖着，迟迟没有结论。 安琪那份揭发材料，把她自己害得也不浅，当初她写这份材料的时候，估计组织上比她掌握的材料要多得多，希望给组织上提供一个印证，但是三年来，批来批去，除了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之外，就是她提出的那些问题，而现在回过头来看，她提出的所有疑问都是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印证，就显得十分荒唐了。可是在外人看来，这些疑问如果属实，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安琪的揭发材料经过人们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马国栋满脑子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了； 第二，马国栋从五十年代就表现出不愿意入党，说明他还对国民党和他那个旧家庭怀有幻想，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第三，表面上胸怀坦**的马国栋经常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流泪，说明他在怀念旧社会，对新社会不满； 第四，不愿到西北来，留恋过去的生活方式，说明他贪图享乐，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 如果就是这些问题，该批的批，该定性的定性，马国栋的问题也该解决了，但是这些问题留给人们的疑问和想象空间太大，他为什么不愿意入党？为什么一个人独自流泪？他的那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不是一个埋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是不是还和他那个旧家庭，和海外的反动势力有联系？从马国栋的出身和城府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读者可能以为这样分析问题太荒唐，但是那个年代人们的思维就是这样的，甚至比这还要荒唐得多！杀人放火武斗打死人都好定性，但是思想问题的定性却谁都不敢下结论，没有人敢说马国栋没有问题或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此他也就迟迟得不到“解放”。 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在其他地方得到印证，所以大家都以为安琪还掌握着更多的材料没有说。因此，军管组一方面安排对马国栋的批判斗争，一方面加紧做安琪的工作。马国栋专案组不断地找安琪谈话，给她施加压力，希望她不要有顾虑，把自己知道的全说出来。专案组三天两头要她写材料，她已经写了比那份揭发材料多几倍的文字，但是写来写去就是那些事，她实在写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了，但是专案组还在逼她。通过反反复复的揭发、写材料，安琪已经认识到了马国栋是怎样一个人，但是人们通过她的揭发，已经把马国栋描绘成了一个可怕的魔鬼，再想改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她害了马国栋，也害了自己。现在，悔恨的烈火，无时无刻不在烧灼着她的良心。她一次又一次被叫到0号房，去和马国栋对质，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向马国栋提出那些已经问过十遍百遍的问题，每一次对质，她都不敢正眼看马国栋，那些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言不由衷的话，像一条条鞭子，抽打着自己的灵魂。 清队结束以后，根据上级指示，警卫连要撤销了，所有文革初期遗留下来的打砸抢烧杀案件一律移交公安部门处理，构不成刑事案件的问题，由各单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马国栋的问题是否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军管组和革委会都觉得吃不准。警卫连撤销以后，虽然不能随便抓人关人了，但是还可以变相拘押，公司的招待所就有两间房子是专门用来干这个的。看守的人不再持枪荷弹，而是和被拘押的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日夜监视他的行动，马国栋又在招待所住了几个月，才彻底恢复自由。 一回到家，安琪立刻给他跪下了。