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怎么回事？ 我看不见也出不去，只能竖起耳朵，仔细分辨着在黑暗中有可能出现的一点声音，期盼着听到达尔文的说话声、迪克的笑声，哪怕是任何一点脚步声…… 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外面寂静得就如无法传递音波的外太空。 也许过了两分钟，也许才不到三十秒，“吱呀—”仓库的铁门有点生锈，它似乎被什么推了一下，打开了。 “达，达尔文？”我结巴地问着，声音发着抖。 没有人回答。 不是，不是达尔文，我感觉不到他，也不是迪克，不是张朋……我似乎能在黑暗中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心里一遍一遍地祈祷着，不要是那个影子。 匕首在书包里，书包在离我将近两米的地上，这会儿根本够不到，我能做的只有尽量不发出声音地把沙耶加护在身后。 黑暗中，有什么东西轻轻地、慢慢地探下身来，它碰到了我的头发丝，它就在我耳边。 一秒钟、两秒钟……我听着自己心脏的狂跳，闭上眼睛，握紧拳头。 我该反击，可我的手在抖，胳膊也抬不起来，连出拳的力气都没有。 “旺旺—”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达尔文的声音，他在朝这边跑过来。 他的声音给了我勇气，我闭上眼睛使劲挥出去一拳，猛地一下，似乎打到了一个什么柔软的东西上，然后是书包被挤压的声音。 它被我打退了，它踩到书包上了，我心想。 “咚”的一声，仓库大门被撞开，它在达尔文跑过来之前逃走了。 “你没事吧？”手电筒的光没过几秒就照进仓库，我听到达尔文气喘吁吁的声音。 “哇—” 达尔文一把搂住我：“别怕，有没有受伤？” 眼泪这时候才记得涌出来，我全身抖得像筛糠一样：“刚才……有……在这儿……” 迪克和张朋也跑了回来，我在达尔文怀里安静下来，吸了吸鼻涕调整力气坐起来，检查了沙耶加，也没有什么事。 “刚才，我觉得那个黑影就在这里。”我深吸了两口气，说。 达尔文和张朋、迪克交换了一下眼神。 “调虎离山。” “我们刚才追出去，”迪克指了指黑影消失的墙根，“跑了没两步，突然听到另一个方向也有声音，于是我就和张朋分开追了。” “我出去没多久整个备用电源就被切断了，我立刻往回跑，可是因为对这里不熟悉，绕了点弯路。”达尔文有点懊恼。 “可……这不合理啊？”我很疑惑，“如果它把你们都引出去的目的是想找空隙杀我，刚才那半分多钟已经够我死好几次的了，为什么它不出手？” 我又检查了一遍我和沙耶加，确实毫发无伤。 几个人面面相觑，都无法解释那个黑影的目的是什么。 “不管这些了，先去把备用电源打开。” “这次我们几个都别分开了。”迪克一边说一边扶起沙耶加，我背上书包和达尔文走在后面。 “你的匕首还在吗？”张朋转身问我。 我点点头，从书包侧边掏出来递给他。 打开仓库门，外面一片漆黑，我们唯一的手电筒已经快没电了，光照范围连一米都没有，我们几乎是在凭借印象向配电室走去。 “跟紧，不要走散了！”迪克的声音。 就在我们走过医疗室的时候，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在整个中间站断电，连备用电源也被切断的情况下，医疗室最靠后的一个窗户亮了。 昏黄色的光从铁窗里透出来，随即立刻熄灭了。 我感觉我的心跳停顿了两秒。 “它在那儿！”我没忍住叫出声来。 张朋几乎是拔腿就朝医疗室跑，我们跟在后面。 医疗室的大号水泥建筑里面有七八个小房间，中间有一条小走廊隔开。找注射器的时候我们撬开了两个房间，加上最外面的那间诊室，我们总共进去过三间房，里面都大同小异，所以当时也没有每间都进去。 很快我们就冲进了小走廊，手电筒的光在墙上胡乱弹射，晃得我头晕眼花。 闪灯的房间在走廊尽头。张朋示意我往后退，靠在一边的墙上掏出匕首，达尔文则靠在另一边，轻轻地按了一下门把手，迪克在中间堵住走廊。 “啪嗒”一声，门开了，达尔文用手电筒向里面照了照，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一眼望尽，空无一人。 