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朱熹还和史学家过不去。 南宋时修史成风，许多学者都爱修前朝史书与本朝史书，出现了许多著作，例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183年最终成书）、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1194年成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08-1216年成书）。 朱熹看大家都爱修史啊，好啊他们修史我也修。 他把孔子学问变成自己的了还不满足，也要学孔子作《春秋》，写一本史书来鉴别到底谁是道德君子，谁是虚伪小人，古人要在他笔下走上一遭道德审判。 在朱熹自己看来，编纂《资治通鉴纲目》绝非简单的史学工作，而是一场继孔子作《春秋》之后的又一次笔削历史。 “司马君实（司马光）作《通鉴》，详矣备矣，然如散钱满屋，未有条贯。某今作《纲目》，正如孔子作《春秋》，要明大义、正名分、定褒贬，使乱臣贼子惧。” 朱熹必须用一部史书证明历史必须用天理这把尺子来衡量，也就是朱熹的道德认定。 南宋偏安江南，金国虎视眈眈，朱熹要通过历史告诉世人：偏安不等于无理。 他尊蜀汉为正统，贬曹魏为篡逆，曹操统一北方是最大汉贼。暗喻南宋虽小，却是正统；金国虽大，实为夷狄。 背后逻辑很明确：刘备是汉室后裔延续汉朝统绪，符合君臣大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儿子最终篡汉，违背忠君准则。 朱熹通过这种历史重构，传递正统理念，同时也暗合南宋偏安江南的现实，以蜀汉偏安仍为正统为南宋政权合法性辩护。 他借历史阐释三纲五常与仁义道德，将史学彻底转化为理学传播工具。 比如他明确提出史以载道，认为史书的价值不在于罗列史实，而在于明辨是非，让读者通过历史认知天理、坚守纲常。 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最能体现朱熹道德审判优先原则。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玄武门之变的起因、经过，既批判李世民弑兄杀弟、逼迫父亲的行为违背人伦，也客观记录其后续开创贞观之治的功绩，承认其治国能力；李心传等史学派学者也会完整呈现事件全貌，不回避任何细节。 但朱熹在《纲目》中抛弃这种平衡：纲以大字明确写“六月太白经天，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直接定性为弑亲；目的注解反复强调“以子逼父、以弟杀兄，大伦灭矣”。 在朱熹看来君臣、兄弟之伦是天理核心，李世民违背这一准则，即便治国再有成效，也终究是失节之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儒生必须要有骨气，怎么能够侍奉逆贼与蛮夷呢，这还是儒生么？ 除此之外，朱熹和程朱理学还与一大帮别的学说犯冲，根本聊不到一块，所以当反朱熹与理学时，那当真是一呼百应，各家各派都看他们极其不顺眼，实在是嘴太碎了，谁来都要骂上两句。 ... 夜已深，但临安城的繁华在夜晚别有味道。 一处庭院内，各个有点身家的商人们品着上等好茶谈天说地。 “刘掌柜，你站哪派？” “那还用说？永嘉学派！”刘掌柜拍着算盘，“水心先生叶适当过咱们泉州知州，重商，市舶司的税一文不增，还说通商惠工富国强兵，理学家呢开口就是耻于言利，呸！没有利，朝廷哪来的钱养兵？” “今日吴子良说得好，商税进了国库，这些钱养兵赈灾难道是臭的，这话痛快！” 刘掌柜翻开账本，这是他的私账。 “诸位看，我这家铺子庆元元年（1195年）开业，本钱三千贯。” “我雇了多少人，铺子倒是没多少，可后面跟着吃饭的人就多了。” 他掰着手指算，“掌柜两人、账房三人、伙计十人、染坊工匠四十人、绣娘三十二人，八十七人靠我这铺子吃饭！” “这八十七人每人养一家三口，就是二百六十一人！” “都骂我们商人重利轻义，眼中只有孔方兄，那我问这二百六十一人该不该吃饭，该不该穿衣该不该活下去？” 做海外香料生意的林员外开口：“水心先生我也佩服，他说王霸可以杂用，按我想的便是该硬气时硬气，该讲和时讲和，做生意不也一样？” “我去年贩沉香遇到当地官府刁难，跟他们讲道理屁用没有，我用的什么法子？找当地豪商大户疏通门道，该送钱送钱该威胁威胁，这就是杂用，把事情办成了。” “他还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这话实在，你把货安全运回来，把税足额缴了，把伙计工钱发了，这就是功德，比不干活光动嘴强多了。” 