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 （《赠钱征君少阳》） 李白的悲剧，使后人对其政治素质、政治才能产生普遍的质疑。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在其《诗病五事》（其一）中认为：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酒诗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 （《栾城三集》卷八） 苏辙十分小看李白，说他为人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不分是非，只会诗酒，没有识见，等等。网上许多朋友议论，李白虽然热衷政治，但一无政治理论，二无政治业绩，三无政治才干。他有玩政治的心，却没有玩政治的才，更没有当大官的命。 有人戏称，李白的情商是“零”，政治才干亦是“零”，他是写诗的“天才”，与政坛“白痴”正好是一种对应的“平衡”！ 然而，如果我们摈弃完全以成败论英雄的简单思维，如果我们摈弃以封建皇帝或权臣的判断来衡量人才的固有成式，如果我们肯于具体深入地分析李白的从政经历与背景，就会发现：李白不仅是伟大的诗歌天才，而且具有十分出色的政治思想、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 （一）博大务实的政治理念 我们在“李白的大鹏之志”一节，谈过李白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抱负，意思是，他在辅弼皇上的过程中，将运用管仲、晏子的主张和理念来治国。管仲、晏婴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政治家，齐国正是靠了“管晏”之功，得以完成“春秋一霸”的伟业。但李白全集中没有政论和策论，我们未能见到李白有系统的政治主张与治国方略，因此便有人对李白“自诩”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表示巨大质疑。 的确，在现存李白诗文中，我们未见他的政论与策论。然而我们在前面介绍李白建功立业、忧国忧民、苦斗抗争的情况时，引用过大量李白的政治抒情诗，这些诗，许多本身就是诗化了的“政论”，内中表达或投射的，正是李白的政治思想和治国主张。 兹罗列数项，以证其不虚。 1、励精图治的内政理念 李白理想中的社会什么样？是政治“清明”的社会。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里，称要“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宇大定，海县清一”，表明当时的社会状况并非他认可的理想社会，他要“奋”自己的智能，达到“天下大定，海县清一”的新境界，说明李白的“安社稷，济苍生”，有着比“开元之治”更美好的政治目标。李白曾经满腔热情地“揄扬九重万乘主”, 讴歌曾经“励精图治” 的圣主、明主、明君唐玄宗；但他也无数次或直接或曲折地讽喻社会的不公和黑暗。我们在第四节曾经介绍，李白在结束翰林生涯离开长安以后，凭着对朝廷的深切了解，更有许多直接鞭挞玄宗荒**无道的诗篇。这些诗，寄托着李白对国家励精图治的热切希望和政策主张，诸如： 广开才路。李白有上百首诗文，呼吁朝廷礼贤下士，弃奸用贤，改变贤愚颠倒、贤人埋没的社会现状。《行路难》三首中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梁甫吟》中的“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南都行》中的“谁识卧龙客，长吟秋鬓斑”；《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幽居》中的“欲献经济策，此心谁见明？”《赠范金乡二首》中的“我有结緑珍，久藏浊水泥”，都用自己怀才不遇的亲身经历，向朝廷发出广开才路、重用贤才的呐喊。 广开言路。唐太宗《帝范》有《纳谏》一篇，谈到纳谏的意义，认为对臣下之言：“其议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坏疏，标之以作戒；因裾却座，显之以自非。故忠折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而“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莫言。恣暴虐之心，极荒**之志，其为壅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才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矣！此拒谏之恶也。”拒谏的结果，往往是“身亡国灭”。李白自谓是以“敢进兴亡言”而见疏于玄宗，足见李白不但有希望帝王广开言路的主张，而且有直面皇帝逆鳞而谏的实践。 反对迷信。李白有诗《古风》其三，借秦始皇迷信神仙，大修陵墓，终于葬身三泉，成为寒灰的史实，讽刺玄宗迎道士张果进宫，大信神仙，于宫中筑坛炼药、夜以达旦的迷信荒诞。 反对**乐。唐玄宗其人多才多艺，能诗能书，知音律，擅吹弹。开元后期，玄宗倦于朝政，耽于**乐，尤其在开元二十三载（735）杨玉环进宫以后，宫中日日笙歌凌云。使李白感到玄宗之**乐，已经类同吴王夫差，其《乌栖曲》一诗，正是李白借古讽今，透射出麋鹿游于姑苏台的预感。 反对奸党。李白的《古风·战国何纷纷》云：“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是诗以春秋时齐国大臣田成子树立奸党，最后杀害齐君的历史故事，提醒玄宗朝廷，要警惕朝中李林甫为首的奸臣结党营私，危害皇权和社稷。 反对腐败。唐玄宗宠信宦官，让他们占据京郊的甲第、名园、良田竟达一半;又酷爱斗鸡，当时王公贵族也都以斗鸡为乐，形成风气，有些人甚至靠斗鸡的本领而获得高官厚禄。李白有许多诗篇揭露宫廷和朝廷的腐败。如《古风·大车扬飞尘》说：“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即是作者的长安见闻，刻画宦官的显赫和斗鸡徒的骄横，揭露和抨击玄宗宫廷的腐败。 抑制权臣。封建社会的社稷安宁，常常因权臣的篡权而颠覆。 因此作为人君，警惕皇权旁落，是一个治国安邦的重大课题。可惜，在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的二十多年里，倦于朝政溺于**乐的玄宗，竟完全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两大奸臣。这便使了解底细的李白心急如焚，李白在《远离别》诗中说：“君失臣兮龙变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提醒人君要防止“鼠变成虎”从而专权乱政的问题。李白主张君臣有制，皇帝要慎权旁落，有利于社会和人民的安定，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宽猛相济。那么，关于社会管理，李白有什么好主意？有！ 请读他的《任城县厅壁记》：“宽猛相济，弦韦适中”。李白有许多颂赞文武官吏的文章，这篇赞赏贺公“宽猛相济”的厅壁记，极明白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治理主张。 和衷安宁。唐朝的宫廷争斗，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绵延不绝。即使在安禄山反叛，唐朝廷面临倾覆之时，玄宗与肃宗父子之间、肃宗与永王兄弟之间，依然矛盾重重。王室的宫争内斗，是社稷不安的根源之一。李白主张宫廷和睦、王室安宁。他在《上留田》诗里，以“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的汉时民谣，对永王璘战败为皇甫侁所执杀之事，发出了由衷的感慨，慨叹肃宗兄弟不能相容的悲哀。 居安思危。我们在前文有李白“不离不弃的忧国忧民”一节，具体地展示了李白“安社稷，济苍生”的伟大心灵。