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管组来到之后，大人们开始抓革命促生产了，我们这些孩子们依然没人管，每天还是照样去拣煤渣。复工以后，母亲又去干家属工了。我和二哥去拣煤核，家里做饭的任务就落在了大哥身上。他还要负责照看弟弟妹妹。大哥善吆喝，来到大川以后，他不知哪里学来一张油嘴，能把死人说成活的。他做饭主要靠吆喝，“育田，你去烧火！”“育山，你去和面！”“育海，你去打点酱油！”把我们哥仨支使得团团转，哪还用他动手！看弟弟妹妹也一样，他把妹妹交给弟弟，说，领她玩去！别让她磕着碰着啊，否则我找你算帐！然后就不用管了。弟弟文革前就上一年级了，领着妹妹玩没问题。尽管大哥很油，但是我们都愿意听他使唤，愿意听他白话。什么话到他嘴里就变得特别有味，有时候一句笑话逗得你腰都直不起来。这是大哥的魅力。二哥就没这个本事，我们俩搭班做饭的时候老打架，二哥总想偷懒少干点，往往是干活的时候找不见他，饼刚一烙好或者面条一下锅他就回来了，而且还特别能吃，一顿吃五六个馒头。有一次，我刚和完面烙好了一张饼他就回来了，拿起那张饼就吃，我说，想吃自己烙去！二哥嬉皮笑脸地说：我没你烙的好呀!你就多干点吧，谁让你是三好学生呢！说完，他就蹲在一边和我说话，帮我擀饼，我烙一张，他递过一张擀好的，然后接着吃，我烙了七八张，回头一看，他全吃了，一张没剩，气得我把剩下的一团生面撂在地上就走了。 大哥的小提琴已经拉得很有水平了，不说出神入化，也是弓马娴熟。文革开始之前他上初三，已经报考了省艺术学校的器乐专业，专业考试都通过了，但是**一开始，艺校也和其他大中专院校一样停止招生了。大哥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是停课以后没事干，又不能跟我们一块出去拣煤核，待在家里很无聊。但是很快他就找到事干了，工总的宣传队要他。他到了那里如鱼得水，地位相当于正规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 在那里他认识了朱巧凤的二姐朱金凤。她也是拉小提琴的，不过没有大哥拉得好。他们也不在一个宣传队，朱金凤是三司宣传队的。她比大哥低一年级，和志刚在一个班。自从认识了我大哥，她就常常到我家来向大哥请教。后来朱金凤奉了上级的命令，把大哥挖到三司去了。我们很为大哥这种行为感到不齿，一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讥笑他：“大哥中了敌人的美人计，叛变了!” 大哥赖兮兮地说：“你们懂什么？我这是深入敌后，时机一到，我就让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们很希望姐姐出来帮忙，让他改变立场。可是姐姐对大哥参加哪一派并不关心，她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兵，你小心把自己赔进去！” “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把自己赔进去，可能么？” “你别忘了，人家她爸爸是经理，咱们家可是工人！” “工人怎么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呀，经理不就是咱们的勤务员么？勤务员不得听领导的么？” “说你还不听，有你哭的时候！” 话说到这里，我们都听明白了，姐姐是怕他受伤害。大哥还在嬉皮笑脸地说：“姐你放心，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怎么也不能把自己赔进去呀，你说是不是？” “就怕你到时候撤不出来！再说你小小年纪不学好，这么早就谈恋爱，没事看看书不好么？” 姐姐这么一说，我们都脸红了，可是大哥却不动声色地说：“姐，把你那本《工程力学》借给我看看？”这一说，倒把姐姐说了个大红脸。姐姐用筷子敲着他的脑袋说：“我让你坏！我让你坏！”大哥急忙捂着脑袋逃跑了。 别看大哥腿有残疾，在学校里却很招女孩子喜欢。他长得很秀气，长长的睫毛，乌黑的眼睛，像个女孩子。嘴唇老是红红的，像涂了胭脂一样，嘴角边腮上两道括弧似的皱纹，笑起来非常生动。 金凤的性格和巧凤完全相反，稳稳当当的，像个大姑娘样，人长得也漂亮，就是不怎么爱说话，显得有点傲气。大哥如果不是腿有残疾，那一点都配得上她。 那时我们经常看见他俩在大舞台后面约会，便跑到舞台上去偷听。舞台是预制板拼起来的，后台有更衣室等隔间，很便于隐藏。志强的伤已经好了，有一天，我俩藏在更衣室里，看见他俩来了，就站在我们下边，隔着预制板的缝隙，我能看见哥哥眼睛上的睫毛。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俩站得非常远，隔着一两米，而且竟说些不咸不淡的话，没有一句令人兴奋的。我们一直想看看他们怎么亲嘴，可是两个人连手都没拉过。听了几次，我们觉得很没意思，就不再去听了。 志强在家养伤的这段时间，我和马宁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有一天，我们约好准备出去远游一次，看看能走多远。