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条辨》说；“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下而上，始足太阳。足太阳**属水，寒即水之气，同类相从，故病始于此。治法必以仲景六经次传为祖法。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必从河间三焦定论。”这就是说：伤寒是感受寒邪而致，温病是感受温邪而致，二者在病因上有不同；伤寒始于足经，自下而上，温病始于手经，从上而下，二者在病理上也有不同，伤寒分证，必按六经定法，温病分证，必从三焦定论，二者在辨证上也是有不同，既然病因、病理、辨证等方面都不同，治疗自然亦不同。鞠通认为上述种种之不同，不是初异后同，而是始终对立。所以，他在中焦篇，仍然强调“彼此对勘”。我们知道，仲景治阳明病，主以白虎承气。鞠通治阳明病，也用白虎承气。在伤寒化热，传入阳明之后，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寒温之不同了。但鞠通不承认这一事实，认为仲景之运用白虎承气，是治伤寒，而他的运用白虎承气，是治温病，他说：“伤寒伤人身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甘咸，以-救其阴。”他为了说明阳明病阶段仍有这种区别，所以特地减少大承气汤中厚朴的剂量，并加注指出：“厚朴分量不似《伤寒论》中重用者，治温与治寒不同，畏其燥也。”鞠通不但认为在到了同样用大承气汤治疗阳明腑实证的时候，仍有“治寒治温之不同”(厚朴温燥，鞠通认为治伤寒之阳明腑实可以重用，治温病之阳明腑实则不可重用)，而且，在外感热病到了末期，邪入少阴，出现癸水受伤，脉见结代的时候，仍有寒温；之不同，所以他说：治温病之运用复脉汤，应当“去参、桂，姜、枣之补阳，加白芍收三阴之阴，故云加减复脉汤。在仲景当日，治伤于寒者之结代，白有取于参、桂、姜，枣，复脉中之阳，今治伤于温者之阳亢阴竭，不得再补其阳也。”鞠通之所以制加减复脉汤一方，并减少大承气汤中厚朴之用量，其目的都是为了区别寒温之异治，这种做法，充分地反映出了他“寒温始终不同”的观点。 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曾多次提及《伤寒六书》，加以抨击，实际上对寒温异同的看法，陶节庵到是对的，而“寒温始终不同”的观点，到是错的。陶氏认为：寒温之异，在表证不在里证。他说：“春分后，夏至前，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用辛凉之药微发汗。里证见者，用寒凉之药急攻下。切不可误汗误下，当须识此。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治，里证同。”“夏至后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愈加热者为热病，止用辛凉之药解肌，不宜大汗。里证见，急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治，里证同。”“立秋后霜降前，有头痛发热不恶寒，身体痛小便短者，为温病，亦用辛凉之药，亦不宜汗。里证见者，宜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治。"这是具有一定见地的。·伤寒初起见表证时，宜辛温解表；温病初起见表证时，宜辛凉解肌。所以陶氏说温病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治，寒温二派对这一点很少异议。但对里证是否亦与正伤寒同治，则鞠通与陶氏之见解，是有出入的。实际上，伤寒由太阳而传入阳明，表证罢而里证见，这时与温病不见表证而只见阳明里证者，病机实无二歧，故陶氏温病里证治法与伤寒同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一观点，连章虚谷及金寿山氏都表赞同，章氏说：“温病初起，治法与伤寒迥异。