李白时刻关注着时政的清浊和国运的兴衰，使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他从开元之治如日中天之际对朝廷发出贤愚颠倒的怀疑，到天宝末年发出社稷倾危大祸将临的预言，表明李白是一个居安思危、“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政治家！ 2、强国富民的经济理念 体察民苦。管仲的治国之道，有“仁政爱民”一项。李白生平主要周旋于士大夫阶层，与底层百姓交往不多。但李白却非常关注黎民疾苦，他的“济苍生”之抱负，正是建立在体察黎民痛苦的基础上。前面我们在介绍李白“不离不弃的忧国忧民”一节，曾谈到李白写的《丁督护歌》一诗，那“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的呐喊，是多么震撼人心，而主张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痛哭的爱民思想也从诗中呼之欲出！ 俭约惜生。古时帝王都有畋猎的传统。唐代东、西两京皆有禁苑，西京禁苑周120 里，为皇家禁苑；东都又设有洛阳苑。这些猎苑虽置于两京近郊,但唐代帝王们的狩猎,常在此范围之外,其地域之广阔,包括华山、富平、沙苑、三原、咸阳、龙门、骊山、渭川、下邽等地,狩猎之地几乎遍布于关中。帝王狩猎,虽非完全的娱乐，但每举行一次游猎,都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幸之处,官府供膳营宿,烦扰一方官民。对此,各级官吏多有异辞,朝臣也屡有谏诤。 李白任翰林供奉期间，有诗谓“谏猎短书成”，说明他曾有上疏谏猎之事，体现了他和晏子一样，有俭约惜生的仁爱思想。 经世务实。李白性格浪漫，苏辙认为他“华而不实，好事喜名”。 但他《嘲鲁儒》中有句“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可见李白反对儒家的虚伪礼教，反对俗儒“白发死章句”的生命浪费；主张士人应关心国家时政，研究治国方略，用务实的办法经世济民。李白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曾说“余亦草间人，颇有拯物情。……托意在经济”，他要做的是诸葛亮那种经世务实拯救苍生的人。 和谐乐业。李白心中“政治清明”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似乎可以把《赠清漳明府侄聿》一诗视为答案。诗里有“弦歌咏唐尧，脱落隐簪组。心和得天真，风俗犹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举邑树桃李，垂阴亦流芬。河堤绕绿水，桑柘连青云。赵女不冶容，提笼昼成群。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讼息鸟下阶，高卧披道帙。蒲鞭挂檐枝，示耻无扑抶。琴清月当户，人寂风入室。长啸一无言，陶然上皇逸。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清光洞毫发，皎洁照群情。”这是一幅无为而治的太平盛世景象，百姓淳朴、和谐乐业的图画。 3、慎重用兵的军事理念 择将强兵。“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是李白在其《古风·胡关饶风沙》）中的诗句。诗中首先记叙了“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的边关背景，最后道出：“李牧今不在”，才是“边人饲豺虎”的根本原因。李白尚武，懂兵略，对于边塞军民为豺虎般的胡兵所斩杀**感到无比痛心，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解决边塞人民安宁的宝器，是择良将，布强兵。 慎重用兵。李白十五学剑，性格勇武，但反对穷兵黩武。开元后期玄宗渐重边功，屡事征伐，当捷报频传之日，李白不以为喜，反以为忧。他在《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中幽居》、《赠从弟冽》等诗中，都认为屡事征伐不是安边的上策，穷兵黩武必定祸国殃民。在《战成南》诗中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明确指出用兵凶险，圣人也只在不得已时才使用！ 约束边将。安史之乱前，李白曾有幽州之行。论者以为，他本来是因为准备“弃文从武”而去的，但到幽州，却发现一个巨大的危险：“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騄耳空腾骧。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李白认为，玄宗让安禄山这样的边将独揽三镇，等于借长鲸以扫地，弃北疆于他人，现在长鲸已强大到能呼吸百川、摧倾燕山，而叛逆在即，朝廷危矣。两年后，安史之乱发，证实了李白事前的判断，可见严防边将坐大，何其重要！ 4、睦邻和蕃的外交理念 天宝八载（749）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军十万攻破吐蕃石堡城，伤亡士卒数万人，取得了俘获吐蕃400 人的“重大胜利”。 哥舒翰因立功封“御史大夫”（副宰相），从三品，服紫。寓居江东的李白闻此怒不可遏，有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直击此事：“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揭露和批判了当朝的黑暗政治，并对哥舒翰这样的功名富贵表示极大蔑视。盖李白主张以德绥远、睦邻安边，以“和蕃”之对策，与外族共处。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碑记》中，称“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说明李白曾经为朝廷起草过《和蕃书》。 周勋初《李白评传》第四章《李白的思想》有“突破夷夏之防”一段，通过安史之乱、攻打吐蕃石堡城和南诏之役三件事的分析，结论是：“李白追求的是边疆平静无事，各族之间和好相处。”“历史的发展证明李白的观点客观公正。”（《李白评传》南京大学2005 版，257、252 页）5、平等正义的社会理念 存交重义。李白主张存交重义、轻财好施的侠义思想，痛恨社会生活中世态炎凉的势利观念。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间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明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他以真心、真情与人交往，感情纯洁真挚，不图回报，他的付出是无私的。 伸张正义。《新唐书文艺列传》称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治乱解纷的纵横家思想，见义勇为的剑客侠士风尚，在李白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李白热心伸张正义，并有行侠仗义的实践。其诗有《东海有勇妇》赞颂越女为夫报仇，万死不顾；《秦女休行》点赞秦女为宗报仇，杀人都市，终被赦宥，都表达了伸张正义的主张。 济贫扶弱。王安石批评李白诗“十之八九言酒与妇人”。读李白写女性的闺怨诗、宫怨诗、思边诗、商妇诗，我们发现李白其实是一个关爱女性的人，他欣赏女性的美丽，体察女性的艰辛，同情女性的悲苦，表明他是一个愿意帮扶弱者、具有“拯物情”的勇士。 自由平等。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中，用赞扬东方朔的话来称颂李白，云：“开济明豁，包含弘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李白痛恨封建社会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向往人间的自由和平等，所谓“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隐仙城山序》），正是他的人格追求。 再复鲁道。李白赞赏的社会风化是怎样的？