谁知出发的那天早晨，朱巧凤也来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竟没有想到是马宁把她约来的。 我们过了大龙河，翻过大龙山，一直朝前走，翻过一山又一山。原计划走五十里，然后再返回来，刚好是一百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走过一百里路。听说解放军叔叔的铁脚板一天能走一百八，我们估计我们走一百里没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一百里是多远，我们走得太远了，回不来了。 走的时候，我们带了不少馒头、咸菜，怕路上找不到水喝，还带了些黄瓜和西红柿。中午的时候，我们把带来的东西全部吃完了，马宁看了看太阳，说：“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往回走吧。”可是朱巧凤不同意：“还早着呢，咱们这会回去，天还没黑呢。”马宁说没干粮了，朱巧凤说：“没干粮怕什么，山里有的是野果子，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咱们连半天都坚持不了吗？” 我赞成朱巧凤，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 山上的树木逐渐茂密起来，山谷里不停地传来布谷鸟的叫声。满山的知了、蝈蝈也跟着鸣唱。林子里野果，草莓、山梨子到处都是。山梨子很涩，要等秋天被霜打了再冻起来才好吃，于是我们便一人吃了一肚子草莓。吃罢还采了不少，准备带回去。看惯了大川的荒山秃岭，偶尔见到这么多花草树木，仿佛一下子进入了仙境，我们兴奋极了。马宁不住地提醒我们，该往回走了，可是朱巧凤还没玩够：“急什么，太阳还老高呢！” 山里的太阳很不可靠，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太阳的确还老高呢，可是不一会就落到山后面去了。 “歇会歇会！我脚疼。”朱巧凤有点走不动了。 马宁道：“不行，得赶紧走，否则天黑以前赶不到家了。” “哎呀，我实在走不动了！”朱巧凤一抬脚，甩掉了两只鞋，坐在地上不走了。她脱掉袜子，看了看脚，突然惊叫起来：“哎呀我的脚起泡了！你看这么大的泡！” 马宁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火柴，抽出一根用刀子削尖了去给她挑泡，朱巧凤尖叫着：“哎呀不行，疼死我了！” “你别怕，挑破了就好了！”马宁一边说，一边把朱巧凤的脚往自己怀里拽，我一看她俩那副亲热劲，突然明白了朱巧凤为什么会在早晨突然出现，于是便嚷了起来：“好啊，原来你们俩是商量好了一起来的，让我给你们当电灯泡呀！” 马宁有点得意地说：“当然是商量好了的，不商量好怎么能一块来！” 朱巧凤道：“你别生气，下次来我把春桃也叫上。” 我说：“去你的！” 马宁给朱巧凤挑完泡，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可是才走出不远，朱巧凤又不走了：“不行，疼死我了，我实在走不了了。” 马宁说：“我背你！”说着，把朱巧凤背了起来，可是走了没多远就像扔口袋似的把她扔在地上了，冲着我嚷道：“你也不知道换换的！” 我说：“谁惹的祸谁收拾，又不是我让她来的。” 朱巧凤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马宁道：“你看你看，刚才还那么英雄，这会怎么哭开鼻子了？” “谁哭了？”朱巧凤擦了擦眼睛说：“这会要是有个馒头就好了，窝头也行啊！” 我学着她刚才的腔调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咱们连半天都坚持不了吗？我这有草莓，你吃不吃？” “谁要你那破玩意！”朱巧凤气得把一书包草莓全倒在地上了。马宁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问我：“抽不抽？” 我说：“你还藏着这玩意哪，怎么不早拿出来！” 马宁说忘了。于是我们俩一人点着了一支烟。朱巧凤在一边说道：“给我也来一支！” 朱巧凤点着烟抽了一口，呛得鼻涕眼泪全下来了，咳嗽了半天。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会，但是找不到方向了。月光下，白白的羊肠小路到处都是，不知该走哪一条。这下，不光是朱巧凤害怕，我和马宁也紧张起来。我们知道已经回不去了，打算就在这山里过夜，等天亮了再走。我们害怕有狼，想点一堆篝火，可是捡了很多柴禾都是湿的，怎么点也点不着，只好作罢，三个人爬到一座山顶上，躺下来数星星。 朱巧凤问：“你说宇宙有多大？” 马宁说：“这还用问？宇宙是没有边的。” “胡说！再大也有边。” “这是《少年科学》上讲的，不信明天我拿给你看。” “我不信，鲁育山，你说呢？” 我想了半天，说：“按说应该有边，可是到了边，外边又是什么呢？