她想向他忏悔，想说一声对不起，但是马国栋不听，他转身走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安家山上看看马宁的墓。按老规矩，未成年的孩子不能起坟，那样会妨碍他投胎转世。但是马国栋不信这些，为了纪念，为了能找到孩子埋葬的地方，他给他起了一个。马列已经跑了快一年了，一直没有音信，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马国栋坐在儿子的坟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想抱头痛哭一场，但是一滴眼泪也没有。他的疼痛是在心灵的深处。 文革后期，那些靠边站的干部们一批一批地被解放出来，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岗位。还有一些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没有解放，在那里挂着。王连升就是其中之一。被挂的干部都要参加劳动，等待解放和分配。王连升又回去当瓦工去了。王连升也老了，多年不干活，已经提不起那把瓦刀了。每天干一天活回来，累得腰酸腿疼，多年不摸砖头的手，养得细皮嫩肉的，也经不起砖头瓦块的搓磨了，戴着手套还磨得生疼。当把头的在工人中名声很坏，加上他多年搞人事不为工人说话办事，工人们都恨他，对于还能不能被解放，回去当干部，他心里有点吃不准。有一天，他又跑到我家来了，这次不是冲父亲来的，而是冲着姐姐。真是冤家路窄，当初他那么对待姐姐，没想到那个乳臭未干的小黄毛丫头，居然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他怕姐姐给他使绊子，上不来了，所以特意来给姐姐赔礼道歉。他知道父亲的脾气，这次来没敢带东西。 “鲁主任，你大人大量，别和我一般见识，我王连升有眼不识金镶玉，得罪你了！今后我一定改正自己的错误，努力改造思想，好好做人，鲁主任今后有什么用着我的地方尽管说话，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家里的、个人的，我都会尽力去办的。” 父亲听他一口一个主任地称呼姐姐，心里觉得很别扭，但是现在他不能再像刚解放那会拉下脸来撵他走了，于是说：“什么主任主任的，一个孩子家，你该叫什么叫什么，你那点事我听着和她也没多大关系，她就是三结合凑数凑上去的，什么事也管不了。既不能提拔你，也坏不了你的事。” 父亲一眼就看透了王连升心里想的是什么，于是明着告诉他，姐姐和他都不会坏他的事的。王连升也明白这层意思，但心里毕竟不踏实，还是一个劲地说好话：“这是鲁师傅的宽宏大量，可是我自己心里有数，做了对不住人的事，人家不说，自己不能装糊涂，不过我那时候确实是不得已，我一个人事科长哪做得了那么大的主哇，我还不是得听上边的？上边让我怎么干，我就得怎么干……” 他矢口不提自己的女儿也进了医院的事实，使劲为自己开脱，姐姐说：“王科长，那些事都过去了，当时我是挺生气，但是过后早就忘了，你心里就别老放不下了。” 王连升见父亲和姐姐对他还算客气，就多坐了一会，想再套套近乎，顺便打听一下最近干部安排的消息以及上边对他的问题怎么看，姐姐说：“我不分管干部，这些消息我一概不知。” “可是上会的时候你也有一票呀，就算我这个当叔叔的求你了，一定给我投一票。” 王连升的烦心事还不止这一件，前不久，他儿子王文学被公安局抓走了。王文学由于经常独来独往，因此他的事我们很少知道，学校清队的时候，他居然漏网了，什么事也没有。我从直觉上感到王文学犯的事不少。先是在工地上拆卸零件，偷东西去卖，后来就发展到了入室偷窃。他有一手很厉害的开锁技术，有一次，他给我们表演，拿出一把大铁锁，让我们挨个看了一遍，当众锁上，然后用手绢把两只手捂上，稍微鼓捣了几下，再把手绢一揭，锁已经被打开了！他有一伙小兄弟，经常一起下馆子。那会高地和114厂家属区常发生被盗事件，十之八九都是他们干的。他犯事被抓是因为前不久他们劫持了一个女孩子，强奸未遂，被家长告到了公安部门，抓住之后，才把一连串的偷盗问题扯了出来。本来是要判劳教的，经过王连升四处打点，关了几天又给放出来了。 姐姐出徒了，她和梁晓川的恋爱关系由地下转入了公开。因为她的身份太显眼，一举一动都十分引人注目，想偷偷摸摸地来往都不可能，索性不如公开了，就没人说三道四了。父母亲对姐姐的选择都不赞成，母亲的家庭出身不是地主，只是因为没找到自己的家，就影响得父亲十七年不能入党，姐姐如果跟了他，得受多大拖累呀！街坊邻居们也不断地给父母亲吹风说，可不能让大姑娘跟了那小子，大姑娘现在是革委会主任，多好的前途啊，跟了他那不毁了？唯独姑父不这样看，他说：“晓川那孩子是个好孩子，跟了他肯定没错！出身不好怕什么？人好就行！人家是吃技术饭的，不像那些二半吊子干部，成天没头苍蝇似的跟着人乱哄哄，成不了什么气候，说不定哪一天还跟着他倒霉呢！”姑父的话对父亲有影响，但是他的意见不占主流。父母亲思来想去，还是不能同意这桩婚事。他们严肃地和姐姐谈了一次，希望她不要因为一时感情割舍不下，耽误了自己一辈子。