他在《任城县厅壁记》写道：“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颦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可见，李白主张的社会风尚，是扶老携幼、和谐熙熙的社会，并不否定“尊尊亲亲”的“鲁道”。 6、发展创新的文化理念 复古大雅。许多学者对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进行了深入探究，认为这篇古风，是李白通过评述《诗经》以来的文学作品，表达了他的文学创作主张。李白推崇《诗经》的“正声”——大雅，而对“王风”以下，包括屈原《离骚》的“哀怨”，汉赋的“流**”，以及建安以来诗歌创作的“绮丽”之风都不满意。李白要力求“复元古”，即恢复《诗经》大雅的优良传统，而对唐代“文质相炳焕”的清真自然之诗风大加赞扬。李白主张自然率真、反对绮丽萎靡的创作思想，在当时就有颇大的影响。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杨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者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说明李白的文学思想在当时就具有横被六合、移风易俗的正能量！ 通于时变。有论者认为，李白的思想观念，总是停留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尤其对五胡十六国的文化念念不忘。其实李白的政治观念主要来自《长短经》，而赵蕤在《长短经》的序言中就强调“通于时变”，特别强调“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强调“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李白自谓“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他的政治思想兼收并蓄，变通发展；他的创作风格继承传统，推陈出新，都证明他是一个主张审时度势、应时变通的与时俱进者。 7、功成身退的为官理念 功成身退。李白有许多关于“功成身退”的诗，如：“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其一）“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李白主张为官不贪婪、不恋栈，要功成身退，这是李白从政为官的理想设计，也是他建功立业的崇高之处。其中渗透着老子“功成弗居”的教导，吸取了无数历史英雄的教训，又体现了李白的自由天性和人生理想。 功在谋略。“功成身退”的前提是“功成”。李白认为“功成” 的要诀在“谋”和“策”，标杆是做张良和范蠡那样的人。李白常常声明自己广有谋略，他在《与韩荆州书》（734）里说：“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说明他手里是有“谋画、谋略”的版本的。 暮年蒙冤被系浔阳狱，还在研究救国之策，说“余时系浔阳狱中，正读《留侯传》，秀才张孟熊蕴灭胡之策，将之广陵谒高中丞。 余喜子房之风，感激于斯人，因作是诗以送之。” （《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诗序）一个蒙冤入狱的老者，还喜“子房之风”，为什么？是崇拜张良的沉稳机智，多谋善断，能匡时济世，安邦定国。而张秀才蕴灭胡之策，李白“感激于斯人”，表明他敬重在大乱中挺身而出的谋士！ 以策立功。李白一辈子皆梦想成为策士，他在诗中谈“策”与谈“酒”一样频繁。比如他在《送侯十一》诗中自言有侯嬴那样的救赵之策，在《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中自谓有经济策，在《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诗中自比张良，在《东鲁行答汶上翁》中自比鲁仲连，在《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中自比乐毅、苏秦，在《赠从弟冽》诗中自谓有“报国长策”，在《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诗中哀叹自己因为“能言终见弃”，是因言策而被明主所弃……可见李白满脑子都是治国的良谋奇策。那么，他到底有些什么“策”？ 一曰“经济策”。李白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云雾”来“嘲鲁儒”，说明李白必有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经济策”。二曰“五饵策”，李白自称“方陈五饵策,一使胡尘清。”（《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五饵策”本是汉朝贾谊提出的防御匈奴的策略，内容是：“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目的是以此来影响匈奴的文化、思想意识而使其汉化，最终让匈奴民族消亡。李白借此说自己有“清胡”之策。三曰“绕朝策”：“敢献绕朝策，思同郭泰船。”（《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李白所谓的“绕朝策”指的是“有先见的谋略”，由于历史故事中秦人绕朝因示策而最终被杀，所以李白说献此策，须有“敢献”的勇气。四曰“龙韬策”：“破胡当用龙韬策，积甲应将熊耳齐。”（《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相传吕尚编的古兵书为《太公六韬》，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龙韬为《六韬》之一，泛指兵法、战略。李白主张打击入侵者必须采用太公兵法的《龙韬》之策略，迫使敌军投降，缴出的铠甲和兵器堆积如熊耳山那样高。 上述“四策”，泛指治国之方，先见之谋，亡敌之计，用兵之略。表明李白长于以“谋策”建功，不愿做碌碌琐事。崔宗之在《赠李十二》诗中称李白“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有王霸之略；李华在《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称李白“宜其上为帝师，下为伯友”，有帝师之才，都不是溢美。 毋庸讳言，笔者上面的罗列，并不能道出李白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的全部内涵。然而即使从以上简单的梳理，我们也卓然可见李白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为官等各个方面，体系博大，内容务实。这些思想、主张、政见或理念，确实蕴含着辅弼人君的“管晏之谈”，治国安邦的“帝王之术”，例如管仲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重德教民的社会伦理思想；晏子对内的仁政爱民政治学说，对外的和平相处外交思想，对己的廉洁从政为官原则，都被李白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于是我们知道，李白的许多诗文，是以文学作品为形式，以政治理念为内容，表达其治国政见的著作，在中国“政治家”的堂奥中，应有李白的一席之地！ （二）游刃有余的政治实践 李白从零起步，凭一己之努力，创造了三个政治活动平台：翰林院，永王幕府，宋中丞幕府。其一是直接为皇帝服务；其二是为皇帝之子永王李璘服务；其三是为朝廷御史台长官服务。考察其三个平台的业绩，论其履职能力，皆游刃有余。 李白获得第一个平台即待诏翰林，若从其拜谒李邕的第一次干谒算起，经过了长达22 年的漫长岁月，经受了无数失败的求荐冷遇。但最后得到玄宗本人“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的隆重接待，然后“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这样的“优遇”在全唐诗人中绝无仅有，是一个布衣诗人“登峰造极”的荣耀。