张朋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搜索了一下，扬手让我们进来。 这似乎是一间办公室，一张标准的办公桌放在中间，上面有一盏老式绿玻璃罩工作台灯，蒙了一层白灰。 台灯边上有一盏老式煤油灯，灯芯上面还有几颗红色的火星，显然是刚熄灭的，旁边放着一盒火柴。我划亮了其中一根把灯点亮，顿时不大的房间变得清晰起来。 只见门后面挂着白大褂，书架上摆了一些七零八落的档案夹和器官模型，柜子上还有一副听诊器。 桌面上有一块金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Dr.Vincent Cheung。 这是一个医生的办公室。 我打开抽屉翻了翻，除了一些五颜六色的药瓶，也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嘿！这哥们儿品位不俗啊！”顺着迪克的声音，我看见他正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玻璃瓶。 “1979年装瓶的麦卡伦威士忌，没有什么比它更合适了！”迪克打开就往嘴里灌。 “你别，”我拽住他，“搞不好有毒……这都放多久了！” “这你就不懂了，酒放得越久越好。”迪克露出一个爽歪歪的表情，“搞不好就是这个医生的幽灵把我们引过来的，好不容易来几个人，怕浪费了这么好的酒！” 他又喝了几口，随即递给我：“在经历了这么多见鬼的事后，我觉得你也应该来一口。” 我灌了一脖子，一股难以言喻的火辣从胃里升起来，顿时头昏眼花有点站不住，心情却放松下来。 迪克又递给了达尔文，我们几个就这么坐在地上，松开紧绷的神经，困倦感如潮水一样袭来，这十平米见方的小屋仿佛一下成了最安全的归宿。 我的眼皮开始打架，也许一天，也许好几天，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睡了。 “这儿有一个保险柜！”是达尔文的声音。 我顺着达尔文的声音看过去，在房间角落的档案柜下面，有一个保险柜。 “开这种东西干吗？就算里面有一柜钞票都没有意义，人都要死了，还在乎钱吗？”迪克耷拉着眼皮，不以为然。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不会有水和食物。”不知道为啥，这次我站迪克。 “如果刚才的灯光是为了把我们引进来，那打开这个保险柜似乎是唯一能说得通的目的了。”达尔文没有在意我和迪克的话，而是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保险柜的密码锁，又拨弄了几下。 “把听诊器递给我。” 张朋站在边上一直没吭声，他似乎也对保险柜有点兴趣，但他对离开的兴趣更大：“我们休息一会儿就继续走吧，在这里待得越久越不安全。” 达尔文戴着听诊器，一下下拨弄着密码齿轮，细碎的转动声就像是催眠的咒语，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再次把我唤醒的是迪克的惊呼和沙耶加的声音，过期的盘尼西林居然管用了，沙耶加烧退了，人也清醒过来，迪克正在喂她吃仅剩的能量棒。 “这是哪里啊？”尽管还很虚弱，但她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迪克唾沫横飞地给沙耶加解释着我们如何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到达这里，如何如何遇到怪影子……我惊讶于他这个时候了还能吹牛。 保险柜已经打开了，我向里面看了看，竟然空空如也。 “只有这个。”达尔文拿着几本东西在手里扬了扬，“一些日记。” 我接过其中一本翻开扉页，上面有一个V.C的缩写，应该和办公桌上名牌的Vincent Cheung是同一个人的。 日记的时间大约从一九五几年到九几年，全都是英文，没有隔行，写得密密麻麻，越往后翻字迹越潦草。虽然年份跨度很大，但笔者并不是每天记录，而且日记内容单一，大部分都是枯燥的生物制药实验记录。 比如：1970年1月31日，××混合剂—效果不好—减量—没改善—加量—好一点—改良—又不好…… 又比如：1981年8月10日至9月1日，等待III期临床试验报告，怠工，无特别。 