同样做海运的陈员外一拍大腿：“林兄说到我心坎里了，去年我的船队从占城回来载了三千担香料。市舶司抽解（征税）时，那个司吏一边点货一边念叨满身铜臭，臭不可闻。 呼，我当时气的不行，不就是要我私下给他点好处么，说那些作甚。 要是没我们，这些酒楼用什么调味，药铺用什么入药？宫里的娘娘们用什么熏衣？” “叶水心当年在泉州亲自修订《市舶条例》，三条新政：其一，番货抽解从十抽二降为十抽一，只要你运回粮食就可以抵税；其二，允许番商在泉州购置房产；其三，市舶司官员不得强买强卖，结果当年泉州港税收暴增三成。” 做钱庄生意的沈老捻须道：“老夫倒从另一处看，诸位想想这些年咱们打过交道的官员里哪种出身的办实事多？” 他掰着手指算：“永嘉门人出身的会跟你算利息、核账目、定契约，虽精明却不刁难，还十分看重实效，码头要扩建、商路要疏通，他们真能推动。” “朱熹门人呢？” 沈先生摇头，“居然跟你大谈什么义利之辨，劝你把利润捐了修书院振兴圣学，不就是要好处么，还说的狗屁捐输，装模作样。” 一直在旁边静静听着的瓷器商贺拓老前辈，这时轻轻放下茶盏，开口的声音不大却让屋里瞬间安静： “诸位，可还记得老一辈，绍兴六年（1136）那场钱荒？” 几个年长商人脸色顿时变了，那是刻在大宋商人心头的一道疤。 赵前辈深吸一口气：“那时老一辈做生意难啊，简单说市面上没铜钱了。” 他缓缓道来：“咱们大宋铜钱质地精良，海外诸番都认。倭国、高丽、交趾，甚至大食商人都来换铜钱，一船船运出去了，加上那些年战乱，不少人把铜钱埋地下带进坟墓，市面上的活钱越来越少。” “钱荒越发严重了。” 他让伙计搬来一个木箱，打开竟是半箱铜钱，有各种通宝，夹杂不少边缘磨损、字迹模糊的私铸钱。 “你们看这一贯钱按说是一千文。” 赵老前辈抓起一把，“可实际呢？好钱、坏钱、夹锡钱、剪边钱混在一起，一贯里能用的往往不到七百文。每次收钱得像验古董一样，一枚枚看成色、掂重量、听声音。” “看这枚崇宁通宝边缘齐整，敲起来声音清脆，这是好钱。” “再看这枚颜色发白，声音发闷，这是夹锡钱，三文才抵一文。” “这枚更绝，薄得像纸片，这是剪边钱，有人把好钱的边缘剪下熔了再铸，一枚变两枚，这种钱十文抵不了一文。” “以前铺子里备着三杆秤，一杆秤货，一杆秤好铜钱，一杆专门秤劣钱。为什么？因为一贯钱里往往只有六七成是好钱，剩下的得折价。” “铺子里有客人要买一套龙泉青瓷茶具，定价五十贯，他拉来一车铜钱全是夹锡钱（掺锡的劣质钱）按市价这种钱三贯才抵一贯好钱，家祖不肯收，那客商当场就哭了：掌柜的，不是我要害你，是我跑遍全城实在凑不出好铜钱了！” “战乱时米铺前买米的抱着成筐铜钱，掌柜的要一枚枚验，怕有私铸怕有夹锡，验完一筐半个时辰过去了，后面队伍排到街尾。” “绸缎庄里，一匹蜀锦值二十贯，客商得雇个挑夫专门挑钱。” “最要命的是大宗买卖。”他拍拍身边的茶箱，“像我们瓷器行一船货值千贯，客商要是付铜钱得装马车吧，路上被抢了怎么办？” “还好啊，后来朝廷终于有明白人了，铜钱是真不好用。” 赵老前辈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那是一张早期的东南会子。 “绍兴三十年（1160年），户部侍郎钱端礼奏请朝廷：铜钱日少，货殖不通，请造官会，以济民用。” 他展开那张会子，上面朱红大印清晰可见：“看见没一贯，凭此可在临安场务兑换铜钱，也可直接交易。最初只在两浙用，后来推广到整个东南。” 怎么推行的？ 他做了三件事：第一，立法担保。朝廷明令：会子与铜钱同科并征，交税可用会子，发俸也发会子。 第二，设兑换务。各州府设会子务，随时可兑铜钱，最初几年兑付从不拖延，有准备金兑换纸币，这就给了纸币信用。 第三，限旧钱，逐步回收劣质钱、夹锡钱，统一成绍兴元宝、淳熙元宝好钱，与会子并行。 验真伪？太简单了：看纸张（官方特制楮皮纸，民间难仿），看印子（对着光有大宋会子暗纹），看朱红官印（户部之印，伪造者斩），看编号（每张唯一）。五十张，一炷香时间验完。 运费？零。不需要你再去找一大帮人架马车牛车去拉铜钱。 会子的便捷性更体现在日常消费场景中。 临安城酒肆、茶坊、书坊林立，无论是文人学者在清风茶馆品茶论道，还是市井百姓在街头购买豆腐、糕点，都可使用会子支付。 茶肆的掌柜无需再为清点铜钱耗费时间，顾客也不必担心携带铜钱的不便，一两张会子便能结清茶钱；书坊里的书生购买著作，也可直接用会子支付，无需纠结铜钱的成色与数量。 这种无币一身轻的交易体验，让大宋市井商贸愈发活跃，也推动了服务业、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更重要的是，会子打破了地域货币流通的壁垒，催生了跨区域贸易的繁荣。 