比如说，地球是个乒乓球，宇宙是个碗，球放在碗里，碗又放在哪里呢？” “对呀，碗放在哪里？”马宁也跟着追问道。 朱巧凤答不上来。我们三个人一起陷入了沉思。我在默默地想，宇宙那么大，地球在宇宙中仿佛一粒灰尘，而人呢，相对于地球来说，不过是一粒更小的灰尘，人真是太可怜了，想着想着，忽然觉得害怕起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朱巧凤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更可怕的问题：“你说，我们将来都得死吗？” 我和马宁都没有回答，我们似乎陷入了同样的恐惧。 那是我们第一次对宇宙和生命的本质的思考。 第二天回到家里我们才知道，头天夜里，为了寻找我们，战区出动了几十辆汽车，几百号人。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无拘无束的自由行动，因为学校就要复课了，该给我们这些脱了缰的野马上笼头了。 子弟中学建在高地东边坡下面，那是一片比高地低一截的二级台地，在西北也称为坪，往北再下一个台阶才到小龙河岸的川地。东南边是114厂的家属区。教师几乎是清一色的新分来的大学生，他们的名字特别好记，什么刘去私、韩卫东、李延风、冯学青，都是文革初期自己起的。学校只有两层楼，是文革前动工的，原计划四层，才盖了一半文革就开始了，后半截就没有再盖。战区对学生的教育很重视，复课之前，专门拨了一笔钱，从北京、上海买了不少物理、化学实验设备，老师们把实验室里的一盏盏酒精灯擦得锃亮，可惜我们一次都没用过。因为我们中学期间基本上没上课。复课闹革命，主要是闹革命，没有时间上课。 开学的同时，工宣队就进驻了。学校有校长，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认识他，相反，工宣队的师傅我们倒是各个都熟，因为校长不管我们，他们管。工宣队的成分也和老师一样简单，清一色的复转军人。大概是因为这些复转军人不好安置，所以暂时把他们都放到这来了。所以我们这所子弟学校带有浓厚的军营色彩，一入学先是队列训练，然后是刺杀、投弹，还学过匍匐前进和战地救护。步兵的基本战术技术基本上全会，连编制都是军事化的，初一、初二、初三的学生，分别编为七连、八连、九连，因为有下一个年级的学生顶着，我们一入学就是八连的（二年级）。连设指导员，由工宣队员担任，下面有几个排就设几个副指导员，由教师担任，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班主任。暂时还没有高中部。 赵叔也被派到工宣队来了，朱铁看他背着个大枪整天在工地上转实在太辛苦，想让他到这里来休息休息。赵叔的性格完全变了，像个老佛爷一样，一开会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对学生就像个善良的老婆婆，即使犯了再大的错，他也舍不得深说，总是像哄孩子一样和颜悦色地说，下次可要注意啦！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就是那个拿着皮带把儿子抽得哭爹喊娘的爸爸，更不能想象这样的人怎么会一下子把一百多名俘虏全突突了。 赵叔老了，生活的重担把他压得背都驼了。赵婶去世才两年多，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多岁。他在家里对自己的孩子也和对学生们一样。最多就是说一句，下次可要注意啦。从赵婶去世那时起，他就很少打孩子了，他觉得这些没娘的孩子太可怜了。那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老红军，已经变得满腹柔肠，每天下班回来，就是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把大孩子穿过的衣服补好给小的穿，把不能穿的衣服两件、三件拼成一件再让孩子们接着穿。艰苦的日子并没有把他压垮，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点不比赵婶在时差。但是两个儿子接连出事却几乎把他打垮了。先是志强走火自伤，先后做了三次手术，肚子里的枪砂也没取净，到现在还残留着一些在肚子里，医生也无能为力，接着志刚就被捕了。县城里武斗先后打死过十几个人，凶手都无法确定，只抓了志刚一个人，本来没有人知道这事，是他自己在拣煤渣时吹牛说出来的，便被抓了。武斗时他的确开了枪，但是他那支破枪是否能打得死人很值得怀疑。志强直接给自己肚子上一枪，把枪砂全部灌进了肚子都没死，志刚冲对面的人开了一枪能打死人吗？当时县革委会刚刚成立，两派都嚷嚷着要揪出对方的杀人凶手，而且都表态说，只要证据确凿，绝不袒护己方人员，就这样，志刚被拘押了。他还不到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但是很快就要到了，据说到了年龄还是得判，至少十五年。 赵婶欠的那些账早都还清了。赵婶死后，赵叔戒了酒。