如果这不是一本日记本，我真以为这是学术论文。一个人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工作怀揣着极大的热情，是不会在私人日记里记录工作上的事的—就像我不会在博客上写数学课学了什么方程一样。 可惜我的英文词汇只停留在日常用语5000个，高深的词一点也看不懂，更别说药剂名称了，才看了两眼我就觉得头昏眼花，里面的内容已经超越了我的知识范围。 “我想，他之所以对药物研发这么上心，是因为他本人就有某种严重的遗传病。”达尔文说。他应该在我睡着的时候已经把日记看完了。 “啊，什么病？” “他没有明说。”达尔文耸了耸肩，“但里面提到了，他的遗传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成年后的每一天都可能爆发，他希望能赶在疾病夺去性命之前把药物研究出来。” “所以他开发了MK-58？” 达尔文点了点头：“他的大多数日记都是没意义的—至少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但这几篇你应该看看。” 我才留意到日记有几页被折了个角，最早的一篇是从1958年5月开始— 今天又做了那个梦，那些印第安人用虹膜变异的眼睛盯着我，一时间我竟然分不清谁才是魔鬼。醒来喝了两杯伏特加，自从实验基地转入地下，我很久都分不清真实和梦境了。 我已经从1953年被选中参与到“拓荒者计划”的巨大喜悦中逐渐冷静下来。那时候我太年轻了，盲目地相信这个计划开发出来的药物是划时代的，甚至能改变人类的进化史。试想一下，那些几千年来带给人类死亡的疾病和瘟疫都画上了句号，癌症和遗传病都不再是什么医学难题，我们甚至能走向不朽，那将是一个多么大的飞跃！ 可当战争爆发后，同样的制剂，在我们科学家手里能治疗疾病的工具，到军方手里就变成了致命的病原体，和那些无辜的人的噩梦。 如果不是在这儿亲眼所见，我绝对不会相信他们竟然能在条件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将MK-57给人类服用。但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随机选择了一个印第安小镇，让普通人染上致死的疾病，再把他们赶到地底，把他们变成不见天日的小白鼠。 每每想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发抖，疯了，所有人都疯了。 MK-57连动物II期临床实验都没有通过，所以人体实验的失败是必然的。无论再怎么调整药量，对那些印第安人来说都只是饮鸩止渴，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痊愈。可当我今天把这个结果告诉埃米尔上校的时候，他只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他知道了。 我委婉地向他建议，这个实验进行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应该回到制剂的开发阶段，再重新做一次更加完善的动物实验。 “快？那你告诉我怎么样才不算快？”埃米尔轻蔑地看着我，就像我是中世纪某个乡村的无知农民，“是不是要等到苏联人打过来的那一天才不算快？你没看见吗，苏联的卫星和宇航员都上天了！你还在这里瞻前顾后！” 我被他骂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我感觉到了恐惧，可我的恐惧并不是来源于苏联，而是我害怕因为言行不慎被驱逐出研究团队。 整整五年，我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如果让我选择抛弃一样东西，我宁愿抛弃传统意义的道德，去换取力量。药物学的进程和任何历史一样，没有牺牲就没有进步，我没有立场去同情任何人。 “你的动物实验，我们会尽可能地支持，但别忘了我们现在最迫切的目标，是培养出最强大的士兵，即使身在核爆中，也不惧辐射和原子尘，能够在严寒中穿过西伯利亚平原，直取赫鲁晓夫的咽喉。”