翰林平台的获得，表现其“名动京师”的社会影响力，而且事实证明，李白对于“著书金銮殿”的工作，是完全称职的。玄宗最后的赐金还山，《新唐书》称“帝爱其才，数宴饮。白常侍帝，……帝欲官白，妃辄阻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以此来看，玄宗对李白的能力完全肯定。李白还山，罪错在玄宗皇帝和奸佞小人。第二个平台，是“空名适自误”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宫廷斗争、王室内部斗争的隔膜，却也表现了李白参与平叛安史之乱、为国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他受到肃宗集团的惨重打击，并非李白的主观罪错。李白在三个政治平台上的表现，既尽心尽力见其忠君报国之心，又游刃有余见其匡时济世之能。 关于李白在供奉翰林期间的活动，后人研究似乎比较侧重在玄宗对其定位为“文学侍从”，认为他其实是与政治活动隔膜的。 这样的判断，比较有利于解释李白为何在政治上没有很大建树，但从李白自己的诗文，相关的史传、碑记、传记类文章来看，李白在一年多的翰林生涯中，其实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李白自己说：“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谬挥紫泥诏，献纳青云际。”（《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遭遇圣明主，敢进兴亡言。”（《书情赠蔡舍人雄》）“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赠崔司户文昆季》）以上似乎就是“翰林待诏”的正常工作。另外李白还特别谈到献赋：“汉帝长杨苑，夸胡羽猎归。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温泉侍从归逢故人》）“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夸胡新赋作，谏猎短书成。”（《秋夜独坐怀故山》）“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 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英雄才可观。”（《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因学杨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言，清芬播无穷。”（《还山留别金门知己》）如果把李白自己的记录，与当时人及后人的相关叙述相印证，李白在初见玄宗时，曾“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新唐书文艺列传》）翰林期间的工作“输出”，有以下可称者： 1）献赋若干篇。如《大猎赋》、《明堂赋》；2）起草《出师诏》（见魏颢《李翰林集序》）；3）起草《宣唐鸿猷》（见刘全白《唐故翰林李君碣记》）；4）承皇帝命献《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词三首》等诗词数十首； 5）论当世务，草和蕃书，辩若悬河，笔不停辍（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 6）“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见《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 7）“既润色于鸿业，亦间草于王言”（见《为宋中丞自荐表》）；8）“布衣侍丹墀，密自草丝纶”（见《赠崔司户文昆季》）；9）“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赠溧阳宋少府陟》）；10）“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书情赠蔡舍人雄》。 总的看来，李白在供奉翰林平台上，既有文学侍从性质的写诗谱词，也有讽谏性质的主动献赋；既有皇帝大秘书性质的起草诏书，也有口头交流的建言献策。李阳冰《草堂集序》中说李白因“格言不入，帝用疏之”，说明李白在玄宗面前曾有“逆鳞” 之谏，内容正是为“社稷兴亡”而发。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李白要在李林甫专权的黑暗朝廷里，冲破“铁幕”建功，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政治平台之二的永王幕府，由于时间不到两个月，李白“输出”不多，现存仅有歌颂永王之诗《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和表态言志的诗《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在此平台，李白虽自以为“登上黄金台”，有了同谢安一样“为君静胡沙”的机会，实际未得谋士之实，因之在军幕期间有《与贾少公书》，表达“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之叹。至于李白与诸侍御如何讨论“金匮篇”，提出什么样的奇略嘉谋，尚待考证。 在政治平台之三的宋中丞幕府，李白却是真正参谋军事的，有诗《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为证。时间数月，为宋公代草章表、奏疏、祭文多件，如《为宋中丞祭九江文》、《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自荐表》等，可见宋中丞对其能力之倚重，也可见李白是作章奏表疏等政治文章的能手。 “用之则为虎，不用之则为鼠”（东方朔）。一个人的政治业绩，为其被“用”或“不用”所规定。而决定人才的“用”与“不用”的，则是人才“所直接碰到”的皇帝或者权臣。李白所涉的上述三个政治平台，无法造就巨大的政治业绩，但从政治才能的角度来考评，却都是A+。 （三）大贤不偶的政治才能 洪迈言：“大贤不偶，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容斋四笔》）李白的政治才华，假如际遇的是励精图治时的玄宗而不是荒**腐败了的玄宗，他的生命史即会完全改写，或在大唐政治史上大放光辉。 李白是难得的大笔杆。他的文章才能，不是说他能写诗赋，而是能写各样各式的文章。我们知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文章体裁有30 种之多，各种体裁的写作要求、规范、技巧之区别很大，擅长于诗者不一定能赋，能赋者不一定能奏章。比如，汉代著名的政治家贾谊，就是一个写“奏疏”的一流专家。但李白不光擅长诗歌，他的辞赋，他的章表、奏疏、颂赞、书序，都是好手。在传世的李白著作中，有散文70 余篇，涉及体裁十数种，可知他是全能式的文章大家，是全能式的大笔杆子。史上有的笔杆子仅擅长奏疏或诏诰一项就能做成大官；那么，以李白“一心佐明主”的理想和忠诚，加以“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文功笔力，并且经过“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的历练，倘让李白掌中书令岂非善哉！而中国历史上，许多经典作家都同时是政治家。 李白可以是优秀的宣传家。宣传家一要忠君爱国，忠心地宣讲皇上意旨，国家政策；二要懂民意、识民心，知道民间诉求；三要宣传有术，能获宣传之效。李白其实大有宣传家才能，这在玄宗老儿亲口对他说“卿本布衣，非素蓄道义，岂能为朕所知” 即可证明。看官想想，一个从蜀中出来的青年人，毫无依傍，从零打拼，其大名弄到皇帝老儿也有所闻，召到京都后，隆重接待，并且“下辇以迎，调羹以饭”，爱得不行。这在封建社会空前绝后。所以，要承认李白的宣传功夫十分了得。如果让他做个“宣慰使”，他何尝不能称职？ 李白可以是优秀的外交家。李白于外交战线，颇有缘分。