原来的老酒友少了一个，父亲、姑父和牛叔都觉得不对劲，每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都要去叫他，但是怎么叫他都不来，因为他没有能力请别人喝酒。于是父亲便让我在拣煤渣的时候，给他带点酒去，父亲告诉我说，不要拿整瓶的，也别说是送的，就说是你自己从家里偷的。我第一次这样做很成功，赵叔一把从我手里把酒瓶子夺过去，说：“小孩子家喝什么酒，留下给我喝吧，以后不准再偷你爸的酒，要不我告诉你爸去！”第二次再去，赵叔有点怀疑，第三次就被他彻底识破了，说：“回去告诉你爸，我已经戒酒啦！” 看见赵叔那么难，父亲很想帮他一把，但是赵叔是不会接受任何人的馈赠的。父亲自己也一样，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会张口求人的。有一次我劈劈柴，家里的斧子太钝，不好使，就到邻居家借了一把，父亲下班回来看见了，问我：“咱们家没有斧子么？”父亲的问话，教会了我自强。 赵叔没有当指导员，因为当指导员得会说，赵叔当过正规军的连长，却当不好这个指导员。我们八连的指导员姓徐，是个大胡子，才二十八九岁，看上去却像个老头。他那乱哄哄的头发和胡子搅在一起，显得脏兮兮的，很邋遢。有一次他给我们上课，裤子拉链忘了拉，于是有的同学就用《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一句台词问：“尼古拉大门也要打开？”从此我们便都叫他尼古拉。尼古拉自称喜欢哲学，研究《矛盾论》、《实践论》颇有些心得，因此老师和学生们都不敢轻视他。 工宣队长姓权，河南人，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了白的旧军装，带着军帽，好像还不想退伍。他的思想的确还没离开部队，一直把我们这些学生当作他的兵来训练。说话时一开口就日娘，不日娘不说话。权队长刚来时，特别喜欢实验室那些设备，让化学老师给他做实验看，化学老师拿出一张酚酞试纸放进碱水里，试纸变成了红色，权队长高兴得像个孩子，“日娘这是咋弄的哩？让我试试！”除了试验设备，他还对那套广播器材特别感兴趣，设备刚买来的时候，没有调试好，权队长鼓捣了半天也不响，“日娘咋不响哩？咦？响了，日娘响了！喂？喂喂！下面歌颂（播送）一个通知……” 权队长喜欢听豫剧，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朝阳沟》的唱片，一到课间休息就放，因此我们都会唱那段“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教我看董存瑞，我记得你教我看刘胡兰，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红笔点来我蓝笔圈……”权队长还爱唱，但是他老把笔唱成北，因此我们唱的时候也跟着这么唱，还篡改了一点：“你红北点来我南北圈……” 复课时战区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学校当然也不能例外。根据上级指示，权队长反复强调清队的重点是教师队伍。但是这些教师刚来，没什么把柄可抓，而且都是刚在大城市运动过来的，年龄虽然都不大，但运动经验却很丰富，从他们身上很难打开缺口，相反，学生中问题却是一抓一大把。这样，清队便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学生成了重点。工宣队一发动，大字报立刻糊满了校园，于是出现了文革开始以来还没有过的现象，十三四岁的孩子一个个被揪了出来，成了运动对象甚至是阶级敌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孩子被贴了大字报，从打架、偷窃、写反标，到说落后话、有私心、不忠于毛主席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问题都有。其中很多问题在青少年教育中的确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一律作为政治问题，以运动的方式来处理就太可怕了。发动群众阶段结束以后，开始人人过关，每一个学生都要从头到脚对自己做一番检查，检查是在全排大会上公开做的，大家举手认可了，这个人就通过了，不够深刻就要来第二次、第三次，直到通过为止。最后，每个排筛出了一两名重点分子，拿到全校大会上批斗。斗了几次之后，几个孩子受不了，跑到外地去了，其中就有马列。 被批斗的孩子里，还有赵叔的儿子志强。赵叔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不忍心看着志强被批斗，只好提出不在这干了，回护厂队去。逃跑的那些孩子把留下的人救了，问题很快反映到了军管组，权队长挨了批评，批斗学生的现象才得到了制止。 人人过关那会，有的学生被指责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年龄不大就乱谈恋爱，所以复课以后，男女生之间的接触十分谨慎，生怕有什么嫌疑。