埃米尔离开的时候嘱咐我，“下次我要听到好消息。” 但我心里知道，好消息并不是短时间就能等来的。 下一篇折了角的，日期为1961年10月1日。 忍无可忍，我终于和埃米尔正面起了冲突，我顾不得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和他撕破了脸。这几年我就像是一个浑浑噩噩的赏金猎人，他们想让我挖出世界上最大的宝藏，却不给我哪怕一张藏宝图或者传说中的线索。 “你听好，这是我第无数次要求，我必须知道药剂成分的来源，否则我永远也配不出来！”我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以为生物科技是儿戏吗？给我一些不明出处的原料，就让我点石成金？” 我这么说的时候是真的想放弃了，将近十年的研究，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奇怪的原料是什么，虽然它的成分和普通动物的组织样本相似，可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生物—这会是什么？ 我尝试做过亚型匹配，却发现它可以属于陆地上甚至海洋里任何一种已知的动物。它的真皮组织和两栖类十分相似，但又和肛肠科一类的原始动物一样没有皮下血管；它皮肤上的毛孔表明它能排泄皮脂，可骨头测出来的年龄有一亿两千万年。 这到底是什么？尼斯湖水怪？火山蝾螈？还是什么深海史前动物？ 如果我见不到活着的，做不了足够的样本收集，蒙着眼睛根本没办法把子弹打在靶心上！ 也许是因为太激动，我的顽疾又复发了，阵痛让我猛地跌坐在地上，大汗淋漓。 “没有活着的样本，你永远不会见到。”埃米尔有些怜悯地看着我。也许是他听说了我的病，也许只是因为可怜我这个一无所知的“专家”。 他打了几个电话，离开前告诉我，样本资料晚点会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直到傍晚我才收到了密封的文件夹，我自认为在开启之前已经做好了百分百的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文件里面的内容震惊了。 原材料最早的情报是二战末期从希姆莱—一个臭名昭著的纳粹政治犯那里套出来的。他在德国快要完蛋之前，妄图通过向盟军提供情报获得引渡，给自己换一张免死金牌。 希姆莱把这种生物称为拿菲利（Nephilim），圣经《以诺书》里神和普通人类女子结合而生下的巨人，外貌像人，却有着神的血统和力量，在宙斯之前曾经一度统治着这个世界。 根据希姆莱的口述，纳粹曾经组织过两次大型纳木托考察。拿菲利是在某个地底的大型宫殿外层发现的，发现的时候还活着，比陆地上任何一种动物行动都更迅速，智商非常高。本来希望活捉拿菲利的纳粹考察团，在花费了一半以上的人力物力之后仍旧一无所获，最后只好用高射炮猎杀。他们没想到的是，这种怪物的痊愈力强得惊人，几次受到大型致命伤都能迅速恢复。折腾了半个多月，最后他们终于用沙林毒气（一种精神类毒气）使其陷入昏迷。被砍下头颅，拿菲利才算真正死亡。 要不是看到了夹在档案里的二十多张原始照片，我真的以为希姆莱疯了。 当纳粹军队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拿菲利的尸体运回柏林后，科学家发现它的基因，和人类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相似。 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发现它还“活着”—虽然头颅被砍掉，心脏也已经停跳，可是它不但没有腐烂，身体组织还保持着高度的活性向中心输送养分—拿菲利的身体内部，正在孕育一个新的自己。 我联想到了灯塔水母，灯塔水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知道的、能从成熟阶段回到幼虫阶段的生物。理论上来说，它能以此获得无限的寿命，除非被其他生物吃掉，否则它就是永生的。 而拿菲利，是我见到的第二种—它从一亿年前或者更早就存在于地球上，靠着单体进化永生不灭地活到现在。 