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里，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司空见惯、根深蒂固的常识性习俗，比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过去很多人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婚姻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和追问背后的深意及逻辑过程，而是认为习俗就是终极原因。固定常识和习惯已经深深刻在头脑里，到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地按此常识去做，这就是习俗的力量。再如，“水往低处流”也是个常识，几千年来人们就认为水本来就是往低处流的，这就是终极原因，不必再追问为什么。这是我们特有的文化精神，金观涛称之为常识理性，在荣格那里可以归类于集体潜意识。 我们在股市中也常听到类似的常识，比如“市场永远是对的”“长线是金、短线是银”等。人们往往在遇到市场走势和自己的判断出现较大分歧时，归因于市场永远是对的，从而自己轻易地得到了宽慰和解脱，至于对这个分歧的真实原因的探究，则理所当然地到此为止。 人们无论在投资中还是在生活中，往往是运用自己积累的习俗常识去分析和决策，这种常识理性构成了国人的底层思维结构，沉淀为集体潜意识。形成了我们思维上的简约精神和乐观主义，在探讨投资决策中人的主观思维复杂性时，有必要着重讨论一下我们传统文化中十分独特的常识理性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作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常识理性一定有极其独特的形成、发展历史和理论根基，否则无法解释它在我们文化中发挥的核心作用。 回顾中国思想史，常识理性产生于魏晋时期，这让我们马上意识到那是汉末三国两晋时期烽火连天的三百年。那个时期在我们的印象中是波澜壮阔、英雄辈出、金戈铁马的时代，也是连年混战、瘟疫流行、饥荒遍野的三百年。东汉后期的官方统计人口是6000 万人，而到了建安初期，全国人口已经“人户所存，十无一二”，人口只剩下1000 多万了，这是唐代《通典》所记录的。如此大的人口损失，满目疮痍，很多村庄、城镇已经是无人区了，并导致北方少数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退之际而南下建立各种政权。再加上人们目睹了中原王朝也是如此，魏篡汉、晋篡魏，已经不讲上千年以来有序有伦理道德的王朝更替的法则，道德伦理观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几代人，甚至是十几代人，没有见过和平盛世，所见所闻都是战乱、饥荒、抢劫、欺骗。这种大大小小的政权、军阀走马灯一样交替出现、更迭完全不按照儒家传统进行，伦理道德丧失殆尽，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很可能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昏暗一片的，不知朗朗乾坤为何物，传统儒家道德思想遭遇严重危机。 儒家道德思想到魏晋时期已经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质疑，认为伦理道德只存在于家庭中，在社会中未必适用。为帝王效力是传统儒家思想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到三国后期这种观念已经不那么根深蒂固了。“蜀中无大将，廖化成先锋”背后的含义是很多人才已经放弃仕途，归隐做名士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魏晋思想家、名士们开始寻找道德理论的深层问题出在哪里。孔子时对道德与常识只是松散的连接，到汉代为统治需要发展出的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儒学。因此出现很多不符合常理的部分，比如出现天灾，皇帝就要下罪己诏。这样的反思促使思想家们必须去找到新的道德底层结构，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老庄。 老子崇尚“无”，庄子崇尚“自然”。思想家们巧妙地把无和自然纳入道德的底层结构——魏晋玄学产生了。后世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道德是向善的意志指向的一组规范。玄学的这组规范是自然，这是庄子的自然——一切自然而然的样子。中华文化自古是以道德为核心、为皈依。这样把自然和人之常情正式规定成为道德的具体内容，就很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用儒家文化的传宗接代理念解决了彼岸问题，用庄子的自然理念解决了此世问题。人们再一次找到了精神家园。 常识理性又称为常识合理精神，它是指中国文化以常识和人之常情作为合理性的最终依据，它是一切事物的根据，不需要再进一步去追问常识背后的更深层原因。 常识理性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理性结构，它构成中西思维模式的重大差别。西方多数是逻辑和认知理性。 魏晋玄学第一次把常识理性提到道德的高度，把顺其自然和人之常情作为道德的最终目标，这是中华思想的一个大转折。陶渊明辞官归隐，他不认为是退而求其次，而是同样重要的两个价值。做官为民服务是道德行为，归隐顺应自然是同样高度的道德行为，并无高下之分。 然而道德不能建立在“无”上，必须把老子的无，转化为庄子的自然，自然是“有”。 西晋郭象在《庄子注》里解决了老子的“无到有” 的问题，认为“无”并不是没有，而是一个玄冥之境（像夜晚关灯之后，室内物品看不见的状态）。当开灯之后，万物呈现出来了，就是“有”。这仿佛是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无”就是波，是没有去开灯观察时的状态；“有”就是粒子，当开灯的一瞬间，波坍缩为粒子状态了，“无”就成为“有”。郭象认为不是“无”创造了“有”，而是万物本来就存在，它们只是以不同的状态存在着，这种不同存在的状态就是庄子的自然。其哲学意义在于——现象是以多元形式存在的，人们看到的现象本身就那样存在。不是从“无”创造出来的，因而自然的常态就是合理的——预设了常识和自然本身就有十足的天然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魏晋玄学完成了孔孟儒学道德理论背后形而上的基础建设。