有好长时间，春桃不理我，见了面就跟不认识似的。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但是放了学总是各走各的，谁也不理谁。有一次勤务组开会，一直开到了天黑。散了会大家各回各家，我和她不得已走到了一起。我问她：“你最近为什么老是不理我？” 春桃不回答。我又问：“你是不是怕人家说闲话？” “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才不怕呢！” “那是为什么？” “我问你，你是不是和朱巧凤上山玩去了？” “是呀！可是那次是马宁我们三个一起去的呀！” “得了吧，拉上马宁还不是为了做幌子！” “春桃，你可千万别误会，他们俩是约好的，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朱巧凤还说，下次一定把你叫上。其实我心里一直……” “一直什么？” “一直……”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好。正在这时，有几个人走了过来，我们急忙拉开了距离，春桃急匆匆地回家去了。 清队结束之后，战区掀起了一阵向毛主席献忠心、表红心的活动。一时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成了时尚，那种类似宗教的请示汇报仪式想必读者都清楚，这里不再赘述。孩子们干这些倒没什么，权当做游戏，可是大人们也要一样做，就显得非常滑稽了。工人们每天上班都要穿上崭新的工作服，戴上安全帽，跳着忠字舞一直跳到工地上。过去走到工地不过十几分钟，这一跳要跳一个多小时。跳到工地已经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还怎么干活！父亲一辈子没干过这玩意，一到队伍里，自己不会跳不说，反而把整个队伍的节奏都搞乱了。因此，父亲一下班就要让我们教他怎么跳，可是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怎么教也跳不好，经常跳着跳着就跳成顺拐子了。看着父亲笨拙的舞步，我觉得是在受人耍弄，突然感到一阵心酸，直想哭。 学校要开课，但是没有教材，老师们找来旧课本边讲边挑选了一些文章油印了发给大家。新从学校分来的这些老师都很年轻，怀着一腔热血和**走上了三尺讲台。教语文的老师姓胡，头发很软，而且总是有一绺垂在额前，动不动就遮住了眼睛，经常要向后甩一甩，我们觉得他太小资，不大喜欢他，常常背地里学他甩头发的动作。可是他的第一堂语文课就把大家震住了，他讲的是旧课本上选过的《七根火柴》，他沿着课桌间的过道来回踱着步，用低沉的男中音声情并茂地朗诵着课文，学生们已经听惯了、看惯了文革中那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不知世界上还有这样美的文章，这样美的声音，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学他甩头发了。教数学的老师姓柴，有口音，读y的时候，总是读成哇——衣，嘴张得特别大，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学生只顾了学老师张着大嘴喊哇衣，却不肯好好听课。柴老师非常认真，学生听不懂，他就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讲解，讲得我们都烦了。就这样，多数同学还是不肯听，考试的时候，将近一半的同学不及格。 老师们一边上课一边为我们编写教材。他们很快就把教材编好了发给全校师生征求意见。我记得语文教材的内容有毛选，有鲁迅的文章，有样板戏选段，有当时报纸上宣传英雄模范人物杨水才的长篇报导《小车不倒只管推》，还有李白、杜甫的诗。就是这样一本教材，也让我们爱不释手，可是教材发下来只有三天就收回了，说是里面有严重问题，要交到革委会审查。教材的内容我基本上都看了，怎么也找不出问题在哪里。在那个时代，如果说哪家的孩子犯了杀人放火之罪，求军管组、革委会给说说情，他们可能敢去说，但是文字之责没有任何人敢负，因此，那本教材的审查一直没有结论，直到毕业我们也没有再见到。 老师们只讲了不长时间的课就靠边站了，代替他们的是工人师傅和农民伯伯。物理课请过一位电工，教学生们怎样接电灯，还到施工现场跟锻工学过淬火，有一次，请来一位车工师傅到课堂上来上课，那位师傅拿了一大堆游标卡尺和千分尺，让学生们学着用。那堂课大家最感兴趣的是自己的头发有多粗，每人揪下一根头发来抢着用千分尺量自己的头发是几道（忽米）。化学课到农田里上，学怎样辨别和使用化肥，请了一位农民老大爷来讲课，那位老大爷不会讲，反过来请老师讲，教化学的老师为了不使老大爷尴尬，诚惶诚恐地说了几句，告诉大家什么是有机肥，什么是无机肥，氮、磷、钾肥各有什么用处。 偶尔还登台讲讲课的是政治老师。尼古拉也讲政治课，他还不知深浅地提出要和政治老师李维范打擂台，各讲各的课，让学生们打分。