结婚主要是过日子，长得帅不能当饭吃，日子久了，帅不帅也看不见了。母亲以自己为例，重点说了家庭出身的问题，说得姐姐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梁晓川知道了以后，对姐姐说：“我去和伯父伯母说。” 梁晓川来到我家，大大方方地对父母亲说：“伯父伯母，我对育荣是真心的，我会好好待她的。我们认识已经三年了，我心里一直喜欢她，但是我们在一起，谈的都是建筑学，一句儿女私情的话都没有说过，因为她那时还是学徒工，我不想耽误她的前途，不想让人说她的闲话，直到最近我才提出来和她谈恋爱……”梁晓川有点紧张，说着说着头上就冒出了汗，他们的恋爱过程，姐姐从来没有和家里说过，父母亲一听他年轻轻的考虑问题这么周到，先就有了几分好感。母亲说：“你别着急，慢慢说。”说着，递给他一杯白开水。梁晓川接着说道：“我的家庭出身是不好，可是我自己却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从小接受的是党的教育，家庭出身是我无法选择的，将来我会孝敬我的父母的，但是在思想上我是跟党走的，请你们相信我……”，梁晓川在父母亲面前又为自己赢得了第二分，因为他不单是说要和家里划清界限，而是把划清界限和孝敬父母结合在了一起，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梁晓川接着说道：“我和育荣如果能走到一起，暂时可能会对她的前途有影响，但是我认为从长期来看不会，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搞政治是没有前途的，我也不想搞政治，我一定会像马总工那样，努力钻研业务，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工程师。我希望育荣也能和我一样，成为业务人才，因为我觉得她不适合于搞政治，她很有天赋，现在已经把建筑专业的中专课程学得差不多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再去深造一下，她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人才……”梁晓川这些话在当时都不是社会主流观念，却十分符合父母亲的心思，那时马总工还在押，可是他却不由自主地说出要以马总工为榜样，让父母亲觉得他很不简单。尤其是后面一句话，说到了父母亲的心坎上，他们不希望姐姐搞政治。梁晓川说完之后，母亲抬头看了父亲一眼，他们只是交换了一个眼神，父亲便知道了母亲是怎么想的，于是对梁晓川说道：“你说的我们都仔细听了，你先回去吧，我们再商量商量。” 第二天，姐姐又把姑父这个大右派搬来了，于是父母亲不再反对姐姐和梁晓川谈恋爱，让她自己看着办。但是，他们的恋爱受到了来自组织的干预。 所谓组织，就是杨代表。杨代表曾几次和姐姐打招呼，说你这样的身份过早地谈恋爱不合适，要注意影响。选择梁晓川作为恋爱对象就更是错误的。你现在前途远大，不要因为一时感情冲动耽误了自己的前途。对军代表的话，姐姐不能不重视。但是这些话很多人都对姐姐说过了，没有特别的理由，她无法摆脱梁晓川对她的吸引。后来，杨代表见他们越谈越热乎，便开始公开干预了。他正式找姐姐谈了一次话，说姐姐这样的干部，谈恋爱是不能自作主张的，要经过组织上批准，过去他们在部队上都是这样，经组织批准后才能谈。姐姐不相信，说，那是在部队上，地方上谁管这些事呀？杨代表见唬不住姐姐，就编出了一个弥天大谎，说姐姐已经是省上重点培养的干部了，省上准备树立她做典型，她很快就要成为像邢燕子、郭凤莲一样全国知名的先进人物，因此没有组织批准，真的不能谈恋爱，除非你不想当这个典型了。姐姐相信了。姐姐不像锦华姐那样读过那么多世界名著，在她们那个年龄的人的观念里，爱情的地位并不高，如果说为了党和人民是唱高调的话，那么至少爱情是应该让位于事业和前途的，听党的话就更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姐姐告诉梁晓川说，他们的恋爱组织上不批准。梁晓川觉得不大可能，反复向她解释说，组织上的工作可以做，可是姐姐那会已经被鬼迷了心窍，一心想当先进典型，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了。 姐姐对杨代表的印象一直不错。她从指挥整体吊装到进革委会，入党，每一步几乎都是杨代表托着她走过来的，姐姐从心里对他怀着感激之情。到了革委会以后，姐姐对杨代表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在他面前无拘无束，有时候晚上开完会，杨代表会留她单独待一会，说些与工作无关的话，顺便也教给她一些处世之道，姐姐也没有往别处想，还觉得杨代表待她很真诚，连这样的话都敢跟她说。杨代表试探了多次，见姐姐并不拒绝和他单独在一起，有时即使表现得过于亲昵姐姐也没有表示反对，便产生了非分之想。