伤寒传里，变为热邪，则治法与温病大同。”金氏也说：“伤寒与温病治法之异，主要在初起见表证时。”所以，鞠通“寒温始终不同”的观点，是难以令人苟同的。 鞠通为了人为地将寒温始终相对立，著书好寒温对峙立论，在《温病条辨·凡例》中，他说：“《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实际上也未必。我们知道，《伤寒论》的阳明病，有太阳阳明，少阳阳明，正阳阳明之不同，所谓正阳阳明，就是阳明本经自病。而温病的阳明病，也不一定都是先从太阴肺经传来的，如鞠通最崇拜的叶天士，就说“夏暑发自阳明”。鞠通自己也说有“湿热受自口鼻，由募原直走中道”的。所以，同样的外感热病，同样的发自阳明，同样的以白虎承气为主方，在这种无不同可分处，硬分出寒温异治之不同来，实在是毫无意义的。 鞠通之误，误在不知伤寒六经，须分传中。须知所传俱热、所中俱寒，如果说阳明中寒证以及寒邪直中少阴诸证，与温病的阳明证、少阴证，要对看，在这一基础上，说：“伤寒伤人身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甘咸，以救其阴。”则自无可议。然鞠通不分传中，认为六经诸证，病即热化，邪仍属寒，在到了同样用大承气汤的时候，仍寒温对勘，并减轻厚朴用量以示寒温之异治，这种做法，纯系人为，不合事实。明乎此，则于少阴温病、邪退正虚、脉见结代而需要运用复脉汤时，是否必须去掉参、桂、姜、枣，实大可不必受“寒温始终不同”观念之束缚。须知阴阳有互根之理，热病后期，在邪退正虚，脉见结代之际，心之阴阳每二不足，故仲景复脉，养阴养阳；两不偏废。当然，鞠通之加减复脉汤，对于阴伤偏多，并有余热虚热者，酌加知母之类，固亦合适。但若谓原系伤寒，故复脉可用参、桂、姜、枣，原系温病，用复脉即当去此，则大谬。至于鞠通治伤于温者之阳亢阴竭，在热邪尚盛之际，不用大补阴丸，滋阴地黄丸诸法而竟投加减复脉汤之纯补，亦未免过泥养阴敌阳，壮水制火之说。然凡此之类，以其不关本文论旨，且书中瑕疵极多，本难数纸可尽，余有感于此，已另著《温病条辨百误》以详驳之，故此处仅因论复脉而顺及之，不复多作详述。 略评“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 《温病条辨。下焦篇》第八条说；“热邪深入，或在少阴，或在厥阴，均宜复脉。”在此条自注中，吴氏又说：“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这种“以补阴之品，为退热之用”的蓟法，是否合理？笔者有二点不同意见。 一，正未大虚，不宜纯补 鞠通之复脉，从《伤寒论》之复脉汤加减而来，由炙甘草、干地黄、白芍、麦冬、阿胶，麻仁等六味药组成，故又名加减复脉汤。从此方药物来分析，属阴柔滋腻之纯补法。纯补法在阴竭阳脱、元气将离之际，复阴挽阳、留人治病，固为中医救治急证之一法。但在一般正邪分争、正未大虚的情况下，总以祛邪扶正、邪正兼顾为合适。然鞠通则否，他不但对误表损伤津液者(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温病初期)主以复脉，对劳倦内伤而感温病者亦主以复脉，甚至对“脉尚躁盛，邪固不为药衰，正气亦尚能与邪气分争”者，亦“重予复脉”，这种认为只要“扶正以敌邪，正胜邪自却”的观点，正如赵晴初所说，是一种“君子满座，小人自无容身之地”的迂腐观点。聂久吾说：“予壬辰春初，在京会试，天寒夜坐久，感寒头痛，服疏散药未经出汗，其头痛数日不止，却无他证。或谓感寒甚轻，已五六日，岂复有外邪，殆劳神内虚，理宜补之，劝服补中益气汤二剂，不知外邪未散、补药助邪为害，遂至神气渐昏，饮食少进，晚间呃逆不止，如是者数日，乃延医，用前胡、桔梗，贝母，麦冬，连翘，香附、广陈皮，甘草，数剂而愈。予生平少病，兹外感未清，而轻用补，身受其害若此。