第一，他出生于西域的少数民族环境，母亲可能就是胡人，因此他熟悉羌族、突厥族等“胡人”文化习俗，甚至语言。第二，李白的思想开放，他虽然少年习武，有弓马剑术功夫，但他却是一个反对无谓的战争，讲究以和为贵的人。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李白醉书吓蛮书”一回，而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中有李白曾经为玄宗“草答蕃书，辩若悬河，笔不停辍”的记载，可见不是瞎说。李白对外籍番邦国外人士都以开放友好之态度，比如对日本友人晁衡，应是在供奉翰林期间所认识，十年后，误闻晁衡归国溺海而死，他竟大哭，有《哭晁卿衡》诗。所以倘安排李白去搞外交，没准能立下“化干戈为诗酒”的大功！ 李白可以是优秀的教育家。从教育家角度看李白，强项多多。 其一是有节慨，他歌颂英雄苏武，是一种表达；他歌颂松柏兰蕙，又是一种表达，但都可以证明其“性本高洁”。其二是追求，李白的从政理想是“两段论”，一报国立功，二功成身退，追求一种高尚的建功立业，不是贪脏枉法、个人升官发财。其三是，他是真有大大的学问。论文，他曾经教韦冰儿子如何写诗歌乐府，李白的乐府诗特级棒，上百家讲堂岂不是绰绰有余。论武，他也有门人武谔，说明大圣人孔子的“六艺”，李白都不生疏。以李白学问、身手与悬河之口，执鞭从教，一定堪与孔圣媲美。 李白可以是优秀的文坛领袖。有朋友认为李白的诗赋文章这样棒，如果让李白做“全国文联主席”，岂非大善？一是李白本人确有此志，他在五十岁那年，亲口说过“吾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二是，他的文艺思想清新自然，浪漫天真，尊重传统，创新发展，非常符合历史辩证法，经得起历史检验。三是他个人的艺术天才，足孚众望。我们大家多认定李白是诗国天才，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他的呢，没有听说，不知道。其实，因为李白诗名太盛掩盖了其他方面的才华，使我们竟不知道他还是一个书法家，美术鉴赏家，歌唱家，古琴演奏家，清谈脱口秀，剑术家（此六家，见本书另章所论）。他在文学艺术圈，诗赋则有诗圣杜甫，书法则有草圣张旭及颜真卿、释怀素，画家则有画圣吴道子，剑术则有剑圣裴旻，四位“圣人”一级的国宝，被他“一网打尽”！古今中外谁能这样交朋友？没有！所以李白这样的天才，玄宗、肃宗不用真是瞎了眼！ 李白可以成为优秀的宗教领袖。因他不但学识宏富，而且兴趣多端，信仰多元，所以被学界称为是一个“多元结晶”的思想家。我们前面谈到，李白的思想融通了儒、道、释、墨、纵横、法、兵以及侠士等诸家学说，他不但精通儒家经典，对于诸子百家、奇书怪异之书籍，也酷爱异常，尤其在道教方面，也下过“水磨石”的功夫。他自言“十五爱神仙”，“学道三十春”，“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不仅熟稔神仙道教之理论，而且采药炼丹也身体力行。他的道教朋友、神仙隐士圈几乎囊括了当时道家领袖和著名隐士。按道教的传授来说，陶弘景传王远知，王远知传潘师正，潘师正传司马承祯，司马承祯传李含光，李含光传胡紫阳，胡紫阳传元丹丘，而从司马承祯到元丹丘，四代传人皆为李白好友！其“神仙隐士圈”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地位崇高，有的是为玄宗皇帝授箓的尊师（司马承祯、高如贵），有的是当今皇上嫡亲的妹妹（持盈法师即玉真公主），有的是著书立说的饱学之士（吴筠、元丹丘），有的是名满四方的官宦人家（李林甫女李腾空）。这些道友的隐居修道之地，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名山： 江东天台山的司马承祯，随州仙城山的胡紫阳，安陵的盖寰，青州的高士贵，终南山的玉真公主（持盈法师），仙城山的元演，中岳嵩山的焦炼师、裴图南、杨山人，黄山的韩云卿（韩侍御，韩愈的叔），黄山的温处士，天台山的杨山人，东岳泰山的范山人，庐山的李腾空（李林甫的女儿），布山的王山人，王屋山的孟大融（王屋山是是中国九大古代名山之一，也是道教十大洞天之首，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徂徕山的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嵩阳的崔宗之、张子，四明山的贺知章，鸣皋山的崔征君；五松山的殷淑、杜秀才，等等，凡数十人，均在李白的诗中出现过，有的反复多次。对于这些藏在全国各地名山“餐霞饮露”的道友或隐士，李白都十分尊重友善，或饯别，或送行，或寻访，并且以诗相赠，表现了对同道者的极大热情。对其中名气盛大的道士，李白甚至不远千里、踏破铁鞋也要去寻访。有时未曾见面，也要“闻风有寄，洒翰遥赠”，写诗表达企慕和友爱。此外，他曾写了许多颂赞佛祖、佛像、佛教活动的文章，对于佛教教义的理解、佛经典故的运用，简直如数家珍，娴熟得不得了，可知他与高僧谈玄，在僧中弹琴交友，自号“青莲居士”，并非全为销“万古愁”而来，也是内心兴致所之。 唐代三教并重，道为国教，若李白出任宗教界领袖，恐怕是道家要乐于“稽首”，和尚也要念“阿弥陀拂”的。 李白是一个优秀的观察家。从李白的诗文，可以看到，他不但是一个思想丰富的人，而且是一个政治嗅觉敏锐的人。他有“安社稷，济苍生”的抱负，因而关注朝廷，关注社会，关注政策，关注民生。他神游三山五岳，四海五湖，对于民情民心，对于官场黑暗，恶官良吏，都有深刻的了解和判断。诗人的感性，纵横家的犀利，《长短经》的博大眼光，构成了李白特有的政治敏锐和社会洞察力。李白关于朝廷黑暗的抨击，关于权奸当道残杀忠良的痛骂，关于安史之乱的预警，表明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观察家。唐代天宝时，每个道都有一种观察使、采访使之类的职务，李白完全可以游刃有余的。 李白可以是优秀的谏议大夫。李白既有政治敏感性，同时又有逆麟直谏的勇气，说明他实际上具备朝廷高级谏官的素质（不是左拾遗、右补阙这类低级谏官）。其一，李白的政治敏感，在前文关于“不离不弃的忧国忧民”，“愈挫愈奋的苦斗抗争”中，对于宫廷腐化、奸臣当道、穷兵黩武的抨击，对皇帝荒**、边将坐大的担忧，对社稷不安、人民悲苦的忧虑，有充分的展示。根据安旗先生的分析，在安史之乱前，李白为此而北上幽州打探根据，在幽州之行后，李白在《远别离》《公无渡河》等诗中已经预感天下将大乱，三入长安谋求献策朝廷，似乎于此有“特异功能”。其二，李白在被“赐金还山”后有多首诗文提及他在朝廷被疏的原因，原因有二，一是被妒被谗，一是进言不合，是“敢进兴亡言”，“能言反被疏”，而李阳冰《草堂集序》也说“格言不入，帝用疏之”。足见李白已经实践过谏官的职能，惨在无道的昏君油盐不进！而有趣是，代宗即位了，倒记得李白可以为谏官，所以拜李白为“左拾遗”，说明朝廷为李白平反、“落实政策”时，是讨论过李白的“强项”的！ 李白还可以成为称职的将军。此为何？第一他有武艺，“十五好剑术”，出蜀时说“已将书剑许明时”，是带着文武两艺“仗剑去国”的，他在许多诗里都谈到他的卓异武功。第二，他少年尚武，有英雄之慨，侠士之勇，“虽长不满七尺，心雄万夫”。 “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光尘中”，“杀人如剪草”是他最喜欢的事儿。他宝剑、匕首随身，虽是文章奇才，却是武士之装。第三，他五十以岁时看以文取官很难，曾决定弃文从武，去立边功，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诗中：“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回旋若流光，转背落双鸢。胡虏三叹息，兼知五兵权”并确实有赴边的幽州之行。第四，他在五十九岁的时候，还感叹“据鞍空矍铄，壮志竟谁宣？”（《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希望做一个廉颇那样的马上将军。第五，最最重要的是，他受过赵蕤主导的军事训练，他学习兵法的时间，比上世纪“黄埔军校”的学员用时还多，他自恃有用兵的韬略在身。惜李白的这一强项，没有引起当时人的注意，而今人也多忽略，以为是诳语！