谁知半路杀出个梁晓川，打断了他的梦想进程，开始他还企图扮演一个竞争者的角色，试图以自己的个人魅力把姐姐争取过来，后来他才明白满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便开始动用权力了。 那会公司经理和分管的军代表经常要到大公司革委会去开会，有一次，杨代表说工地上忙，请朱铁同志多抓抓生产，会就由鲁育荣同志代他去开。朱铁最烦开会，巴不得杨代表这样做，从那以后，杨代表便经常带着姐姐到兰州去开会。很快，人们对他们的关系就产生了一些猜测。接着，公司里又纷纷传说杨代表离婚了，家乡的黄脸婆不要了，准备娶革委会副主任鲁育荣为妻。杨代表巴不得这些舆论越造越大，给人造成一种既成事实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在推波助澜地引导这些舆论。在上面他也做了不少工作，说他正在和鲁育荣谈恋爱，希望组织上给予支持，那些大公司的领导，也乐于成人之美，所以朱铁来不来开会，并没有人过问。有一次开完会，大公司领导招待他们吃饭，饭桌上开玩笑说：“杨代表可真是有眼力呀，果真是才貌双全。” “你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呀！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呀？” 姐姐这时候才觉得不对劲了。吃完饭回到招待所，姐姐问杨代表：“他们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杨怀恩笑嘻嘻地说：“这你还听不出来呀？他们想给我做媒呗。” “做媒？做什么媒？是你和他们说的？你怎么也不征求征求我的意见？” “育荣，你还看不出来吗？我一直喜欢你呀！” 姐姐又气又急，脸憋得通红，说：“简直是胡闹！”说完，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一个人坐着火车回大川了。 回到家里，姐姐把这事对父亲说了，父亲说：“当初平白无故地让你去当什么革委会副主任，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果真应验了。” 母亲当时对锦华的事情已经有所耳闻，担心地说：“你不该把他得罪了，这个人可不是好惹的。” 父亲生气地说：“得罪了就得罪了，咱也不怕他，大不了这个主任咱不当了，回去当工人！” 母亲说：“不怕是不怕，咱也犯不着惹他，按理说，人家就是要和你搞对象，也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不同意归不同意，但不能打人家的脸，何况人家也是有恩于你的，不能恩将仇报。你还是找机会给他道个歉吧，先得让他面子上下得了台。” 杨怀恩回来之后，姐姐到他的办公室给他道了歉，说自己那天不冷静，不该对杨代表那么粗暴无礼，杨代表对她的关心和照顾她都记着呢，一辈子也不会忘。将来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他的。 望着姐姐那副怯生生的样子，杨怀恩又动了心，怎么也舍不得罢手，他又对姐姐展开了新一轮进攻。他托了他的老上级、军管组组长、某骑兵师副师长来找父亲说媒。父亲说姐姐已经有对象了，副师长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小中专生，不是已经吹了吗？再说，你女儿跟他也不合适，杨怀恩是个前途无量的干部，既有才又有貌，哪一点比不上那个中专生啊？军管组很快就要撤出了，把他结合进革委会就是要准备把他留下，担任一公司的党委书记，你老人家有这么个党委书记做女婿，家里大事小情就都有人管了，后半辈子就什么也不用愁了……” 副师长给父亲做了半天工作，父亲始终没吭气。他对杨怀恩这个人没什么好印象，他已经三十七八了，听说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了，父亲最恨的就是这种绝情寡义的人，他绝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她，但是也不想得罪他。父亲找不出更多的理由说服副师长，就坐在那里听着，一直到最后也没说一句话。 副师长回去把父亲的态度对杨怀恩说了，杨怀恩那会大概也是鬼迷心窍了，听了副师长的回话，他认为父亲的态度并不坚决，还有空隙可乘，于是便提着一大堆烟酒礼品到我家来了。这下我们一家人可真有点慌了手脚。母亲悄悄地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说：先招待！于是母亲便支使我们哥几个赶快去想办法打酒买肉，那时候突然来个客人现去买肉是买不到的，但是高地前边有个小饭馆，那里可以买到炒菜，只是价格高得吓人。我去排队炒了两个菜，二哥去打了些散酒，家里还有些存的平时舍不得吃的黄花、木耳、鸡蛋和花生米，母亲很快就弄好了几个菜端了上去。