他讲《实践论》、《矛盾论》，应该说理解得还不错，但是知识面却远不如李老师，李老师的课，广泛联系国内外的实际，例如古巴危机、苏共二十大、尼赫鲁、艾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让学生们大开眼界，也让大胡子丢尽了脸，李老师讲的许多东西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学生们打分，他的分数远不如李老师高。但是很快，政治老师也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 学工学农或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因为没有系统的教材和成熟的教师队伍，老是现用现抓，所以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往往上一两次课这一周就没事干了。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成了军训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军管组的杨代表还分管学校，他经常穿着马裤来学校视察。他一来，权队长就会把我们召集起来，表演队列、刺杀、投弹。也许同是军人，杨代表对权队长训练的学生感到十分满意。有一次来了兴致，还接过一个学生手里的木枪，表演了几个刺杀动作。那天天很热，杨代表还穿着军装，戴着帽子，满脸是汗也不肯摘下来，因此我们猜测他是个秃子。 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热衷的事情，因为可以借此机会出去玩。学校有个大宣传队，是代表学校的，各排吹拉弹唱的人才都集中在那里，逢到战区有重大庆祝活动时，也能演出一些像样的节目。除此之外，每个排还有自己的小宣传队，出去宣传一般都是以排为单位，几乎人人都得登台表演。排里半数以上的同学手里都有口琴、笛子、竹板、二胡等宣传武器。没有什么特长的可以来段对口词、参加个小合唱什么的。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我们就把它连同《人民日报》有关的解读文章一起，连夜印成传单，散发到附近乡村去。散发完传单就开始给贫下中农演节目。这些节目虽然拿不出手去，但是老乡们依然像看大戏一样欢迎。我们分工合作，四面出击，把半径二十五公里以内的乡村差不多都扫到了，实现了当初我和马宁一天走一百里的目标。 珍宝岛事件之后，林副主席发布了一号通令，全国进入了紧张的战备状态。我们的兴趣一下子从宣传最新指示转到了备战上。学校加紧了军事训练，经杨代表批准，权队长还从保卫部门要来一些子弹，让我们打了一次靶，每人只准打一发子弹。权队长怕出事，对安全问题很负责，每个人上去的时候，都是他亲自操枪，把子弹装好，然后趴在射手旁边，等这一枪放完了再叫下一个。轮到我的时候，我有点紧张，权队长骂了一句：“日娘慌啥哩？不要怕，沉住气，标尺、准星、靶子，三点成一线……”他正说着，我搂响了扳机，只听权队长说了一声：“咦——日娘打天上去了！” 实弹射击之后，我们在沿学校北边的台地边沿修筑了一条战壕，因为有权队长的指导，战壕修得十分标准，有交通壕，有狙击位，还有猫耳洞。工程完工之后，我们觉得这项工程太小，不足以满足我们的胃口，又开始在台地下边挖防空洞。当时我们把这项工程看得十分紧迫，因为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苏修的飞机起飞之后，两个小时就能到达兰州，想对大川搞突然袭击很容易。于是我们分成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奋战。我们从工地上找了一些气焊用的电石（碳化钙），做了几盏电石灯，亮度几乎和电灯差不多。家长们以为我们又要胡闹了，坚决反对我们上夜班。可是很快家长们就不再干涉了，因为形势似乎一天天紧张起来了，战区各处的宣传栏里贴满了德国入侵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宣传材料，那气氛好像苏修随时都会打过来。战区已经开始号召各家各户挖防空洞，我们很多人在学校上完班之后，还要回去挖自家的小防空洞。安家山脚下和高地四周，到处都是各种尺寸和形状的防空洞，后来战区觉得这些防空洞挖得不合格，很难应付即将来临的苏修入侵，于是调动了大量的机械和人力，开始大规模地搞人防工程，把整个安家山从南到北穿透了。防空洞有很多出口，可以容纳战区所有的职工家属。 我们的工程是在战区大工程之先，这让我们感到十分骄傲和兴奋。有时候下了中班（下午四点到夜里十二点）还不肯走，坐在洞口聊天。有一次，我和马宁在一个班，下班后马宁掏出一盒烟来说：“抽一支再走！” 那天的夜空特别晴朗，漫天的繁星眨着眼睛，使我们又想起那次外出野游的情景，但是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苏修什么时候会打进来。