因悟外感内伤，并外感兼内伤，与内伤挟外感诸治，盖原于此，因述之，以志折肱之意云”(魏玉璜根据此案用药，认为是温病，故收载于《续名医类案》温病门)。今结合这一医案医话来分析鞠通运用复脉之主张，其过泥扶正却邪、养阴敌阳之说，运用纯补法失之于滥，这一点是不难看出的。故余谓在体虚感邪，误表伤津，及热邪劫阴等情况下，若欲用复脉汤，总以与祛邪之品适当配合，邪正兼顾为合适。 二，热邪劫阴，不能废清 温病热入下焦，灼烁真阴，鞠通不论其在少阴在厥阴，均主以复脉。但此方养阴虽然有力，清热究嫌不足。少阴癸水之伤，既然是热邪久羁所致，当前又是处在热邪劫阴之状况中，何以治疗只顾滋阴之一面、不顾清热之一面？陆九芝曾针对这种药法，提出了如下批评，“盖人之所病者寒也温也热也，只去其寒与温与热，其人而阴本不虚者，无伤也，即其人而本属阴虚者，亦无恙也。乃不防其阳盛伤阴，而独防阴虚邪恋，于是防其劫津，防其发疹，防其动风，防其热入心包，至末而防其脱。夫既曰劫曰发曰动曰入，则自有劫之发之动之入之之物在，不去其劫之发之动之入之之物，而药反留邪以劫津，引邪以发疹，助邪以动风，领邪以入心包，而同归于脱，防云何哉。阳之方盛，徒曰存阴，阴既不能以些微之药而存，而三五日间阳邪之足以伤阴者，方且势如奔马，涸液枯津，是其阴伤于药后者，不更甚乎。总之，使病速去，阴始不伤，欲保其阴，必速去病。”陆氏对热邪劫阴之治，认为“急去热邪，阴始可保，一去其热，阴即不伤。”这是具有一定见地的。 或谓陆氏之言，过分强调清热，未免忽视滋阴疗法的重要性。然鞠通之主张，不亦有过分强调滋阴疗法作用之偏面性吗？余谓在热邪劫阴、阴津已伤之情况下，清滋二法，不可偏废，今以“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则几乎废置清法于不问，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一种全面合理的治法。就热邪劫烁下焦真阴之冶来说，实则丹溪之养阴法很可宗法，因为用知柏清劫阴之邪热，用地黄补不足之真阴，清滋并施，实有相得益彰之效。惜鞠通计不及此，于下焦温病热邪劫阴之治，反摒弃了地黄知柏互用之良法，此诚属千虑之一失。谢诵穆曾批评鞠通，说他只学到了丹溪滋阴法之一半，即亦为此。 或为之辩云：复脉原为邪少虚多者设，若壮火尚盛，另有黄连阿胶汤法在。余谓不然，须知黄连阿胶汤是以黄连为主药，黄连善泻心火，诚如柯琴所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是上焦实热，宜黄连阿胶汤。”但由于鞠通不分手足，将黄连阿胶汤、甚至连麻杏石甘汤等手经温病之治方，不列置于上焦篇，悉混入于下焦中，若后人因循失察，不辨其讹误，竟以之代替知柏地黄之法(此乃治足少阴热邪劫阴，癸水虚亏之正法)，实属蒙混。 结语：以“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很不妥当，余谓治手少阴温病之壮火尚炽者，可用黄连阿胶汤(但此方寓有“先安其未受邪之地”之意)，治属上焦。若足少阴温病之壮火尚炽者，可用大补阴丸法。若于热邪劫阴、邪少虚多而运用复脉，亦宜酌加知母、丹皮之类，以补其清热力弱之不逮。而滋阴地黄之类，亦俱可视邪正虚实之多少而酌用。总之，加减复脉仅为温病后期阴虚热微邪少者之一法，吾人不可受鞠通说之影响，竟以之为治疗下焦温病热邪劫阴之常法。一字真传空费解三生幻相尽随缘2005/11/3020:00三七生管理员积分20145发帖18080注册2005/7/8#2剖析伤风谈寒温——温邪说质疑伤寒温病之争，聚讼纷纭者久之。这个中医学理论中争论激烈，引人关注的重大问题，可否采用“解剖细胞"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似是值得尝试的。本文秉此认识，拟就“伤风(感冒)”作为病的基本单元，试作剖析，来谈一下寒、温之争中有关病因与病名的问题。 一、关于病因 伤寒与温病的区别，时逸人意见：“以恶寒轻而发热重、口渴者，为‘温病’；反之，恶寒重而发热轻飞口不渴者，为‘伤寒’。”