父亲陪着杨代表喝酒，母亲和姐姐在厨房伺候着，我和大哥、二哥站在门外，听见父亲和杨代表谈得热热闹闹的，不知父亲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心里感到惴惴不安。我们打从心眼里敬爱的姐姐如果嫁了这么个东西可怎么办？二哥愤愤不平地说，他家里都有四个孩子了，比姐姐大那么多，还有脸来！我说，听说他还是个秃子！大哥说，不行，咱们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这事给搅荒了！二哥问，哥有什么好办法吗？大哥想了想，问我：“你敢确定他是个秃子？” 我说：“反正他整天戴着个军帽从来不摘，大伙都说他是秃子。” 大哥说：“有了，育农，这回就看你的胆量了，你敢不敢去把他的军帽摘了？” “那有什不敢的，大不了让爹把我揍一顿。可是万一要不是呢？” “万一不是再想别的办法，你先去把它摘下来！” 话音刚落，二哥走了进去，过了几秒钟就出来了，手里拿着杨怀恩的军帽，杨怀恩紧跟着追了出来，果真是个秃子，头顶上的头发都掉光了，只剩四周还有一点，留得长长的，从左边一直梳到右边，也盖不住那光光的头顶，出来风一吹，还把仅有的那几根头发从头顶吹了下来，遮住了眼睛。看见杨代表出来了，二哥拿着帽子跑了，杨代表跟着追了过去，边追边喊：“小鬼，不要胡闹，把帽子还给我！” 二哥到晚上很晚才回来，父亲沉下脸来问他：“你胆子也忒大了，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祸吗？” 大哥急忙说道：“这事不赖他，是我让他干的！” 我说：“是我提供的情报。” 父亲瞅瞅大哥，瞅瞅我，又瞅瞅二哥，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行，有种，我没白养活你们！” 我们的行为很快就遭到了严厉的报复。第一个遭到打击的是大哥。 文革开始后三年没有招工。1969年，全国的人事政策开始松动，战区又招收了一批学徒工，主要是解决本单位子弟的就业问题。指标不多，但是原来在一中上学的那些比我们大一些的子弟基本上都解决了。大哥因为身体残疾没有被录取。 锦华下工地之后，接替她的播音员就是大哥，因为大哥给造反派当过几天播音员，大家都知道他嗓子好。大哥的嗓音洪亮圆润，说话吐字清晰，播音的时候非常沉稳，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教授，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他做播音员是按家属工待遇，杨代表曾多次当面夸奖他播得好，有水平，并答应以后给他转成正式工人编制，但是这次招工以后，连播音员也不让他干了。 大哥还有过一次机会，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来慰问演出，带队的团长从广播里听到了大哥的声音，要求见一见这个人，见了之后一看是个残疾人，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大哥已经十九岁了，看见同学们一个个都穿上了工作服，心里别提多难过了。然而，最让他伤心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朱金凤的离去。他在广播站那会，朱金凤还经常到广播站来找他，两个人的来往已经半公开化了，朱金凤的家里开始干预这件事，朱金凤在父母亲面前始终不承认他们是在谈恋爱，但是在私下里却对大哥说：“他们管不了我的事。”朱金凤对大哥的才华一直很佩服，还做着进专业文艺团体的梦，每天和大哥一起练琴、练发声，但是随着他们一天天长大，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朱金凤穿上了工作服，大哥却被赶出了广播站，那个时候比别人先穿上工作服是件很神气的事，就像现在穿一件时髦品牌的衣服例如耐克或阿迪达斯一样，朱金凤穿着工作服来向大哥告别，临走的时候，给大哥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你几年来对我的帮助，忘了我吧！ 正像姐姐担心的那样，大哥在该撤退的时候撤不出来了。招工和进专业团体的打击都没有把他打倒，这张纸条把他打倒了。 无论是大人还是我们这些孩子都知道，他们俩的事成不了，不过是少男少女之间短暂的相互吸引而已。但是大哥当真了。朱金凤提出分手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也不怪她。但是她不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大哥刚刚遭受了两次打击，她应该懂得给人留点缓冲的余地。 大哥病倒了，发起了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母亲日夜守候在他的身边，一股隐忧悄悄地爬上了母亲的心头，她已经预感到，大哥今后的前途不会一帆风顺的。等待他的，将是一条坎坷不平的路。