大宋疆域内，以往不同地区流通的货币制式不一，比如陕西与四川流通铁钱、江南流通铜钱，跨区域交易时需先进行货币兑换，不仅手续繁琐，还需支付高额兑换费用。 而会子作为全国通用的法定货币，在临安、建康、成都等主要城市均可流通兑换，商人往返于不同地区经商，无需再进行复杂的货币换算，极大促进了商品的跨区域流通。 比如临安的丝绸商将货物运往川蜀，以往需先将铜钱兑换成铁钱才能在当地交易，如今只需携带会子，抵达川蜀后即可在官方设立的会子务兑换成当地蜀会子，交易效率大幅提升。 就是这样南宋才在失去了半边江山的情况下，盘活了南边经济，甚至因为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南宋的商业比北宋更加繁华。 “诸位知道这会子，救了多少人么？” “绍兴三十年（1160），家父第一次见到会子，和从前的钱引类似，是户部一个朋友偷偷给他看的样张。” “家父当时就说这东西能救大宋商道！” “乾道三年（1167年），家父卖一船青白瓷给明州海商，货值两千贯。” “以前对方得运一车铜钱来，家父要好几天点验清楚再雇船运回临安。后来对方从怀中取出一打会子。家父验官印、暗记、编号，交易完成，前后一炷香。” 屋里商人们纷纷接过话头。 丝绸商周员外：“我会子用得最妙一次，是淳熙五年我在成都收蜀锦，在泉州卖，在临安收钱，三地交易全用会子。” “成都收的蜀会子，我在泉州会子务换成当地会子进货；泉州卖货收的会子，带回临安存入寄附库。一次三方贸易，汇兑损失从三成降到半成。” “对极，对极。” “甚好，甚好。”在场商人无一不赞同会子的便捷。 赵老前辈缓缓开口：“诸位，咱们说了半天会子的好。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绍兴年间钱荒，是由朱熹和他的门人来处置，他们会怎么办？” 沉默片刻，爆发哄堂大笑。 刘掌柜第一个开口：“朱熹嘛会写道：钱荒者，人心贪利之故也。铜钱外流，是商贾逐利；钱荒不止，是物欲横流。当正人心，息物欲，则钱自足。” 林员外接话：“然后他的门人会让官家承认德政不修；再禁海，防止铜钱流出；接下来便是查抄富商，说他们囤积铜钱；实在没办法了，就恢复物物交换，大家都不用铜钱了，你看，问题这不就解决了么。”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茶都泼了出来。 “然后呢？” 他环视众人，“铜钱继续外流，钱荒愈演愈烈，商铺成片倒闭，匠人沦为流民，百姓种的粮没得换，但朱熹可不管你那么多，说句难听的话，就他认得清铜钱和会子的不同么？” “他不会去算账，不会算铜钱缺口多少，不会算会子该发多少，不会算兑换务该设几个，因为他学的学问可不包含这些。” “接着他会去查书，查《周礼》看古人怎么用贝币，查《孟子》看圣贤怎么谈义利，然后写一篇《钱货论》，全是道德文章。” “实在没办法了，他会骂人，骂商贾逐利导致钱荒，骂百姓奢靡加重钱荒，骂提议发会子的官员坏人心术。” 他放下铜钱：“最后钱荒解决了吗？没有，我们大家都得要饭去。” “无非那一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跟我谈钱就是小人！” 这下，在场众人笑的畅快不已，大家做生意都要跟官员打交道，谁不明白他们那一套，嘴上喊着君子取义取义，实则全是狗屁，一见孔方兄就把义抛到一边去，用各种手段想方设法捞利。 你不交钱送礼，好，你这个生意嘛，我看也做不下去了。 手里有权就是有钱，而有钱可不一定有权。 赵老前辈最后总结：“所以诸位明白了，永嘉学派为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流派。” “钱荒，他们会推出会子；货滞，他们疏通商路；税重，他们改革市舶司。” “而理学家是制造问题的人，不，他们是把实际问题转化成道德问题，然后站在道德上指责你的人。” 他拿起那张泛黄的会子：“这一张纸比朱熹所有的《四书集注》加起来，对大宋、对要吃饭穿衣的人有用无数。” “因为会子让货物流通，让百业兴旺，让务工者得以生存。” “而朱熹的学问呢？除了让人学会怎么指责别人不道德，还能做什么？” 夜深了，商人们陆续告辞，临安城的灯火渐次熄灭，但它的商业流通从未停歇。 赵老前辈独自站在庭院，看着手中的会子。 这张纸，很轻，但它撑起的是一个时代。 远处传来更夫梆子声：“子时三更，平安无事。” 平安，来自流通，流通，来自会子。 尽管它快被囊虫给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