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生物学家，我心中的声音在呐喊：这种永恒的生命力和痊愈能力若能为人所用，那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研究拿菲利的科学家显然跟我想的一样，据希姆莱所说，他已经早于我们多年在集中营里的吉卜赛人身上做实验了，可是一直没成功过。但他们使用的是野蛮的高浓度静脉注射，所以临床报告里无一人能活下来，实验对象甚至还包括一个叫生命之泉的疗养院里的231个孩子。 1945年4月19日，希特勒生日的前一天，美国的特工根据希姆莱的情报潜入了希特勒的私人城堡“鹰巢”。事实上为了这一天，美军做了几年的努力，他们甚至开发了一个叫“回形针行动”的纳粹科学家回收计划，将参与拿菲利研究的几个德国生物学家引渡到美国。 那天晚上，美国特工尽可能地拿走了所有可以带走的组织样本和实验记录，剩下的拿菲利身体躯干因为太过庞大不能上飞机。为了拿菲利不落入苏联人手里，美国特工只好将其破坏销毁再埋进地下。 保存下来的组织样本到了美国后，军方成立了“拓荒者计划”，最初目的是研究出原始组织含量更少、副作用更低的特效药，逐渐改变人类的生理机能，而非拔苗助长。 我合上资料的时候想，冷战开始，一切都变了。 再下一篇则是1969年10月的，和第一篇相隔了11年。 失败，很失败，在实验开发将近18年之后，我终于不得不亲口承认，这项实验最终要以失败告终了。 试验对象3号，我们最后的希望，一只叫艾迪的猩猩，终于在今天早上停止了呼吸。 配方药已经增加到最大剂量，还是没有治愈它的艾滋病，它死的时候，外部体征已经完全变异了。 十年来，老鼠、猴子、家兔……一切我们能想到的药物实验动物都试过了，甚至是蛇和海豚，而它们测试的最终结果都和阿什利镇的居民殊途同归。药物只能延缓他们的死期，代价是变成怪物。 四百多种配方，数十个合成分子式，上千种制剂，没有一种比MK-57的效果更令人满意。我们失败了，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我想回家，我错过了妹妹的婚礼，错过了父亲的去世，我不知道我还会错过什么。 1969年11月 该死的亚历山大·泰勒，一个什么都不懂、从来不用脑子的实验室助理，他简直是我的幸运星！ 也许真的是神的旨意，他才会稀里糊涂地把高浓度原料注射到那只断足章鱼身上—是的，高浓度的原始组织，而那只章鱼非但没有变异，还完美地融合了拿菲利的基因！ 我一直被普通医学实验的思维方式禁锢了，其实早在我知道拿菲利已经活了一亿两千万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和它匹配的有可能并不是白垩纪之后才出现的物种，而是早在三叠纪之前就出现在地球上的生物—除了章鱼，现存的还有什么动物会更加合适呢！ 看着这只刚长出新腕足的小怪物，我们围绕在水槽旁边讨论着她的名字—是的，她是雌性，一只刚成年的摩羯座夜章鱼。此刻她正用刚长出来的新的腕足吸着玻璃壁，好奇地看着我们。 最后我们将她命名为雅典娜，她是我们的希望之光。 1970年11月 我躺在医院里，看着送来的例行记录—雅典娜今天不费吹灰之力就通过了镜子测试。她不但拥有了自我认知，而且智力在迅速进化—是的，不是它，而是她。除了人类，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动物。 在亚历山大的记录里，她已经能通过训练做一些简单的二进制运算，虽然答对率并不高，可是她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展露她的智慧、好奇心和社交能力，她甚至发现了我们与她的不同。当我靠近水槽的时候，她总是把腕足伸出来触摸我，她的眼睛从上到下地打量我，充满着孩子一样的好奇。 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产生了一种错觉，我把她当成了人类，抑或我的女儿。我小心照顾她的起居，严格控制饮食、水温和含氧度，就像呵护世界上最宝贵的一件艺术品。 