找到家以后，母亲刚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心里又笼罩上了一层愁云。 随着人事政策的松动，锦华的转正问题也提上了日程。杨怀恩觉得机会来了，想趁机卡她一下，但是这次他打错算盘了，锦华已经不是几个月前的锦华了。 接到人事科让她回二队的通知以后，锦华去找朱铁，可是朱铁的办公室老是人来人往的，很不方便。她知道朱铁常到大食堂的小单间去喝酒，便到那里去等他。 朱铁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以后，比过去收敛多了，再也没有干过那些风流事，也很少去小单间喝酒，但是军管组来了之后，小单间已经是天天客满不闲着了。经历了这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单间问题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引人注目，没有人再去关心它了。陪着军代表喝了几次酒以后，朱铁觉得吃点喝点已经算不得是腐化了，于是便又走顺了腿，有事没事都要来喝几杯。锦华站在远处等了很久，才看见朱铁陪着几个人出来，她不远不近地在后面跟着，等人走散了，才追上去说：“朱经理，今天人事科通知我回二队。我实在是回不去了，帮我想想办法吧。” 朱铁为难地说道：“要不你先下去，过一段时间我再想办法把你抽上来。” 锦华哭着说道：“我要是能下去，就不来找您了。朱经理，求求你了，帮我一把吧。”锦华不知道怎样勾引男人，趁着天黑，笨拙地搂住了朱铁的脖子，说：“这次你要是帮我办成了，我就是你的人了，你想怎么样都行！” 朱铁刚喝了点酒，被锦华这么一搂，浑身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起来，当即就把她带到招待所，开了一个房间。 第二天，朱铁找到了军管组长，把杨怀恩怎样霸道、怎样一手遮天如实地向军管组长做了汇报，军管组长把杨怀恩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让他注意和地方干部搞好关系，为将来留下打好基础。锦华暂时没有到二队去，但是再继续留在学校也不合适，因为现在满高地人人都知道了，牛锦华是个大破鞋。 过了一段时间，朱铁把她调到了测量队，那里人少，知识分子多，环境稍微好一些，工作也比较轻松。 祥子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这一次，他既没有打锦华，也没有说一句话，每天下班回来，吃完了饭就一个人坐着发呆。锦华怕他受了刺激会出事，于是主动说：“这一次是我毁了你。你要打要骂要离婚都由你。你把我打死打残我都没有半点怨言。我不想毁你一辈子，所以我希望你冷静地考虑一下，趁着还年轻，早点离，孩子我带，绝不给你增添任何负担。” 她希望祥子拍案而起，把她打一顿骂一顿发泄发泄，出出气，那样多少能减轻一点自己的良心负担，祥子也不至于憋出病来，但是祥子没有，依然平静地说道：“你能不能回家住一段时间？让我一个人清净几天。” 锦华想了一下说：“我可以走，只是对你不放心，你可千万别……” “住嘴！我是死是活用不着你管！” 锦华等着他发作，可是祥子只吼了一声就不吱声了。锦华一面收拾东西一面说：“尽管你不爱听，我还是要说，往开了想，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好姑娘多得是，为我这样的人折磨自己不值得。”锦华现在不是要劝他，而是在刺激他发作，但是祥子没有，他说：“你走你的，我死不了，为你这样的人去死不值得。” 听了这话，锦华放心了，抱着孩子回娘家去了。 谁知娘家还有一个糊涂妈等着她呢。李秀娥双手抱在胸前冷笑着说道：“回来啦？人家不要你了吧？你可真给你妈争脸哪，你妈毁在那个老流氓手里还不够，你又接着送上门去了！让街坊邻居怎么说？这娘俩……” “妈，您就少说两句吧，我自己的事自己扛着，和您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你回来了，弟弟妹妹住哪去？你们母子俩的嚼活谁管？你看你妈这个样还能养得起你们吗？” “妈。我不会给您造成负担的，我的工资全给您，够我们娘俩吃饭的了吧？” “什么？那他呢？他不管了？就是离婚，孩子他也得管哪！不行，我得找他去！”说着，就要往外走，锦华拉住她说：“妈，您就别闹了，这些事情等以后再说，现在您怎么也得让我把眼前这个坎过去。” “是我不让你过吗？不都是你自己惹的祸吗？哎呦我的天呀——，我的妈耶——我怎么这么命苦啊……”说着，李秀娥像哭坟一样坐在地上唱着哭起来。锦华拉着她说：“妈，您起来，别这么大哭小叫的，一会把街坊邻居全招来了，您听我说，没有过不去的坎，您先冷静冷静……” 李秀娥还在地上坐着不起来，边哭边说：“招来怕什么，招来就招来，我要让大家看看，我养了一个多好的闺女！” 锦华心里像一团乱麻，头嗡嗡直响，可是仍在尽全力克制自己，她知道她这个糊涂妈没什么主意，如果把她惹恼了，胡闹起来，事情就更不好收拾了。