众所周知，伤风(感冒)的辨证，大体上分为风寒感冒与风热感冒两型，前者习惯上称为小伤寒，后者则称为小风温，寒、温之判的依据，主要就是从症状来分析，也就是看其是恶寒重于发热、口不渴，还是发热重于恶寒、口微渴(当然，从脉象的浮紧浮数等方面，还可以有一些区别)。伤寒家遇风寒型感冒，说这是由寒邪所引起，故称之为小伤寒，故治疗主以辛温解表；温热家遇风热型感冒，说这是由温邪所引起，故称之为小风温，故治疗主以辛凉解表，这样辨证论治，俱未有误。但从病因学角度来看，说风寒型感冒的病因是寒邪，说风热型感冒的病因是温邪，这种认识，忽视了人体的应激作用，从果溯因，凭藉主观，把病因与机体互相作用的反应，全归之于外因，实则上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是不统一的，如雷少逸就认为风温、春温等都是由寒邪所引起)。 伤风是外感病之一，《景岳全书·伤风》论证的第一句话就是：“伤风之病，本由外感。”时逸人说：“凡内热重之素因(体温增进)，如受外感，必患温病；内热轻之素因(体温衰减)，如受外感，必患伤寒，阅者勿易其言。"(《中医伤寒与温病》)辨证求因的“证”，本是病原体与机体互相作用的反应，恂如时氏言，则伤风感冒之所以有寒热两型之表现，决定的因素主要是内因而不是外因，这与瘦人多火，肥人多湿，主要决于机体的素因，似是同样的道理。 现代医学知道伤风的病因是病毒。吴又可曾将肉眼看不见的致病微生物统称为戾气，并认为鸡瘟病鸡，猪瘟病猪，一病白有一病的戾气，戾气因为种类颇杂，故又称杂气。从吴氏的病因学观点来看，伤风的病因，是一种伤风戾气。中医称伤风戾气，西医称伤风病毒，中西医叫法不一，然名异而实同。故诚如祝味菊所说：“寒、温俱非致病之源”。气候之失调，不过是一种诱因，真正的病原，是有形的言机之邪，即伤风戾气。但由于戾气致病，与气候变化关系很大，气候如适宜于某种戾气繁殖，人就易患某种病，气候如不适宜厂某种戾气生存，人就少患或不患这种病。加之伤风又每以冒风淋雨，受寒疲劳等为诱囚，在科学不发达，戾气无从见的古代，就难免把诱因当病因，故古人认为伤风的病因是风邪、是寒邪(外因)，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因)，内外相合，其病乃作。故伤风治法，除了辛温解表，辛凉解表，又有益气解表，滋阴解表等多种，这些治法之所以都有效，是因为这都是通过对机体反应状况的分沂而用药，并不是依赖能杀灭或抑制寒邪、温邪的药物来取效。也正因为这样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用于实践，可以有效，所以将外感病的病因，直接归之于寒、暑、燥、湿、风五气的失常，成了历久相传之习惯。然论外感之病因，不能只讲五气，不讲戾气，如果抽掉戾气致病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就难免有误把诱因当病因之失。 二、关于温邪 五气失常，素称六**，六**是寒、暑、燥、湿、风，火。六**之中，原无温邪之说，但自叶天士倡言“温邪上受”，“温邪"之说，遂大行于世。这样，，六**实际上是变成了七**。如果说温邪本不在六**之外，即包括暑邪、火邪而言，则暑邪、火邪、温邪、热邪，名目愈多，概念愈混，内涵重叠，定义混淆，此六**原只五气，言六本已不通(火除烧伤外，不能成为外感的病因，此古人早已疑之，陆九芝答袁生问，迂回曲折，实多牵强，连服膺其学的章巨膺都感到不满。1981年第4期山东中医学院学报上亦有专文论此，故不复赘言)，今又添出温邪一项，于中医病因学，实无裨益。人体对正常的气候变化，自能适应，若非太热，太寒，太湿，太燥，一般不足以干扰机体的调节及抗病能力，绐戾气致病形成有利条件。温暖的气候，于人体最适，决不能象寒、暑、燥、湿、风那样，剌激、干扰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而引起疾病。故称温为邪，谓“春月受风，其气已温”，“温邪上受”，“温邪夹风”，实比把风寒等诱因当病因的说法更无稽。