我进一步发现，雅典娜简直就是上帝的杰作、智慧的化身，甚至比人类更杰出。 作为头足纲章鱼目的一种蛸，摩羯座夜章鱼的基因组中带有多达3.3万种蛋白质编码，比人类多得多。它们有3个大脑，每个大脑分管不同的记忆，它们的脑细胞有将近5亿个，大部分分布在腕足上—而它们的每一条腕足，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把手指伸进水里，让雅典娜用腕足环绕着我。我想进一步了解她，一刻都不愿意与她分离。 可是我昨天夜里又发病了，现在被送到了基地的急诊中心。手术切除了一部分息肉，但没有人知道它们会过多久再长出来。 1974年10月 今天是雅典娜接受拿菲利基因改造后的第五个生日。对一般章鱼来说5岁已经趋于老年，但雅典娜的身体细胞显示她刚步入青春期。我托人从外面带回来一只水族藏宝箱，她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身体蜷缩了进去—虽然她现在的智商已经接近一个10岁小孩的水平，却还是念念不忘她的本能—所有的章鱼都喜欢钻进狭小的空间玩游戏。 我们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MK-58—一种成分源于雅典娜身体组织的药物—在动物实验里表现不俗。只要在24小时内及时补给，几乎没有抗药性和排异反应，我们甚至发现实验对象的反应能力、痊愈力和速度都在提升。一切都近乎完美。 唯一的小小的美中不足，似乎是雅典娜对于截肢这件事，表现得越来越不配合。 我们之所以截取她的腕足，最大原因是她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会再次长出来。为了减少痛苦，我们每次手术都会使用麻药。也许是麻药过后的镇痛，雅典娜开始排斥手术，每个周二都会变本加厉地发脾气，并且几次差点在手术过程中逃逸。 亚历山大跟我抱怨雅典娜伤了他的手臂，可我并不相信，他总是把自己的过错迁怒到别人身上。 今天我给雅典娜喂食的时候，她充满哀怨地看着我，她的眼神让我感觉到了孤独，我不得不把这种复杂的高等动物才存在的情感和一只章鱼画上等号。 然后她隔着玻璃，用腕足使劲指着我办公桌上的照片—那是我和我妻子结婚时的照片。 如果她的智力进化了，那么精神需求也会进化，她不会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水和食物，她需要朋友，需要爱，需要理解和陪伴。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除了鱼干，我给不了她任何东西。 197×年×月 MK-58已经通过了动物实验，但今天来接收的并不是埃米尔—他们说他在战场上牺牲了。来的人是个年轻的军官。 听完我的报告他激动不已，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受伤的战士们终于有救了！先生，你改变了世界！” 我诚惶诚恐，毕竟埃米尔以前总是阴沉着脸，喜怒不形于色。我把配方交给他，他没打算告诉我人体临床试验在哪儿进行。 “拓荒者计划”里的所有成员都欢呼起来。不知为何，这曾经是我读书以来的梦想，但此时我的内心并没有什么波澜，也许年龄大了麻木了吧。 “我该回去给雅典娜喂食了。”我应酬了几句，就不耐烦地站起来往回走。 198×年9月 度完长假回来，亚历山大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雅典娜一直在无理取闹地发脾气，不好好吃饭，还把鱼干吐在他的脸上。 “她只认你，离开你一刻都不行，我们当中没有人能摆平她。”我忘了是哪个实验室助理这么说。 雅典娜看到我回来很高兴，她七手八脚地用腕足在蓄水缸底下的拼字板上拼出了一个“Hey”（你好呀）。这几个月，亚历山大的教学成果不俗，她已经学会了将近一百个单词。 “她已经把你当成她的情人了！”亚历山大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苦着脸走开了。 我从书包里掏出从外面带来的鱼干扔进水里，雅典娜伸出腕足卷住我的手指。