郭象在儒学和老庄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理论，认为“无比有更重要”——把“无”看成“有”的基础，“无”的各种潜在状态本来就存在。 当“无”其中一种状态浮现为“有”时，当然一定是天然合理的，人们应该毫无疑问地接受。 孔子所讲的道德是周代的“族群伦理传统”之意。 周代形成了大小族群内部远近亲疏、长幼有序的伦理道德规范，即家和国的观念。家里、国里都要遵循伦理道德之礼。 后来孔子把族群的道德发展为个人的道德，道德载体从族群转为个人，仁即有道德，君子即有道德的人。儒家对道德的定义与后世的康德相同，康德认为道德是向善的意志指向的一组规范。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中的道德，就是采用了周代和孔子的道德含义。而古希腊认为道德是自然法则的反映，西方宗教认为道德是上帝的戒律。 周之所以能灭商，一个根本原因是商只重视利益而不重视道德伦理的力量，无序的社会、落后的观念总不会长久。孔子的道德来源于此，所以其背后形而上的哲学基础相对薄弱，直到魏晋玄学完成了儒学的哲学构建。一则是把“无”看作“有”的基础，二则是通过玄冥之境解决了无中生有的问题，因为道德不能建立在“无”上，只能建立在“有”上。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形象地表达了孔子的超越视野，带领中华文化实现了超越突破，看到了文明曙光。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个体的人，从此有了道德这个信念，有了自己的价值观，有了一个人生最高的目标，这个目标能提供给他活下去的心理能量。他可以不受周围环境影响了，在精神上是独立的。有了这个信念的精神支柱，他再也不迷茫和恐惧了，他成了独立的个体，他有了有意义的世界。同时，他能够和有同样道德信念的人组成新的可交流、互相认同的群体，比如他们能够组成市场，自由买卖，多劳多得。而一群不讲道德、诚信的人很难组成成熟、发达的市场。讲诚信才能做生意这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文明早期的古埃及，虽存续两千多年，却一直是以物易物。因为没有互相的信任，就不会出现货币。古埃及文明的消失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没有实现观念的超越突破，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经过隋唐的巩固，到了宋明时期，哲学达到了高峰。 程朱理学是中国唯一完整的哲学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从此得以定型。朱熹以常识理性为基石，综合、发展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的理学思想，建构出把常识理性和儒家伦理整合在一起的一元论哲学理论体系。 北宋张载，世称横渠先生，众所周知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是其哲学主旨的集中体现。宇宙天地本无善恶，“天地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君子应该替天地确立向善的价值取向，即“为天地立心”，天理也就是向善的道德规范了。张载的“气论”更是认识论的一大进步，他认为“气”组成了天地万物，气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情感的和实践的，气是一个大的“活物”。 这样就给常识理性中的常识和人之常情是天然合理并且是最终的本质，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程颢进一步把张载的“气”落实到“仁”上，把仁定义为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扩展了仁的适用范围（孔子把仁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体现了情感性，人之常情更加稳固。从而把天地万物的道理与儒家伦理结合在一起，他第一次提出“理” 这个观念，此后儒学称为理学，此前称为道学。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常识理性为基石，综合、发展了前辈的理学思想。他把常识理性和儒家伦理进行整合，建构出涵盖宇宙的解释、道德伦理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哲学理论体系。他认为“理”——是事物天然客观存在的逻辑或者模型，是形而上的。“气”——是物质或者情感等具体内容。用气去实现理，就是把物质或者情感放到理的模型中，世界是各种气填充到理的模型里而构建出来的。然而，气不一定能完全达到理的完美境界，就需要人们通过不断地修炼去达到。修身的重要一环是“格物致知”，这是第一次把科学认知纳入中华文化的道德框架，成为常识理性中理性认知精神的最重要的一步。“格致”是科学一词引进之前的称呼，上海至今还有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叫格致中学，始建于清代。 理学覆盖了从宇宙、社会、家庭到心灵的所有领域，人们通过学习知识、修炼道德情感和科学地认知事物，可以正确解决所有问题。常识理性就这样历经千年不断地发展、完善，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股市扑朔迷离，有可以感知的东西，也有不可知的东西；投资者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不完全知道；我们相信常识，但常识有很多种，你并不知道你的交易对手会用哪一个常识或者常情，甚至自己的常识也会随时改变。 我们古老的常识理性一路经历千年的演变，深深植入国人的内心，必定体现在股市的波动中。 常识是一种只揭露某一段时间的现实知识，需要常常更新。然而我们有多少耳熟能详的常识会经常与时俱进地更新？我们的文化底蕴长期受到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常识理性熏陶，对今天投资心理的影响不可小觑。比如市场流传着很多互相矛盾的投资常识，有的说“长线是金”，有的说“短线是银”，还有说“波段是钻石”，甚至用“市场永远是对的”“我别无选择”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来麻醉、开脱自己，这在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语境里就是对焦虑的逃避。人们试图假装自己并不自由，而是受环境、传统、常识、身份、命运等条件的支配，好像这样就不必自己承担责任了。