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部里的指示，我们必须执行。”陈功定了调子，“我这就去安排车票和介绍信。林总，这次汇报，你主讲。老雷，你负责后勤和联络。我们三个，再加上……马总工。” 当林秋找到老马，说明情况时，老马的反应和他们预想的差不多。他正戴着老花镜，趴在桌子上研究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电路图，听到要去北京汇报，头都没抬。 “我不去。”他回答得干脆利落，“我就是个画图的，嘴笨，去了也说不出个一二三。你们去就行了，把咱们的测试报告带上，比我说一万句都管用。” “老马，这不是去不去的问题，是部里点名要你去。”陈功在一旁劝道。 “点我名干什么？”老马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费解，“我这辈子连县城都没出过几回，去北京，我能干啥？再说，这边‘经验模型化’刚开了个头，周毅那帮小子一堆问题等着我呢，我走了，这边的事谁管？” 他表现出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抗拒。北京，那个遥远而巨大的政治中心，对他来说，就像另一个世界。他习惯了和晶体管、和信号线打交道，不习惯和人，尤其是和那些说官话的大人物打交道。 “马总工，”林秋在他对面坐下，没有长篇大论，只是平静地问，“您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您跟我说，您这套手艺，怕是要失传了？” 老马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做的‘经验模型化’，就是为了不让它失传。但要让上面的人真正理解这件事的价值，光靠我和陈厂长，是不够的。”林秋的目光诚恳而锐利，“他们能看懂性能报告，能看懂市场分析，但他们看不懂您在优化那条关键路径时，为什么要把一个晶体管的宽度，增加15%，而不是10%。他们不明白，这5%的差距背后，是几十年的功力。” “周毅他们正在学习您的‘技艺’，而我们去北京，是要捍卫您这门‘技艺’的尊严。我们需要您亲自去，不是去汇报，而是去‘镇场子’。当他们对我们的方法提出质疑的时候，您就坐在那里，您本人，就是最无可辩驳的证据。” 老马沉默了。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掉的墨迹。林秋的话，没有一句恭维，却每一个字都敲在了他的心坎上。“镇场子”，这个词，让他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责任和豪情。他不是去被参观的展品，而是去守卫阵地的老兵。 “……行吧。”他终于松了口，声音有些沙哑，“不过我可先说好，我不会说话，到时候你们说，我听着。” “您只要坐在那儿就行。”林秋说。 去北京的火车是绿皮车，咣当咣当，要走上一天一夜。四个人买的是卧铺，一个小小的隔间，刚好把他们四个塞进去。 上了车，雷天君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他从一个巨大的军绿色帆布包里，变戏法似的掏出烧鸡、花生米，还有一瓶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白酒。 “来来来，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咱们先走一个！”他拧开瓶盖，一股浓烈的酒香立刻充满了整个隔间。 陈功皱着眉：“注意影响，这还在车上呢。” “影响啥？这叫提前庆祝！等到了北京，说不定就得天天开会，哪有这工夫？”雷天君不由分说，给每个人都倒上了。 老马摆了摆手，只要了一杯茶。他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神情有些恍惚。雷天君喝了两杯，话就多了起来，缠着老马，非要他讲讲“光辉岁月”。 “老马，说真的，你跟我们透个底。你是不是给哪个大人物修过收音机？还是当年在中南海画过线路图？部里怎么就单单知道你‘马建国’了？” 老马被他吵得头疼，闭上眼睛装睡。 陈功则拿出个小本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写画画，嘴里念念有词：“这次汇报，重点要突出我们自主研发的属性，还有性能上的突破。预算方面，下一步的研发经费，至少要申请这个数……” 车厢里，酒气、汗味和泡面的味道混杂在一起。雷天君的吹牛声，陈功的算盘声，还有隔壁车厢传来的孩子的哭闹声，构成了一曲八十年代独有的交响乐。 林秋没有喝酒，他也在看窗外。夜幕降临，车窗映出他和老马沉默的侧影。 “马总工，您以前，是不是在北京待过？”林秋轻声问。 老马睁开眼，摇了摇头：“没有。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上海，出差。” “那您……认识一个叫高顺德的人吗？”林秋状似无意地提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他在整理王院士给的一些老资料时，无意中看到的。在一份七十年代初，某个半途而废的大型计算机项目的总结报告里，高顺德是项目技术负责人，而“马建国”，则出现在了“版图设计组”的名单里，报告对版图组的工作评价不高，用了“缺乏科学规范，盲目追求极限，导致稳定性问题”这样的字眼。 听到这个名字，老马的身体，明显地僵硬了一下。他缓缓转过头，昏暗的光线下，林秋看不清他的表情，却能感觉到他气息的变化。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老马的声音，比刚才更沙哑了。 “一份老资料上看到的。” 老马沉默了很久，久到林秋以为他不会再开口。 “……我们以前，在一个组待过。”老马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他那时候，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满脑子都是公式和理论。我呢，就是个从车间里提拔上来的土八路。我们俩，从第一天起，就不对付。” 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早已凉透的茶水。 “他觉得，设计芯片，就该像解数学题，每一步都要有理论依据，要写得出公式，画得出图表。我觉得，这东西跟木匠活儿一样，得靠手上的感觉。一块木头，哪里是活节，哪里是死节，你摸一摸，敲一敲，心里就有数了。理论都是马后炮。” “后来，项目失败了。报告是他们写的，说我们这些搞版图的，不讲科学，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老马的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听说，他后来一直在部里，成了大专家。” 火车发出悠长的鸣笛声，驶入一片无边的黑暗。隔间里，雷天君已经趴在小桌上睡着了，发出了轻微的鼾声。