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德国 三、 德国：执政联盟的脆弱与引擎的失速 长期以来，德国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锚点”，其共识驱动的政治文化、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强大的工业基础，使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领导角色。然而，随着安格拉•默克尔时代——一个以务实、平衡和危机管理为标志的时代——的终结，德国政治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稳定与碎片化阶段。2021年联邦议院选举产生的所谓“红绿灯联盟”（Ampel-Koalition），由社会民主党（SPD）、绿党（Grüne）和自由民主党（FDP）共同组成，是德国历史上首个在联邦层面出现的三党联合政府。这一组合本身即是一个意识形态光谱跨度极大、政策主张迥异且内部张力显著的脆弱实验。其诞生并非源于强烈的共同愿景，而是在数学上的必然结果——没有任何两个政党能够组成多数政府——这使得德国的欧洲政策领导力、国内改革动力以及作为欧盟稳定器的角色均面临严峻考验。 • 选举碎片化与联盟内部分歧的结构性分析 2021年的选举结果深刻反映了德国社会的政治分化。两大传统全民党（Volksparteien）——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和社民党——的得票率总和仅为49.7%，创历史新低，而绿党（14.8%）和自民党（11.5%）则成为关键的造王者。由此产生的联盟协议是一份长达178页的复杂妥协文件，其中在欧洲政策关键议题上存在深刻且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 •绿党秉持深厚的联邦主义信念，倡导一个“主权欧洲”，支持深化一体化、扩大欧盟共同财政能力、推进气候议题上的雄心勃勃的跨境监管，并强调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他们无疑是联盟中最为亲欧的力量，其愿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倡导的“欧洲主权”战略存在诸多共鸣。 •自由民主党（FDP）则坚守国家主权和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债务联盟”或永久性财政转移机制（如“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可能常态化）。他们主张严格维护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削减欧盟预算、减少监管负担，并对欧盟进一步扩大持谨慎态度。其欧洲观更接近于“节俭四国”所倡导的松散政府间合作模式。 •社会民主党（SPD）作为总理党派，其立场相对居中但更侧重于“社会欧洲”维度，关注就业、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的趋同，对共同投资持开放态度，但在进一步主权让渡问题上则更为谨慎。 这种根本性的哲学分歧导致政府在几乎所有重大欧洲议题上都陷入冗长的内部谈判、相互否决和最低限度妥协。决策过程不再具有默克尔时代那种可预测性和战略性，而是变得高度内向化、事务主义化和短期化。 • 关键政策领域的内部冲突与决策瘫痪 联盟内部分歧在具体政策制定中暴露无遗，显著削弱了德国在欧盟层面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 1.财政规则改革与债务政策：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改革是后疫情时代欧洲经济治理的核心辩论。欧盟委员会提议放宽债务削减路径，赋予各国更多灵活性以进行关键投资。对此，德国联盟内部出现严重分裂：绿党财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FDP）坚决捍卫严格的财政纪律，反对任何弱化规则的建议；而绿党和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绿党）则主张更灵活的解释，以支持绿色转型和数字投资。这种公开的分歧使德国无法在欧盟谈判中形成统一立场，常常在最后一刻才提出折中方案，其影响力大打折扣。 2.能源与气候政策：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迫切要求欧盟统一的应对策略。绿党极力推动加速退核退煤、扩大可再生能源和欧盟层面的能源补贴计划；而自民党则更强调技术中立、市场解决方案和反对价格干预。在国内，联盟就延长核电站寿命、投资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及如何分配数千亿欧元的能源补贴进行了数月激烈争吵，这直接影响了德国对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支持力度和响应速度。 3.防务与安全政策：在欧盟战略自主和加强共同防务能力问题上，各党态度迥异。绿党支持深化欧洲防务一体化，甚至不排除最终走向欧盟军队；社民党传统上对大西洋联盟更为忠诚，对战略自主持务实但谨慎态度；自民党则强调绝不能削弱北约，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重复投入或债务增加的联合借款计划。这使得德国在支持欧盟防务基金（EDF）或协调军备采购等倡议上往往行动迟缓、承诺有限。 • 对欧盟领导力的影响：德国引擎的失速 德国政府的内向化和决策迟缓正在产生负面的外溢效应，对整个欧盟的运作效率和发展方向造成损害： •法德引擎失灵：长期以来，法德轴心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动力。然而，与马克龙政府相比，现任德国政府缺乏一个清晰、连贯的战略愿景。在诸如欧盟扩大（特别是乌克兰入盟谈判）、经济治理改革和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等重大议题上，德国往往迟迟无法拿出立场，或只能提出技术性回应，导致法德倡议的频率和影响力显著下降。马克龙多次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倡议（如欧元区预算、共同债务工具）因缺乏柏林的坚定支持而搁浅或缩水。 •中东欧影响力的填补：德国政治影响力的暂时收缩为其他行为体提供了空间。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执政期间虽与欧盟存在法治冲突，但积极塑造中东欧地区的议程；“节俭国家”联盟（如荷兰、奥地利）在财政规则辩论中的影响力相对上升；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更是利用一致通过制在欧盟决策中不断进行勒索。一个犹豫不决的德国难以有效整合欧盟各方利益，也无法有效制衡这些离心力量。 •危机应对能力受损：欧盟当前面临多重危机叠加：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能源转型的经济社会成本、数字竞争力落后以及极右翼崛起带来的政治挑战。有效的应对需要德国提供坚定的政治支持、财政资源和领导确定性。然而，脆弱的“红绿灯联盟”极大地限制了柏林的行为能力，它不得不优先处理内部纷争，往往只能在最低共识基础上行动，导致欧盟的整体危机应对显得迟缓且不够有力。 综上所述，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政治转型期远未结束，其内部的政治碎片化与联盟脆弱性已外溢为欧洲层面的领导力真空。德国这台欧洲引擎的“失速”和“爆裂声”，并非源于其经济实力的根本衰落，而是源于其政治体制凝聚共识、制定战略和果断行动的能力正在被削弱。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强大、可靠且目标明确的德国。然而，目前看来，德国自己正深陷国内政治的迷宫之中，其作为欧洲稳定锚点和一体化引擎的角色，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质疑。这一趋势若持续下去，不仅将重塑德国在欧盟内的地位，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欧洲一体化的动力结构与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