李白向赵蕤学习的《长短经》，前半是政治谋略，后半24 篇完全是军事教材，内容综合了姜太公《六韬》、《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司马（穰苴）法、黄石公《素书》、诸葛亮《心书》等诸家兵法，传授了从出师择将到结营布阵、使用间谍、奇计制胜，乃至得胜还师以后如何退而自保的全套方略，是一部集大成的《兵法》。李白在许多诗里称自己胸有长策、良图、谋略，都不是空话。 李白是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理想是“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建设一个天下熙熙的和谐社会，需要做好各界、各地、各层面的工作。在这方面，李白恰是一个能搞统一战线的料！他在一路求官、一路旅游、一路写诗、一路喝酒中，交了无数朋友，按今天的说法，他有非常多的“朋友圈”。他说自己“白上探玄古，中观人世，下察交道。海内豪俊，相识如浮云。” （《送戴十五归衡山序》） 因为他性格豪爽，存交重义，“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行》），所以一生交友无数。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谈到： 李白交游之广，世所罕见。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有交无类。……从刺史、太守、别驾、长史、司马、判官、都史、司户、司士、参军，到明府、少府、赞府、录事、主簿。……现存李白集中赠答之作过半，其对象大都是上述地方官吏。 裴先生所谓“现存李白集中赠答之作过半”，涉及的对象已达500 人左右。按李白诗文“十丧其九说”，则其平生所交友人当有数千人（一两千应该没有悬念），是一个极类今人“微信朋友圈”的大数据！稍作分析，李白的“朋友圈”（或“接触圈”）计有：帝王将相圈，宗室氏族圈，地方诸侯圈，州县佐吏圈，神仙隐士圈，佛门僧侣圈，文学艺术圈，剑客侠士圈，饮中豪士圈，弹唱娱乐圈，等等。这些“朋友圈”，范围大，人数多，层次高，他说“海内豪俊，相识如浮云”，并不是很夸张！ 比如在“帝王将相”圈子中，李白与之相识、接触或有诗文赠答的即有玄宗李隆基，玄宗子永王李璘，宁王、徐王、吴王等，玄宗妹玉真公主，左相崔涣、宰相张镐等等；在“宗室氏族圈”中，为李白称“兄”的5 人，有新平长史李粲、襄阳少府李皓、虞城宰李锡，中都明府某，徐王李延年。 为李白称“弟”的多达17 人。还有被称为“族叔”，如李阳冰者数人，兹不一一。 在“朝廷京官圈”中，有秘书监贺知章、御史中丞宋若思(宋之悌子)，右司郎中魏少游，朝廷“侍御史”则无数，李白参与的“酒中八仙”全是京官。 在“地方官吏圈”中，有杭州太守李晔，宣城赵悦太守、宇文太守，江夏太守韦良宰，汉中郑太守，南平太守李之遥等。 李白的“文学艺术圈”则囊括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坛艺坛之领袖，包括：诗人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高适，书法家颜真卿、李阳冰、释怀素，画家吴道子，剑术家裴冥。唐文宗所称的“大唐三绝”，“书绝”张旭、“剑绝”裴冥，正是“诗绝”李白的好朋友！ 至于“州县佐吏圈”，则车载斗量，不胜枚举矣！ 我们似乎可以说，李白的朋友圈，几乎把盛唐时期许多行业的顶级人物“一网打尽”！其交友之目的虽然比较多元，如有经济目的、宗教目的或兴趣爱好等因素，但主要是因其政治活动而建立，是因政治目的而创造的人脉，即李白为打造政治品牌、寻找荐举“知音”的桥梁。有趣的是，李白的第一个政治平台——翰林供奉，正是“道家朋友圈”中的元丹丘、玉真公主、贺知章等联袂做出的贡献！而且，当李白含冤被系寻阳狱的时候，是他“京官朋友圈”的崔涣、宋中丞救了他，并提携他进入第三个政治平台——宋中丞军幕。在李白含冤流放夜郎的时候，虽然有肃宗圈子中人要往死里打，“世人皆欲杀”，但也有像“诗人文士圈”中的杜甫为之冒险喊冤，有“帝王将相圈”中的张镐送衣赠诗表示慰问，有“地方诸侯圈”和“州县佐吏圈”中的“群官”，于李白赴夜郎之沿途迎来送往、酒宴相待。 “朋友圈”，常常是一个人学识、才能与人生层次的重要参照物。李白以一介布衣而做到“海内豪俊，相识如浮云”，不但可见李白为践行政治理想而付出的无数时间与心血，而且可见李白在打造声誉、组建人脉方面的优秀才能，同时也足以证明他的学识才华在“海内豪俊”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些，正是李白优秀政治才能的一种表现。 不过，李白的政治才干虽多，然其自我珍重、自我依仗者，却是“经济之才”、“帝王之术”和“王霸之道”，这里我们重复一下他的部分“宣言”：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 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 （《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崔少府叔封昆季》）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 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 （《赠钱征君少阳》） 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 （《为宋中丞自荐表》） 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 （《书怀赠南陵常赞府》） 由于李白早有“才术信纵横”的学识定位，有“愿一佐明主” 成为“帝王师”的方向定位，有“游说万乘苦不早”的时机定位，因此他一生的注意力，其实相对集中在对“长策”“良图”“谋略”的思考中，这有其众多关于“策略”的诗文为证。笔者推想，李白用功在“策”，梦在“策士”，此处必乃其大才所蕴者。奇怪的是不但当时的大唐官吏不曾认真听听李白之“良策”，连一千多年来的李白“粉丝”（代代皆有），也不愿意稍微探索一下李白的纵横之略、策士之谋究竟是何！惜哉惜哉！或许因其诗名太大，政治雄才为其巨大诗名所掩盖，或者是因为后人忙于学习其雄奇瑰丽之诗而无暇顾及其他，或者是因为李白的奇策妙略与诗文一样不幸散失，反正今天，我们便只晓得他是一位“伟大诗人”了！ （四）见微知著的政治预见 马克思说：“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段话精辟地揭示了时代、际遇等，对于天才人物的事业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李白的天才要得到理想的发挥，需与他“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相匹配。然而这种君臣之间良好匹配的所有案例，几乎都是基于历史机遇。许多论者以李白的从璘悲剧为依据，完全否定李白的政治智慧，却忽略了李白到处闪烁的政治智慧之火花。 李白的“理想”岗位，本是危险的“火坑”。 裴斐先生说：李白一辈子都在做策士梦（《李白十论》）。 熟读《长短经》的李白，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胸有长策”，可资“游说万乘”。但权力的中心即风暴的中心，“游说万乘” 从来都是一件难度极高、风险极大的活儿。战国晚期著名法家韩非有一篇文章《难言》，专谈游说人君之“难”，大意如下：难于进言的情况是：言辞和顺流畅，洋洋洒洒，就被认为是华而不实；恭敬诚恳，耿直周全，就被认为是笨拙而不成条理；广征博引，类推旁比，就被认为是空而无用；义微言约，直率简略而不加修饰，就被认为是出口伤人而不善辩说；激烈明快而无所顾忌，触及他人隐情，就被认为是中伤别人而不加谦让；宏大广博，高深莫测，就被认为是浮夸无用；谈论日常小事，琐碎陈说，就被认为是浅薄；言辞切近世俗，遵循常规，就被认为是贪生而奉承君主；言辞异于世俗，怪异不同众人，就被认为是荒唐；口才敏捷，富于文采，就被认为是不质朴；弃绝文献，诚朴陈说，就被认为是粗俗；动辄援引《诗》《书》，称道效法古代，就被认为是死记硬背。这些就是我难于进言并深感忧虑的原因。 所以法则虽然正确，未必被听取；道理虽然完美，未必被采用。大王若认为这些话不可信，轻则看成是说毁诽谤，重则使进言者遭到灾祸、死亡。所以伍子胥善于谋划而吴王杀了他，孔子善于游说而匡人围攻他，管仲确实贤能而鲁国囚禁他。