陈功也收起了本子，靠在铺位上闭目养神。 林秋看着老马的侧脸，终于明白了那份电报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暗流。这趟北京之行，不是一次简单的汇报，而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关于路线和哲学的对决。 第二天下午，火车抵达北京站。 巨大的穹顶，熙攘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烤白薯的甜香和北方特有的干燥气息。雷天君深吸一口气，夸张地张开双臂：“啊，北京！我老雷又杀回来了！” 站台上，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先锋半导体厂”。 看到他们，年轻人快步迎了上来，表情严肃，不带一丝笑容：“是先锋厂的同志吗？我是电子工业部办公厅的，我叫刘峰。车在外面，请跟我来。” 那份公事公办的冷淡，和先锋厂里热火朝天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功和雷天君脸上的笑容都收敛了许多。 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安静地停在出口。刘峰拉开车门，一丝不苟地请他们上车。 车子平稳地驶上长安街。宽阔的马路，宏伟的建筑，骑着自行车的洪流，一切都让陈功和雷天君感到一种莫名的拘谨。 老马一言不发，只是透过车窗，看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灰色建筑。他的手，不知何时，已经紧紧地攥在了一起。林秋知道，他看到的不是街景，而是正在被唤醒的，尘封了十多年的记忆。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即将在北京的某个会议室里，正式打响。 电子工业部的会议室，比先锋厂的整个办公楼都要气派。巨大的红木会议桌，擦得能映出人影。墙上挂着几幅气势磅礴的山水画。空气里，漂浮着高级香烟“中华”和劣质香烟“大前门”混合在一起的奇特味道，浓郁得化不开。 长条桌的一侧，坐着林秋、陈功、雷天君和老马。他们四个人，像是一群误入高档宴会厅的乡下亲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陈功紧张地整理着自己那身借来的、不太合身的西装领带。雷天君则努力挺直腰板，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部长”。 老马最是沉默，他就像一尊石雕，坐在椅子上，眼睛半睁半闭，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只有他放在膝盖上，那双微微颤抖的手，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桌子的另一侧和上首，则坐满了人。有头发花白的老领导，有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专家学者，还有一些像刘峰一样，负责记录和服务的年轻干部。整个会议室里，气氛严肃得像是一场学术答辩的终审。 坐在主位上的，是一个方面孔、不怒自威的老领导，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他是电子工业部的张副部长。 “同志们，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听一听我们先锋半-导体厂，在‘龙芯一号’项目上取得的一些成果。”张副部长开口了，声音洪亮，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们国家的半导体事业，走了不少弯路，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有同志在基层，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了名堂，这是大好事。我们就是要鼓励这种精神。下面，就请先锋厂的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陈功推了推林秋，示意他开始。 林秋站起身，没有半分紧张。他环视一圈，目光平静而自信。他没有拿讲稿，只是将几张关键的测试数据图表，分发给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午好。我叫林秋，是‘龙芯一号’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他的开场白简单直接。没有歌功颂德，没有诉苦抱怨。他直接切入了主题。 “‘龙芯一号’，是一颗32位，采用我们自主设计的‘龙指令集’的中央处理器。这是它的核心参数……”他指着图表，用最精炼的语言，汇报了芯片的晶体管数量、主频、功耗和性能测试结果。当他说到，在整数运算能力上，“龙芯一号”的“性能版”，已经可以追平英特尔两年前的主流产品80286时，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清晰可闻的抽气声和低低的议论。 “这不可能吧？286的水平？他们一个厂，怎么做到的？” “数据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在特定的测试环境下跑出来的？” 林秋的汇报有条不紊，他详细解释了测试的方法和平台，展示了芯片点亮时运行“Hello, World!”的照片，逻辑严密，数据详实，让那些质疑的声音渐渐平息下去。 “……以上，是‘龙芯一号’的成果。但今天，我更想向各位领导和专家汇报的，是我们实现这个成果的‘方法’。”林秋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更深层次的领域。 “我们发现，在芯片设计的后端，特别是版图布局布线这个环节，单纯依靠现有的EDA工具，已经无法满足我们对性能的极致追求。我们内部启动了一个研究课题，称之为‘经验模型化’。” 他开始阐述“老司机理论”，讲述他们如何记录、分析和学习老工程师的手工优化技巧，试图将这种“手艺”，转化为一种科学的、可传承的“方法论”。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得入了神。这个想法，太新颖，太大胆了。它跳出了单纯的技术引进和模仿，试图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就在这时，一个冷硬的声音，打破了会议室里的专注。 “我不同意。” 一个五十多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一身整洁的蓝色卡其布干部装的专家站了起来。他的镜片后面，是一双审视的、锐利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