从潜意识里，我们特别希望苏修打进来，好改变一下我们单调的生活。说完苏修又说美帝，前一天晚上刚好发表了一篇新华社的社论——《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尼克松的就职演说里大概提到了2000年，因此社论里批驳老尼说，2000年，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球的一年。这句话让我们兴奋了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旗帜插遍全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呀！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共产主义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都未必看得到，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实现了。我们算了一下，到那时我们不过才四十多岁，居然活着就能看见共产主义的实现，你说能不兴奋嘛！我问马宁：“你说有可能么？” 马宁认真地想了一下，说：“完全有可能。现在离2000年还有三十一年呢，三十一年我们能干多少事呀！” “老师说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六个基本条件，你还记得是哪六个条件吗？” “第一是消灭阶级，第二是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第三是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后面三条我记不清了。” “我一直不明白劳动怎么能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似乎有点不可能啊！” “那大概得需要人人都有很高的觉悟。” 我说：“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如果靠觉悟我看很难达到，哪能人人觉悟都那么高？” “要我看也不难，我觉得只要人人都能达到你我这样的觉悟程度，共产主义就能实现。而达到咱俩这样的程度应该不是太难吧？” …… 战区大人防工程开始以后，革委会下令让我们停工，说我们的工程不合乎安全标准。我们很不服气，偷偷到大工程工地上看了几次，决定按他们的样子改造我们已有的工程。小工程停了一段时间，成了战区青年职工们谈恋爱的场所，有人说看见马宁和朱巧凤也到里边去过，于是把问题反映给了工宣队，还有人在洞里拾到了一团沾满血迹的卫生纸，也一并交了上去，权队长看了以后说：“日娘你们胡日弄啥哩，那是女人来月经用的，快扔出去！” 第二天，权队长在连排干部会上批评了马宁和朱巧凤，虽然没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说的是他俩，因为只有他俩一起到防空洞去过。会后，马宁好几天不理我，似乎怀疑是我告了他的状，因为我拿这事和他开过玩笑。后来，我们的小人防工程又偷偷开工了，马宁就不和我上一个班了。有一天我下四点，正好在交接班的时候碰见他，我和他打了个招呼，他没理我，提着铁锹直接就钻进防空洞去了。我刚要转身离开，忽然听见背后忽隆一声闷响，一股巨大的气浪从身后扑来，差点把我掀倒。我心里咯噔一下，脑子里不由自主地闪出了三个字：塌方了！ 和马宁一起进去的共五个人，一个也没跑出来。很快，学生、家属和职工便聚集了几百人，人们用锹挖，用手刨，用衣服兜土，拼了命地想把他们救出来，可是人太多太乱，你挤我我挤你，反而使不上劲。这时朱铁赶到了现场，他连踢带打地喝骂着，“都给我滚开！滚开！”很快就将人群驱散了。他只留了十几个人继续挖，然后把其他人分成了若干梯队，每队只挖五分钟，然后把工具扔下向前走，后面的梯队继续上来挖，这样人就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最大限度地把体能发挥出来。人群有了一点秩序之后，他又另外组织了几个相互接替的运土梯队，把挖上来的土迅速移除，这样效率就高多了。可是仍然没能保住五个学生的生命。我看见马宁被人抱起来的时候，颅骨已经被压碎了，哗啦哗啦直响。 战区为修建人防工程，先后死了十几个人，有职工，有家属，也有未成年的学生。有一次山体塌陷，把八个职工家属埋在了里面。可惜这段时间马国栋一直被关押在警卫连，如果有他在，肯定不会死人的。 马宁带着初恋的甜蜜和苦涩，带着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离开了我们。那些天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一直想告诉他，他和朱巧凤的事，不是我告诉工宣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