这三个大夫难道不贤吗？但三处的君主不明智。上古有商汤，极其圣明；有伊尹，极其聪明。极其聪明的去进说极其圣明的，这样尚且70次进说不被采纳，还要亲自拿着炊具做厨师，亲近熟悉后，汤才知道他贤并重用了他。所以说：用最聪明的去进说最圣明的，未必一到就被接受，伊尹说汤就是这种情况；用聪明的去进说愚蠢的必定不被接受，周文王进说殷纣就是这种情况。 （《韩非·难言》，中华书局，2010）“游说万乘”有“十二难”，己被韩非说尽。伍子胥善谋而被杀，孔子善说而被攻，管仲贤能而被囚——因为君主不明智，当然无药可治；但如果说者极其聪明，君主极其圣明，又怎么样？ 伊尹说汤七十而不纳！说明用最聪明的去进说最圣明的，也未必马到成功！ 韩非还在《说难》中谈到游说人君之“险”。第一，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二，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三，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四，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五，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六，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第七，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此外，还有八个同样是危险的“被认为”：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罗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七险”“八被”“十二难”，韩非告诉我们“游说万乘”，失败是常态！ 对此，李白头脑是清醒的。姜太公84 岁遇文王，成为帝王师，立下丰功伟绩，但姜太公的本事是84 岁才有的吗？百里奚70 岁被秦王重用，成为“五羖大夫”，他的本事是70 多岁才有的吗？ 为什么两位大贤年富力强却垂钓渭溪、养马南海呢？机遇！李白在《梁甫吟》诗里说：“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臲屼当安之。”他坚信，大贤虎变，神物相合，是要等“风云感会”的。 可惜纵观历史，圣君贤臣“神物相合”、“风云感会”的机遇十分稀有。而昏君当朝，因为进言而被贬被逐、被杀被诛的贤圣和英雄，却屡见不鲜。韩非子说：用聪明的去进说愚蠢的必定不被接受，周文王进说殷纣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文王进说纣而纣囚禁了他；翼侯被烤死；鬼侯被做成肉干；比干被剖心；梅伯被剁成肉酱；管仲被捆绑；曹羁逃奔陈国；伯里子沿路乞讨；傅说被转卖；孙子在魏遭受膑刑；吴起在岸门拭泪，痛心西河将成为秦地，最后在楚国被肢解；公叔瘦推荐国中杰出人才反被认作糊涂，公孙鞅出奔到秦；关龙逄被斩；苌弘被剖腹；尹子陷入牢狱；司马子期死后尸首浮在江上；田明被分尸；芯子贱、西门豹不斗而被人杀害；董安于死后被陈尸市中；宰予不能逃避田常政变；范睢在魏被打断肋骨。这十几个人，都是仁义、贤能、忠良而有本领的人，不幸遇到荒谬昏庸的君主而死去。那么即使贤圣也不能逃避死亡和刑辱，为什么呢？ 就是昏君难以劝谏，所以君子难以进言。况且合情合理的话是逆耳冲撞的，除非贤圣没人能听进去。 （《韩非·难言》，中华书局，2010 版）瞧！这些仁义、贤能、忠良而有本领的人，都因遇到荒谬昏庸的君主不幸死去。所以笔者认为，李白的“理想”定位，本来就是一个“火坑”。你只要进入这个“火坑”，被谗、被冤、被逐、被杀，就完全决定于你的周边环境和昏君的一时情绪，而非你的才干与智慧。凭李白一次翰林下岗，就下李白无政治才能的结论，可谓皮相之见！ 李白倘官拜宰相，必定会以言丧身。 历代大贤的政治命运皆决定于其际遇，看你所逢是明君还是昏君。若是明君李世民，则降官魏征可成为宰相；若是昏君李隆基，则贤相张九龄会无罪被罢官。可惜，李白所遭遇的，恰恰是曾经励精图治开盛世的“明主”，而今只顾“芙蓉帐里度春宵” 的昏君李隆基。 与历代皇朝基本雷同，大唐的多数宰相，都以悲剧下场。有人统计，大唐一朝289 年，共21 位皇帝，而宰相总数达三百七十多位，平均每年产生1.27 个宰相。唐代宰相直接在相位上死于非命的有41 位，如刘洎、上官仪、魏玄同、杨国忠、元载、李训等；而罢相之后身遭惨死者的有42 人，如长孙无忌、李适之、李辅国、刘晏、杨炎、杜让能等；当了宰相后又遭贬谪的，如张九龄、张嘉贞、李德裕、李宗闵等，则数以百计。 玄宗一代共有宰相34 人，结局多半也很惨：其中在位被杀的9 人（含死后未葬被剖棺1 人，在贬所被自杀1 人），占26.4%；当了宰相后被贬被黜的19 人，占56%；能在相位得善终者6 人，仅占17.6%。这些宰相，有的任职时间很短，带来的灾难却很长。 其中，在位1 年以下的5 人，有的仅三个多月，谓“百日宰相”！ 在位2—3 年的20 多人，说明大概率就是这个数。5 年以上有5位，算很长了。而当了18 年零7 个月的宰相的，只有奸相李林甫一人，说明你除非是极大的奸相，不可能在位多久。不过即使是一代奸雄的李林甫，也是死而未葬就被剖棺夺金紫，子孙后代皆被杀逐，算不得什么好下场！ 姚崇、宋璟，是“盛唐”著名的贤相，他们在相位的时间，都仅仅三年零两个月。所以，以是否成为封建皇朝的大官，是否在封建朝廷中久处大位，这完全是以皇帝或权臣的好恶来判断人才的德才，结论常常是倒置的。看看玄宗的昏庸和荒唐，看看林甫的专权和得意，看看禄山的狡诈和召祸，我们就会明白，政治家之才能，不能用其一时得志来评判。 当李白诏入翰林的时侯，所谓的“盛唐”早已变为“荒唐”！ 在此前后，玄宗的金銮殿上，都有大臣血肉横飞。身为谏官上书弹劾奸臣而被杖死于殿廷（如周子谅），身为贤相谏止任用李林甫而被罢黜（如张九龄），大名鼎鼎的太守被构陷不容申诉被杖死（如李邕），官至尚书不知何事而获罪丧身（如裴敦复），漕运有功被谗获罪而被诛（如韦坚），官至左相无过失自散外地而被自杀（如李适之），屡建大功因上疏谏阻错误用兵而被判极刑（如王忠嗣）…… 这其中有两位就是宰相，他们都看出与李林甫“同列”的危险，刻意写了“示降”的诗，结果仍无法逃出“魔掌”。孟启在《本事诗·怨愤第四》中说：“开元末，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时誉甚美。李林甫恶之，排诬罢免。朝客来，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酣，且为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李林甫愈怒，终遂不免。”李适之“避贤”也没用，终于被迫自杀。那么张九龄呢？ “张曲江（即宰相张九龄）与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学精识深器之。林甫嫉之若仇，曲江度其巧谲，虑终不免，为《海燕》诗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世知泥滓溅，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亦终退斥。” 这两位宰相，一位是“皇亲”，一位是文学巨擘，政才杰出，时誉甚美，都是玄宗曾经之所爱，结果都很惨。可以想见，李白倘当上宰相，结局很惨毫无悬念。一是李白的政治品德与才干，并非玄宗所需。李白自称“犹可帝王师”，以“游说万乘”自命，定位在匡时济世；但他的名气出自诗赋，他以诗赋为“敲门砖”，“名动京师”响当当的玩意只是诗赋，玄宗“帝甚爱之”是其文才，定位的是“文学侍从”，于是“方枘圆凿”。二是李白的性格必然会尽忠死谏。李白不是一个光爱写写颂歌的人，他要“指点江山”，这既是其性格和天才气质使然，也是《长短经》的教导所致。后代的许多论者，由于总把李白置于“诗人”之列，便以为李白“敢进兴亡言”是狂妄多事，甚至认为他的谏言，必是不切时需的“魏晋南北朝”之老生常谈，而忘记李白是以“游说万乘”为己任，以囊倾“帝王之术”为使命的人。李白“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是昏庸了的皇帝与黑暗了的朝廷，熟悉王霸之道的李白，就不免有满腹的“兴亡言”，所以李白若在其位，必会像屈原、比干、张九龄那样尽忠死谏。