于是像哄孩子似的，总算把她哄得不哭了。 她让锦生暂时到单身宿舍找个地方挤一挤，三个小弟弟住在大屋，自己带着孩子和母亲、妹妹住在小屋炕上。这才在家里安顿下来。 锦华投入朱铁的怀抱，是想寻找一个能和杨怀恩抗衡的人，得到长期的保护，但是很快她就发现，她已经变得强大无比，似乎不再需要别人的保护了。抛开了道德观念的约束，锦华揭开了人性中肮脏的另一面，她学会了用微笑和简单的肢体动作以及嗲声嗲气的撒娇、打情骂俏来打通各种障碍，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微笑的威力如果不够，加上手指不经意的触碰，就可以让对方就范；如果还不够，再发两声嗲，用撒娇的口气说声哎呀你就给办了嘛，好不好呀，这样就事情就基本上解决了；如果还怕不保险，那就再把胸脯贴上去不经意地在对方身上挨两下，那就几乎是无往而不胜了。她就用这些简单的武器，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男人，让他们俯首就范。她可以把那些轻贱的男人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让他们去做什么就得做什么，而你真想要沾她点便宜，连门都没有。 测量队长姓胡，中专毕业，三十多岁，在公司宣传队是拉二胡的，京胡、板胡也都拉得不错，大家都叫他二胡。因为长得帅气又能拉会唱的，在宣传队很招女孩子们喜欢，在外边也闹出过不少风流事。二胡对锦华十分关心，经常给她一些小恩小惠，她知道这些小恩小惠都是有代价的，所以该接受的接受，不该接受的她坚决拒绝，可是二胡仍然不知深浅，有一次去帮兄弟单位干活，人家请吃饭，二胡在桌子底下把手伸到了她的腿上。她心里一惊，但是很快就镇静下来，轻轻地拿开了他的手；谁知二胡又把手伸了过来，锦华再次把他的手拿开，这次用了些力，二胡还不知收敛，第三次把手伸了过来；于是锦华大叫了一声，把二胡吓坏了，但是他马上就放心了，因为锦华喊的是：“哎呀不好，桌子底下有耗子！” 大家急忙站起来，往桌子下面看，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个耗子影，锦华说：“我没穿袜子，可能是脚面蹭着谁的裤腿了，把我吓了一跳。”于是大家嘻嘻哈哈笑了一阵，又重新坐下吃饭。多数人已经猜到了是什么耗子，但是不能确定是谁干的。锦华既保护了自己，也保全了二胡的面子。从那以后，二胡再也不敢打她的主意了。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二胡那么好对付，碰上那些死不要脸的，她就得另想办法了。 测量队的工作有时候走得很远，下班回来天就黑了，有一次她和一个男同事出去干活，那人有自行车，锦华没有，下班之后，人家急着要走，车后座又驼了许多测量器材，没法带她，锦华说：“你先走吧，我一个人不怕的。”那人就先走了。不料锦华半路上被一个二流子截住了，死皮赖脸地缠着她不让她走，一边上来动手动脚，一边还说着一些不干不净的话：“谁都知道你裤带松，还他妈装什么呀？跟谁睡不是睡？你不就是图钱吗？开个价，老子给就是了。”这个家伙骚扰她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居然敢在人群里对她进行猥亵，还到处宣扬说，他把大破鞋牛锦华睡了。锦华早就想教训教训他了，于是笑着说：“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还以为你想白沾便宜呢！”那家伙一听，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刻问价钱是多少，锦华说了个数，那家伙说：“你可不许糊弄我！”锦华道：“我糊弄你干吗，赶快回去拿钱去，晚上八点我在测量队办公室等你。”那家伙高高兴兴地走了。 锦华没回家，直接去了单身宿舍，把锦生叫了出来，锦生又约了我二哥，两个人藏到了测量队办公室。八点钟，那家伙来了，看见测量队办公室的灯黑着，门却开着，便摸了进去，那时各单位办公室都有战备值班床，那家伙看见**躺着一个人，便直扑了过去，掀开了被子，嘴里还说着：“行啊你，还真讲信用。早知这样何必跟你费那么大劲呢！”他一边说，一边去抱被子下面的人，这时候灯突然亮了，他一看，抱起来的是锦生，知道事情不好，撒腿就往外跑，二哥正站在门边等着他呢，伸手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他想喊，二哥急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锦生说，你让他喊，把人都喊来看看他这副德性，锦生这么一说，那家伙不喊了，吭哧吭哧忍着让锦生和二哥揍了一顿。打完，锦生道：“敢欺负我姐，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二哥道：“那也是我姐。