其实这种焦虑并不完全是坏事，而是一种觉醒，只有当人意识到许多东西具有不确定性的时候，他才能真正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清醒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投资标的，对自己的投资策略选择，大多是运用逻辑方法，更加深入地去追根溯源、直指本质。逻辑理性是揭示现实背后永恒规律的思维方式，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常识理性层面。 李商隐心在江湖也在庙堂，他感知到了心灵冰山的上半部，却苦苦追寻那些牢牢牵引住他的深不可测的幽暗部分。他钟情于他美丽的妻子，却聚少离多，他的潜意识是否埋藏着赫尔德的自我表达意志，还是仅仅埋藏着人间幸福？ 李商隐在晚年作《锦瑟》，表露他隐秘的心声。我很欣赏叶嘉莹先生对他的解读。诗的开篇说“锦瑟无端五十弦”，“我”为什么是这么多情、纠结和踌躇的人呢。 天帝都因为感觉弦越多弹出的曲调越忧伤，命令把五十根弦的瑟一律改成二十五根的，而“我”还是像五十弦的瑟一样多情而忧伤，心灵冰山藏有千千结。“庄生晓梦迷蝴蝶”，“我”的初心不是做官，是归隐般的世间幸福如庄子，但是“我”还迷恋着治国平天下的蝴蝶梦。“望帝春心托杜鹃”，“我”已经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但还是像望帝那样无法忘记理想，望帝的悔恨化作杜鹃鸟，每天都在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他的理想是庄生还是蝴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些矛盾而忧伤的情绪是我今天才把它们当作追忆去悲伤的吗，其实“我”当时就充满了迷茫和怅然若失。 认识自己虽然不容易，还是要设法尽早地去努力体会、感知、领悟。因为我们大大小小的决策，是否能成为适合自己的正确的选择，取决于对自己认识的深度。按照康德的理论，情绪属于自然界，情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任意掌控的。更重要的是，情绪又是生活的本质，人生就是无休止的意识与情绪、记忆的绵延和流动。 人们的所有努力、奋斗，究其实质都是为了自己能够一直保持愉悦、美好、充满成就感的情绪。谁不愿意一直生活在这样积极的情绪当中呢？每天从睡梦中醒来，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事情会似有似无地萦绕心头，这些事情到底有多大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情绪。因为情绪是自己的，是自己的生活本质。 经过一天的忙碌，晚上入睡之前，我们也许会想，我今天过得开心吗？一天的忙碌无论得与失，最终给自己留下的是现在进行时的情绪流，是分分秒秒情绪波动所绘就的一条曲线，这就是我们一天的全部收获和意义，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一天如此，一月如此，一年如此，一生也如此，人生的意义就是自我意识和愉快情绪的绵延。 情绪的流动永不停歇，像长江的一江春水，流过高山峡谷、沃野平原。重要的是要流淌在自己的河道里，不能决堤。有过较深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大多面对过科斯托拉尼的恐惧，那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情绪陷阱。那种恐惧的情绪是身体的自保功能，不是一般人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在面对那样的恐惧时，情绪触发了身体的自保机制，迅速主导了人的决策。你原来熟练运用的投资策略会不堪一击，塞勒的“短视性损失规避”情绪占据了支配地位，可能会情绪化地卖出股票，虽然本意是为了减少进一步的亏损，却带来实际的投资损失。不是投资策略失败了，是你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是你在遇到极端时刻，才发现这个策略是超出自己的情绪承受范围的。情绪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迫使你改变了策略的初衷。说明这个策略不适合于你，并非策略本身存在问题。有资料统计，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在面对投资亏损超过40% 的时候，情绪开始处于难以控制的边缘，俗话说就是睡不着觉了。股价剧烈波动冲毁了情绪的堤坝，情绪冲毁了策略的堤坝，也冲毁了收益的堤坝。 怎样的投资策略能让自己一直情绪平稳、心安理得，睡得着觉？在安心安神之中取得良好收益，是很个性化的问题。价值投资法、趋势投资法都是好方法，可是只有先天身心条件适合这种策略的人，才有成功的可能。 投资是经年累月的事情，是一生的事业。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个性和诉求，首先是找到自己不能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这就是抓手。有了这个抓手，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优势了，也就找到了扬长避短的方向。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是做好投资的先决条件。巴菲特是天才，他的神经很“大条”，这是天生的，因此价值投资法适合巴菲特们这样的天才。我也见过一些短线高手，拥有非凡的直觉，在追涨杀跌中屡有斩获，他们是趋势投资法的天才。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除了对天才们保持景仰，很难通过学习得到这样的能力。认识自己，扬长避短地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是明智的选择。 情绪平和的本质是一个人潜意识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潜意识的安全感，是人内心深处感觉自己是有退路的。有退路就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就会带来情绪的平和。 安心投资策略就是让自己在极端情况下也感觉到有退路，这个策略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安全感。 认识自己，比认识世界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