三是从来“敢进兴亡言”者，往往收获悲剧之果。因为昏君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最怕“兴亡言”！多少贤圣能臣之死，都是“敢于进言”所致。玄宗连贤相韩休、张九龄甚至高力士的直言都不听，李白“敢进兴亡言”，结果不言而喻。所以，李白倘成为玄宗的“辅弼”之臣，其被杀被诛，具有必然性！ 李白四项智慧抉择，证明其德才可观。 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指出，朝廷是个“丑正同列”的地儿。若见皇上宠幸你，佞臣们就群起而妒之，千方百计给你点“眼药”；若窥见皇上对你有些微不悦，小人们当然不再客气，墙倒众人推，把你干沉。因此，“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是李白遭遇的一个“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被嫉妒被打击，其实是必然的。“非廊庙器”“恐言温室树”，这样的“谗言”实际上等于“莫须有”，而它对于草根的李白，杀伤力已经非常巨大，直接构成了“被逐”的要件。然而谗妒反证的正是才能，李白如果无才，朝廷群小何必谗言以妒？！ 因此，有人认为李白在朝廷待不下去，失去了政治成功的宝贵机会，就可断定李白政治上无能，是因为论者非常可惜地站到了昏君或权奸的视角上，因为您只要联系具体的政治环境来看李白的作为，就会发现：李白其实政治才能优异，政治智慧多多。 李白的第一项智慧抉择，是在翰林供奉期间对玄宗“敢进兴亡言”。这首先说明李白对于大唐的危机有了常人未见的深入洞察；而历史证明，李白早在安史之乱前十多年“进”的“兴亡言” 是正确的。这些“兴亡言”表现了李白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预见，表明了对李白“能言终见弃”的玄宗是昏君，从而反证李白是具有高度政治预见性的政治家。 李白的第二项智慧抉择，是在“能言终见弃”的情况下毅然“上疏乞归”。天宝年间，在李林甫专制下，身处朝臣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的“荒唐”朝廷，李白敢于“逆鳞”进“兴亡言”，固然见其忠心可鉴，勇气可嘉，难能可贵；但在“格言不入”、“能言终见弃”的情况下，李白毅然“上疏乞归”，同样表现了李白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决断力！否则，我们的天才宝宝不是像周子谅、李邕、裴敦复一样无罪被杖杀于殿堂，就是如王忠嗣一样因进谏而被判“极刑”，绝对逃不出李林甫的魔掌！ 李白的第三项智慧抉择，是于五十岁那年学习孔圣改志立言。 从热衷干政改志为“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是李白政治眼光的又一表现。此后李白以《春秋》之笔，写了大量的诗文，意义如同《诗经》，如同《离骚》，分别于54 岁、59 岁、62 岁三度委托友人编辑其诗文，由而使千年之后的我等，得以欣赏《李太白全集》这样的千古文史巨著。说明被许多人判为“背违儒家”的李白，是一个欲继孔子删述之志、追慕圣人足踪的人，具有类似孔圣的政治智慧。 李白的第四项智慧抉择，是幽州之行能洞察危机并果断逃离。 要知道李白是以弃文从武而去幽州的，何判官的邀约，与他的功名之心一时非常契合。李白对“戈鋋若罗星”的政治判断，体现了李白高度的政治敏感——因为玄宗为了侦查安禄山的用心，常借慰问、送鲜果的名义前往幽州，以至沿途络绎不绝。岂知这些往来官员竟大赞安禄山的“无限忠心”，只有李白一见而“哭”，旋即趁机逃离。 安旗先生在《论李白》中，高度赞赏了李白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预见。她指出： 正因为李白时刻关注着时政的清浊和国运的盛衰，所以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当开元之治如日中天之际，他就开始觉察到他的阴影，首先是对朝廷广开才路发生怀疑。他在《行路难》（其二）中大声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在《蜀道难》中惊呼呐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在《襄阳歌》中以“襄王云雨”隐喻朝廷恩泽而发出“今安在”的质问，都是这种怀疑的表现。他在《古风·孤兰生幽园》中“虽照阳春辉，复悲高秋月”的感慨，实际上是对唐王朝广开才路的两重性的艺术概括。开元后期唐玄宗渐重边功，屡事征伐，当捷报频传之日，李白不以为喜，反而为忧。他在《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中幽居》一诗中写道：“君王制六合，海塞无交兵。壮士伏草间，沉忧乱纵横。”他又在《赠从弟冽》中写道：“羌戎事未息，君子悲涂泥。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认为屡事征伐不是安边的上策，感到穷兵黩武必将祸国殃民。天宝初年，李白奉诏入朝，虽然由于一时兴奋写了一些“揄扬九重万乘主”之作，但不久他就感到玄宗的耽于**乐有类吴王夫差，因而写下了《乌栖曲》，表面上极写其欢乐，实际上透露出麋鹿游于姑苏台的预感。天宝末期三入长安献策失败后，李白心中更充满了社稷倾危、祸在眉睫之感，写下了一大批忧时伤事之作，透露出亡国的征兆，甚至说出“明年祖龙死”这样的话，预言玄宗的末日将临。果然两年以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安旗先生认为，对盛唐时局的转折所产生的不安感、不祥感、倾危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忧虑、愤怒和痛心，虽然在唐代其他诗人作品中也有所表现，但以李杜二人的作品表现得最频繁、最深沉、最强烈。 李白的预感和预言，不但表明他是一个屈原型的爱国者，而且是和屈原一样“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政治家！正如有网友推想，倘李白站在大唐的政坛高处，也许不会有安史之乱发生。 关于李白的政治品质、智慧与才能，若按照武则天《臣轨》的“六正”来评价，也能得“高分”！“六正”曰:夫人臣萌牙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忠也。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 以武则天《臣轨》“六正”硬杠来考核，李白为报效国家而付诸一生，以“敢进兴亡言”而被昏君唐玄宗疏远，以勇探虎穴而成安史之乱之预言者，不仅符合“萌牙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的“圣臣”标准；符合“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的“大臣”标准；符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的“忠臣”标准；符合“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的“智臣”标准；也符合“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之“直臣”的评价。 唐人李华在《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说：“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识以辩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悲夫！圣以立德，贤以立言，道以横世，言以经俗，虽曰死矣，吾不谓其亡矣也。” 李华的墓志，记载了一个“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虽曰死矣，吾不谓其亡”的人：一个不死的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