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大川有名的鲁育田！”十七岁的鲁育田，在大川已经是赫赫有名了，谁都知道，鲁育田打架下死手，什么招都敢使，一些比他大的学徒工也和他较量过，三两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听见鲁育田的名字，那家伙多少还是有点怕的，爬起来说：“二位大爷饶命，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二哥掏出一把刀子，对他说：“把你的臭嘴张开！”那家伙不知道二哥要干什么，不敢张，二哥一脚跺在他脚面上，那家伙疼得跳了起来。二哥说：“叫你把嘴张开听见没有？” 那家伙乖乖地把嘴张开了，二哥把刀子伸进他的嘴里，说：“我听说你嘴挺长啊，下次再胡说八道，我就叫你嘴长这么长，相信吗？”说着，二哥用刀尖沿着他的嘴角一直比划到耳朵根子，那个家伙吓坏了，急忙给二哥跪下说道：“我再也不敢胡说了！再也不敢了！”二哥踢了他一脚说：“滚！”那人爬起来就跑了。 锦华知道，她的这些手段，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都不能使得过份，否则肯定要惹祸招灾，她把分寸把握得很好，既要达到目的，又能保护自己。如果当初她有这两下子，就不会受杨怀恩的欺负了。 招工开始以后，锦华知道她的转正问题只能从这次的招工指标里出，她已经和朱铁打了招呼，但是还不放心，害怕杨怀恩再使出什么阴损手段来，她决定亲自会会杨怀恩。 军管组已经撤走了，杨怀恩转业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他脱了那身军装，锦华就再也不怕他了。 一天上午，锦华来到了杨怀恩的办公室，屋子里还有三四个人等着汇报事情，锦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那架势告诉屋里的人，你们赶快给我走，我的事比你们都重要！那几个人很知趣，马上就都出去了。杨怀恩冷笑着问道：“你来干什么？” “招工指标下来了，我转正的事该解决了。” “哼哼，是不是又要和我做交易呀？” “想得倒美，你也不看看姑奶奶是谁！咱们的交易早就做完了，现在是你欠我的。” “你也别想得太美，我可以不认账！” “我就知道你不认账，所以才来找你。不过我有办法叫你认账！” 锦华点着了一支烟，一屁股坐在了杨怀恩的办公桌上。杨怀恩心里一惊，但还不肯示弱，“是么？我还真看不出来，你有那么大本事。” “你想试试吗？” “我想试试。你别以为你找到靠山了，你以为你那个靠山就那么可靠？” “我并不想靠谁，我只靠我自己。”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叫我认账。” “你真想和我较量较量？” “你别吓唬我，有什么本事就使出来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锦华从写字台上跳下来，哗地一下把两扇对开的窗户推开了，冲着外面嚷道：“同志们，快来看呀！杨书记耍流氓……”一边喊一边解开了上衣扣子。 杨怀恩慌了，急忙把窗户关上，两手作揖冲着锦华说道：“行了行了，我的姑奶奶，我知道你的厉害了！”正说着，几个人听见锦华的喊声跑了过来，党办主任探进头来问：“杨书记，没事吧？” 杨怀恩强装镇静说道：“没事没事，你告诉外边的人先别进来，这里我会处理好的。” 党办主任把外面的人打发走了，锦华坐在椅子上问道：“叫姑奶奶啦？” 杨怀恩继续拱手作揖道：“是是是，你就是我的亲姑奶奶，你的事我给你办，别闹了行不行？” 锦华道：“你给我记住，你今天上午企图强**未遂。”说着，锦华又弄乱了自己的头发。 杨怀恩哀求着说道：“哎呀，我给你办还不行吗？你总得给我留点面子嘛！你这样子出去，让我今后怎么做人哪？” “你还知道做人？知道就别干那些缺德事！” “是是是，我再也不敢干那些缺德事了。” 锦华见好就收，因为闹得太过份了，真把杨怀恩逼得下不了台，她的事也就办不成了，于是说：“今天就算饶了你，不过还有一条得说清楚。我是六五年进厂的学徒工，到今年已经整四年了，光转正不行，得和六五年的一样待遇，二级工！” “行行行，我记住了。六五年进厂的，二级工。”杨怀恩巴不得马上把她打发走，免得再进来人看见，所以锦华说什么他答应什么。 锦华不慌不忙地说道：“你先别急着打发我走啊，咱们还有一笔帐没算呢。” 杨怀恩有点急了，说：“你还有完没完？我这紧答应慢答应的，你还要怎么样？” “不过这笔账不着急，咱们以后慢慢算。”说着，她整理好头发、衣襟，站起身来要走，杨怀恩心里觉得不踏实，又追问了一句，“你把话说清楚，还有什么账没算？” 锦华走到他跟前，脸对脸地盯着他的眼睛，不紧不慢地说道：“你逼死了我爹！” 这下杨怀恩是真的怕她了：“你可不要胡说啊，这可跟我没关系！” 锦华冲着杨怀恩一笑，说：“别害怕，这笔账我暂时不会追的。再见，亲爱的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