温热家所谓由温邪引起的温病，实际上无非是机体反抗戾气产生了应激亢进之表现，故即所谓小风温，亦；非真由温邪所引起，也非温邪夹风所造成，而实是风载戾气，吸入口鼻，犯肺为病。为病之后，因机体反应亢进，辨证属热，所以判断为“小风温”；如为病之后，机体反应不急亢，辨证属寒，就可以判断为“小伤寒”。雷少逸鉴于感冒类病大都由冒风受寒疲劳等诱起，故认为风温、春温也是受寒邪所引起。但诚如祝味菊说：“叶氏之视温热也，以为实有温热之邪也，以为温热之邪，于法宜用寒凉也。”故“其处方虽有前后缓急之法，而赏用清凉，其揆一也。唯其主观以为温邪当凉，故曰‘虽在吴人阳微之体，亦当应用清凉，’明知阳微过清必死，故又曰‘清凉到六七分，即不可过于寒凉，恐成功反弃也。’总是立名不正，遂令其言不顺。”祝氏认为：这是叶氏学说中最不可取部分，亟宜正之。惜此书流布不广，其说尚未为人们所注重。 从临床实践来看，由于温热家视外感病中机体应激亢进的热化症状，是病邪性质属温所造成，不是看作是戾气与内热重之素因互相作用的机体反应，故不但视麻，桂如蛇蝎(认为温邪化热最速，用之犯以温治温之戒)，而且畏柴、葛如虎(认为温邪最易伤阴，用之犯劫竭阴津之戒)，用药自设藩篱，蹄子变窄，遂流于轻清平淡一支。实际上，麻、桂、柴、葛，都是外感解表之要药，虽其温升之性于机体应激亢进及阴虚体质不相宜，但药用群队，方有相制，如果立法不误，只要妥为配伍，原可扬长抑短(如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以麻黄配石膏，一柴胡饮以柴胡配生地，就可用于治热病及阴虚之外感)，而其宣郁热、散外邪之力，远非桑叶、薄荷、豆豉、豆卷类所可比。须知治寒则以麻黄配桂枝，治热则以麻黄配石膏，此是先人已效之成法。治阴虚犯感，辟拘经限药之非，以柴胡配生地；治应激亢进，或以柴胡配知、膏(如一柴胡饮)，或以羌活合公英(如羌蒡蒲薄汤)，则是后人别开生面之活法。然拘于温邪之说者，对麻、桂、柴、葛类药，常不敢轻用，甚危言耸听，竟说：“少用一剂柴胡即多活一人性命，”“弃而不用，亦保全性命之一道。”①其于辛凉之解表药畏之若是，则于辛温之品，可知矣！另一方面，又每将小风温之治，如桑菊饮，银翘散类之药法，竟移作为一切温病初起之治规，此所以陆九芝有“伤寒一证，至天士而失传，温热一证，亦至天士而失传”之激言也。 三、关于病名 伤风本为中医固有之病名，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明，皇甫中《明医指掌》以及《景岳全书》、《金匮钩玄》等医著中，均载此病。但后世论外感之专著，如吴鞠通之《温病条辨》及俞根初之《通俗伤寒论》等书中，反不见了伤风之病名。唯彼书虽不用其名而并不遗其实，仅一囊括于风温中，一改称为小伤寒而已。章太炎深不满于病名之乱改，他说；“夫病之治疗，古今或容有异，若以病状定病名，此不能违古而妄更，”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叶天士所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挟风加薄荷、牛蒡之属"的温病，吴鞠通所说；“太阴风温，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的风温，实际上即风热感冒，不是仲景书中的温病与风温，所以吴氏说是小病，然这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是悬牛头，卖马脯。伤风这个病名并没有什么不好，笔者赞同谢诵穆的主张：“症状可复核，病名当统一”，伤寒家不应因伤风由受寒而诱发，便不称其为伤风而竟称其为伤寒，温热家亦不应因伤风辨证属风热型，便不称其为伤风而竟称其为温病。有如对象是鹿，其名约定俗成，本已确定，后人妄更，或称为马，或称为牛，反重新就马，牛之名作争论，宁非笑谈。或谓伤风之辨证属寒者称为小伤寒，伤风之辨证属热者称为小风温，其定名从辨证而有据，较笼统称为伤风更入细。