我确实很像她的情人，在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一只雄性章鱼像我这么关心她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比我的家人和儿子还重要。我是她的依靠、她的父亲，可同时又是研究她的科学家之一，这常常让我感到矛盾。 也许是作者越来越老，也有可能是发病了，日记后面的字迹越来越乱，我艰难地辨认着每个字。 “所以，MK-58的主要成分来自一只顺利融合拿菲利基因的章鱼？”我问达尔文。 他点了点头：“所以迪克和张朋才继承了摩羯座夜章鱼表皮上的色素细胞，它们能够迅速模拟周围的颜色并变成自己的保护色。” “那……我们看到的章鱼人就是雅典娜吗？”我的思绪很混乱。 “不是，”达尔文叹了口气，“雅典娜死了。” 1996年4月 雅典娜仍然年轻，但我已经是个垂暮之年的老人了，常年的病痛折磨得我身心俱疲，但岁月并不曾在雅典娜身上留下丝毫痕迹。 我在蓄水槽的前面弄了一个支架，用电脑播放一些科教片给雅典娜看，她已经能用拼字板拼出一些简单的话了。 “海洋是什么样的？”她问我。 我把字打在电脑屏幕上：“蓝色，一望无际。” 1996年5月 尽管我反复向雅典娜解释我们并不是同一物种，也不可能在一起，可她还是锲而不舍地向我跳摩羯座夜章鱼专属的求爱舞。 雅典娜到**期了。 上级对雅典娜的报告显出了强烈的兴趣，他们认为应该让她留下后代，因为它们或许会继承她的血统和能力。我知道这对以后的研究会有延展性的帮助，可情感上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雅典娜不是低等的动物，不是牛或者鱼或者鸡，她已经具备了和人类一样的思维方式，难道仅仅是因为物种不同，我们就不需要讲究人道精神吗？ 雅典娜的配种问题在实验室里被严禁提起，虽然雅典娜没有听力，但我们都莫名地害怕她能察觉出什么，她有的时候甚至能靠分辨嘴形“听”懂我们开的玩笑。实验室的气氛一度尴尬得让人窒息。 P.S.今天她又在拼字板上拼出了“我爱你”。 1996年12月 今天是亚当第一次和雅典娜“相亲”的日子。 雅典娜已经从两磅半长到十五磅了，我们费了很大劲，才从澳大利亚的一条捕捞船上找到了一只将近八磅的雄性章鱼。我们给它取名“亚当”，我希望它不只让雅典娜受孕，还能给她带来爱情。 这是雅典娜成年后第一次见到同类，在亚当刚下水的时候，她充满了兴奋与好奇，她围着它转圈，用腕足和它嬉闹，她在拼字板上拼出“你好吗”几个字。 可亚当根本听不懂雅典娜的问候，它只对水槽里的那只藏宝箱有兴趣。 和它的麻木相比，雅典娜表现出无辜和疑惑，她不明白为什么外形看上去相似的同类和自己这么不一样，以至于无法沟通。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亚当企图和雅典娜**的时候，她全力反抗，甚至咬掉了亚当的一只腕足。 隔着玻璃水槽，雅典娜惊恐地看着我，她的眼睛里充满不解，她不会说话，可我能看出她对我的质问： 为什么要把我推给别人，为什么是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蠢货？！ 当我听见亚历山大和其他研究员在实验室外面讨论给雅典娜注射催情素的时候，我气得发抖！ “你们凭什么这么做！这是迷奸！这不是雅典娜的主观意愿！” “我们的研究到现在，哪个进程是雅典娜的主观意愿？难道仅仅因为它爱你，你就把它当人看？”亚历山大压低声音，但他把重音放在了“它”上，“它不是人！只是章鱼而已！” “她不是低等动物！她的智力和情感都和我们一样！你们这是在犯罪！”我吼道，“你们没看到吗？她有灵魂！” “Cheung，醒醒吧，你不应该提及灵魂这个词。”亚历山大耸了耸肩，“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它有灵魂，我们也一样没有—但别忘了，是我们赋予了它智力和长生，我们就是它的造物主，是它的神。” 我们是她的神。我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 隔天我们回到实验室的时候，亚当的尸体浮在水面上。 监控视频显示它们已经完成了**，蓄水池里的催情素已经过滤掉了，雅典娜躲在她的藏宝箱里，不愿意看我。 