其实凡病辨证，莫不有寒热之分，若因此而将一病名分为二名，实竟反因证而忘病。清后医家，或称伤风为伤寒，或称伤风为风温，仅因辨证有寒热之不同，遂使一病变生数名，致反生寒、温之纷争，此则徒乱后人之耳目，故不足以为训。从上述可知，杜撰温邪，是混淆病名之基，而混淆病名，又成寒热争执之因，故欲息二派之争，宜辟温邪说之谬，并即从正名始。 下再举一近人医案析议之，以作为本文之结尾。 “杨XX，女，28岁，入院前四天，气温骤降，患者洗澡当风受凉，次日出现恶寒重，发热轻，流清涕，头痛，无汗，口不渴等，体温38℃，经用复方氨基比林，201注射剂治疗，体温不降。入院前一天恶寒虽减轻，而发热加重，体温达40℃。入院时患者感发热重，微恶风寒，口渴，流浊涕，咽微痛，小便微黄，大便正常，无恶心呕吐及咳嗽，查体：呈急性热病容，咽部轻度充血，舌红苔薄黄，脉浮数。诊断为感冒后期，风寒化热。治当辛凉解表，故以银翘散治之。三天后，体温下降至正常，诸证消失。”②按：此病在受凉后而发，初起诱因未解，体温调节障碍，故出现寒重热轻，流清涕，口不渴等症状，此时若由伤寒家诊，必诊为伤寒，必谓病因为寒邪。然谓病因为寒邪，实是以诱因为病因。尔后诱因渐解，机体应激亢进，故出现热重寒轻，流浊涕，口渴等症状，此时若由温热家诊，必诊为温病，必谓病因为温邪，盖审证测因，从证溯因，断为温邪致病，这在温热家来说，是极其自然的。如有人以初起曾受凉以诘之，崇信《时病论》之说者，亦可用雷氏谓风温、春温均由感寒诱发来解释。即此一例，已可见寒邪、温邪之说，纯属主观之推论。恽铁樵说：“今有一病于此，甲医曰是伤寒也，乙医曰是温病也，病家茫然不知所从，取决于余，余曰伤寒有五，是温病乃五种伤寒之一，二说皆是，病家益无所适从，则延西医。”在病因病名问题上，伤寒家与温热家，如各存门户之见，于同一对象，彼此凭主观臆测作争论，就恐怕难以征信于病人，恽氏所说的那种情况，是宜当引起我们注意的。而上一病例，若采吴又可、祝味菊诸家之说解释之，则其病名为伤风，其病因为戾气，其诱因为受凉，其病机为初起体温调节障碍，尔后应激机能亢进，……若是之议，始为医理之正。医者若能跳出寒、温二派之圈子，信必以余言为不诬1参考文献 ①转引自《本草害利》，中国古籍出版社，1982②谢薇西，寒邪在表亦可化热，四川中医，(1)：8，1984从伤寒名实谈到“仲景书略于治温”说“经云凡热病者皆伤寒之类，有清以前，此议勿失。”但到叶吴之后，该派中人，为与仲景学说分庭抗礼，说：“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之一气耳，其中有兼言风者，亦有兼言温者，然所谓风者，寒中之风，所谓温者，寒中之温，以其书本论伤寒也。”(《温病条辨》)该派中人，既于《伤寒论》“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于六**”，而自叔和以下，“大约皆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御风以絺，指鹿为马，殆试而辄困”(同上)，故“怀救世之心”，“抗志以希古人”，而撰《温病条辨》等著作。迄秦之桢作《伤寒大白》，说仲景书“惟有冬月正伤寒治法，而不及春夏秋三时之证，”又谓南方无真伤寒，全是温热。这样一来，《伤寒论》已经过时，是最明白不过的了。 对此，陆九芝，章巨膺等人激烈反对，并认为“正伤寒之名，是大题目。”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世补斋世书》特著“伤寒有五论”三篇，反复驳辩，认为：“仲景伤寒论之寒字，即难经伤寒有五之伤寒字，非二日伤寒之伤寒字也。”陆氏“慨自沿习之久，莫不以伤寒有五之大纲，为专治二日伤寒之一种，一若但见论中有桂枝麻黄，不见论中有膏黄芩连者。”乃反复强调，“伤寒论中方，大半皆治温治热方”，“凡温热之治，即当求诸伤寒之论者无疑矣。”雷少逸也继之而写了一篇“伤寒书统治六气论"，指出：“汉长沙著伤寒论，以治风寒暑湿燥火之邪，非仅为寒邪而设"，“此显明六气统治之书，而今以为专治寒邪，则误甚矣。”陆九芝认为程郊倩谓“伤寒犹宁国嘉兴之有府，伤寒病犹宁国嘉兴之有县，”这样用府属关系作比喻，颇足解颐。陆氏还以五金、公侯等作比喻，他说，“以五金言，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铜，四日铁，五日锡。五金之中，其一日金，伤寒论非五金之统称耶。”因这一问题，道理很容易明白，故吾绍派医家，多不屑琐言之，惟言简意咳，对此说得最为明白，如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中，开宗明义就说：“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何廉臣则谓伤寒论之寒字，只当得邪字看。所以一部伤寒论，也就是一部外感论，或则说是伤邪论。再从辨治方面来说，“古今之病，不外寒热两途，古今之治，不外温清两法，”伤寒论既是统论六气之书，所以恽铁樵说：“伤寒以《伤寒论》为准，温病亦当以《伤寒论》为准。凡《伤寒论》中祖方，用辛凉不参以温药者，皆是治温病之方。”这话有一定道理，后人诋为复古，有失公允。近人每谓陆、恽等人之抨击叶吴，是复古，叶吴等人之对抗仲景，是革新，实则迄陆氏之世，叶氏学说之统治中医对外感热病之研究，已达百年之久，叶氏已被人捧上亚圣之位，陆氏“处叶吴学说积威之下而作大举之驳击”，正是要求变革的思想所促使。 以上就是清以来关于伤寒的名实之争，这一争议问题，是非曲直，颇为明显。这场争论，实际上也只有一派驳斥，而并没有另一派人出来反驳，所以，无可否认：说《伤寒论》只论狭义伤寒，这是叶吴学说中一个最明显的错误。现在普遍认为伤寒有广狭二义，即叶派中人亦不再否定，说明后一派对伤寒名实的正确论述，已为举世所公认。但近代仍有不少人认为：“《伤寒论》详于治寒，略于治温。”并说：“一部伤寒论，重在救阳，而温热论，重在救阴。”这是名实之争后的余波，是一派败北之后采用新瓶装旧酒的另一时髦说，究其意，无非仍是说《伤寒论》是一部论寒的书罢了，实则这些说法，比起硬说《伤寒论》是一部论狭义伤寒的书来，固已退了步，但是否合符实际，还需加以商讨。如果详与略是作古今比，则后世之运用温法，比《伤寒论》也早有长足之进展，并不是只有运用清法，才已经青出于蓝。后来者居上，是事物发展之必然规律，因何不说《伤寒论》详于治温、略于治寒，而偏说详寒略温呢？如果是单就《伤寒论》说，则清温两法，实在很难说那一法独详，那一法独略。陆九芝认为医之主寒主温，用药往往受大司天之影响，“凡湿寒、寒湿之运，则以能用麻桂姜附为长，风、燥两火之运，则以能用芩连膏黄为长。”“仲景所值气运为风为火”，“所以仲景特用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北方元武，而独不用南方之朱雀也。"因为仲景之世，时医习用乌附辛热，为治多误，“故仲景以桂枝麻黄之温，治中风伤寒之病，即以葛根芩连白虎柏皮栀豉之清，治温热湿温之病。凡遇温热即用寒凉。其谓仲景但知秋冬，不识春夏者，(固)不足与论仲景，”即谓仲景“详于治寒，略于治温"者，恐亦未真知仲景者。试观仲景之治太阳病，麻黄配桂枝，固用于治寒，麻黄配石膏，即用于治热，麻杏石甘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桃，核承气汤等全是治温之方。治少阳病之二柴胡汤，以性寒之柴胡、黄芩为主药，是清温合用，也看不出独重治寒，勿略治温之迹象。治太阴病之有加芍药、大黄者，治少阴病之有黄连阿胶汤及治厥阴病之用白头翁汤等，俱属有目共睹，对阳明病独重治温，尤其不在话下。伤寒论中之黄芩汤、陷胸汤，茵陈蒿汤、栀子豉汤以及白虎、承气，竹叶石膏等，都是后世治温病之常用方，所以，单就《伤寒论》说，实在很难找出重寒略温之证据。若倘谓是说于我们重视后世治温之经验发掘有利，则于我们重视仲景治温大法之发掘不利。故但明此论之所从出，即可知此说之原无稽。无稽之说，其可少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