1997年×月 雅典娜即将临盆，她这几个月都很慵懒，总趴在蓄水池的底部发呆，再也不愿意玩拼字游戏，也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也许她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 实验室一致决定产卵后立刻把雅典娜和孩子们隔开，毕竟我们不知道第二代会是什么生物，集中孵化的危险性太大了，最科学的办法是隔离后采取单独人工孵化，这样对雅典娜的身体也好。 1997年×月 雅典娜生产了，她一早就钻入了蓄水池里为她准备的“产房”中。早晨8点，我们看见一颗颗透明的卵开始整齐有序地排列在“育婴室”里。产卵持续了将近三小时，雅典娜会用吸盘将每一颗新的宝宝擦干净，直到下午1点，她才精疲力竭地睡过去。 本来一切应该按照计划顺利进行，我们趁雅典娜昏睡时将整个产房里的卵隔离开。不知道是不是水里的镇静剂浓度不够，雅典娜竟然在我们处理到一半的时候醒来了。 她似乎立刻就明白了我们想干什么，开始奋力反抗，慌乱中我们手中的托盘翻倒了，几颗落到我们脚边的卵也被我们不小心踩破了。 雅典娜彻底震怒了，她在水底发了狂。我们放了五倍镇静剂才制服她，顺利取出了其余的卵。 镇静剂的药效过去之后，雅典娜没有再反抗，她在水底漂着，茫然地盯着我，眼神透露出彻骨的绝望。那不是任何一个动物会拥有的眼神，那是跟人类一样蕴藏着复杂情感的眼神。一时间，我竟然分辨不清她和人的区别。 究竟什么才是衡量人和动物的区别？智力吗？情感吗？ 雅典娜和人类拥有同样的智慧和情感，却没有以人类的方式有尊严地生活过一天—她被锁在狭小的蓄水池里，日复一日地割去腕足，分娩后即刻骨肉分离，还要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人踩死。 我们给她提供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私的研究，可违背了她的愿望—成为和我们一样平等的生物的愿望。是谁赋予了我们这种权利？ 是我亲手把她的愿望打碎的。 我们不是神，从来不是仁慈的神。 我一直跪在蓄水池旁边，反复跟她说着“对不起”，其他人都以为我疯了。 1998年5月 雅典娜绝食快五个月了，从产后她就一直抗拒吃东西，她的身体像纸片一样漂在水面上。 水底的拼字板已经长出了青苔，这一度是她最珍惜的玩具，可是自从生产之后，她拒绝跟任何人交流，哪怕是我。 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她正在自杀。 拿菲利的基因优化了雅典娜的身体，再加上我们不停地给她强制注射营养剂，她才勉强活到今天。可就连营养剂的比例都要小心控制，以免她太有力气—她已经尝试过用腕足勒死自己了。 军方的人问我，如果雅典娜已经没救了，是否可以在她死前解剖她的脑部用作研究。我向所有人郑重地表示，我一定会、一定会治好雅典娜。 可我的内心深处知道，我在撒谎。 1998年11月 我的噩梦成了现实，清晨听到实验室的警报时，我的心就沉入了谷底。 水泵被弄坏了，雅典娜爬了出来，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脱水了。她吃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腕足，她一心求死。 我把她捧在手心里，她还有一点点神志。她看着我，像最初我们相遇时那样，抬起一只腕足绕着我的手指，就像打量着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爱人。 我的眼泪滴在她身上，我已经是个老人了，除了哭泣我没有任何办法。 “让我死吧。”我似乎听到她在恳求我。 我无法拒绝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向我提出的要求，也许死亡对她来说才是真正的宁静吧，可我更不忍心就此失去她。 我会让你用另外一种方式活下去，得到和人类一样的平等的对待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