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发生了一起牵涉朱熹、唐仲友与歌伎严蕊的著名公案——朱唐公案，其本质是南宋学术派系之争与地方监察权博弈的产物，严蕊作为卷入其中的弱女子，因一首《卜算子》词留名后世，更让事件被赋予了理学家迫害才女的戏剧色彩。 朱熹与唐仲友的矛盾核心并非私人恩怨，而是深层的学术与政治立场分歧。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强调道德自律；唐仲友则属于事功学派，主张事功之学重视经世致用，两派在学术理念上针锋相对。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以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身份巡查地方，拥有监察地方官员职权，而唐仲友时任台州知州，正是朱熹的监察对象。 朱熹抵达台州后，很快对唐仲友展开弹劾，罗列其贪污受贿、役使百姓、私通歌伎等八大罪状，其中直接牵涉严蕊的指控是唐仲友与严蕊有不正当关系，且利用职权为其脱籍。 严蕊当时是台州知名官妓也称营妓，兼具姿色与才华，常受邀参与地方官员的宴饮应酬，唐仲友曾以红白桃花为题命其赋词，严蕊即席吟出“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的名句，这成为朱熹弹劾的重要筹码。 根据宋朝律法，官员可以召官妓歌舞陪酒，但不得私侍枕席（不能发生性关系）。 朱熹认为唐仲友与严蕊有私情，已触犯律法。 朱熹随即逮捕了严蕊，试图从她口中撬出唐仲友宿妓罪证。 然而，尽管在狱中被严刑拷打（史料记载再痛杖之、一再受杖），严蕊却始终不肯诬陷唐仲友。 她说：“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我身为卑贱营妓，纵然真的与太守有私情，按律也不至于判死罪。但是是非真假，怎么能胡说八道来污蔑士大夫，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诬陷他。 朱熹连续上了六道奏折弹劾唐仲友，罪名远不止宿妓这一条，还包括贪赃枉法、催税残暴、蓄养爪牙、伪造官会（货币）等八大罪状。 其中关于严蕊，朱熹的指控是：唐仲友与严蕊确有私情，并曾授意严蕊为自己冒充的侄女骗取嫁妆。 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严蕊是唐仲友违法乱纪的同案犯，而非无辜的受害者。 宰相王淮(唐仲友的同乡兼姻亲)将朱熹的前三道弹劾状压了下来，没有上呈皇帝，隐秘不让他人听闻。 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此时又站出来举荐唐仲友，唐仲友并未受弹劾影响，反而升迁为江西提刑。 案子僵持不下之时，朱熹被调任。 后来，张诏接任，他同情严蕊遭遇命她作词自陈。 严蕊当口说出首著名的《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词意：我并非生来就喜爱风尘生活，一切都是前世因果。我的命运如同花开花落，全靠东君您来做主。 我终究要离开这牢狱，但回去营妓的生活又如何能忍受？如果有一天我能头插山花，过上普通妇人的生活，请您不必问我要去哪里。 张诏大为感动，当即判她从良释放出狱。 涉及唐仲友一案在押人员，一概无罪释放，严蕊也被释放回家。 闹得沸沸扬扬的朱唐公案草草了结。 后来这个故事就不断被人演绎成戏剧和小说，赞誉严蕊这个弱女子在文人士大夫的争斗中据理力争。 关于严蕊的传奇能够一再被演绎传播，除了宋代文人随性、行文自在，也与民间百姓同情弱者、厌恶强权的心理有着莫大关联。 后世许多人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感到窒息，因此更愿意相信并传播这个展现理学家严酷无情一面的故事。 面对指责，朱熹弟子当然剧烈反驳。 “荒谬，吾师朱子乃是依法办案，查究唐仲友贪渎扰民、狎妓逾制之实罪！那严蕊乃关键人证，依法讯问何错之有，至于别人穿凿附会，编造出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正是为了掩盖唐仲友之流劣迹，污蔑吾师清名，尔等不提唐仲友催税害民之实，却拿一营妓说事，岂非本末倒置？” 关学张世南哈哈大笑： “好，既然严蕊案子你们不认，那咱们就说说另一桩——南康军阿梁案，这事可是白纸黑字记下来了，你们总不能再说是政敌诬陷了吧？” 他环视全场，见众人都竖起耳朵，便详细道来： “淳熙五年，南康军一个叫程念二的军士死了，他妻子阿梁后来与商人叶胜相好，官府怀疑二人合谋杀人。可审了九年，十一次重审，始终证据不足，那叶胜在狱中都病死了，就剩阿梁一人，口供成了孤证。” 他目光锐利地看向李燔：“可笑的是朱熹在任南康知军时，明知证据存疑，却一再上书要求处死阿梁。说什么人理之所不容、自合诛死，无足怜者，请问这就是你们理学仁心？” 永嘉学派陈耆卿接话道： “我记得刑部当年奏议为九年之狱，十官之勘，不为不详矣，而犹有异同，则谓之疑狱可也。夫罪疑惟轻，则阿梁当贷死。连刑部都认为该免她一死，为何朱熹非要置她于死地？” 他冷笑一声：“莫非在你们理学门人眼里一个女子疑似与人有私，就比杀人放火还可恨，非要杀之后快？” 心学谢希孟拄杖叹息： “此案最关键证据始终找不到，尸检也说不出所以然，全凭通奸二字，朱熹就要取人性命。好一个存天理灭人欲，莫非你们的天理，就是专门盯着妇人女子腰带？” “农人种不出粮食，你们说格物未精；金兵打过来了，你们说理气未明，唯独对惩治妇人，你们倒是雷厉风行！” “李山长，你口口声声格物致知。请问在阿梁案中朱熹格了什么物？是格了那根本不存在的毒药，还是格了那无法验证的尸体，他致的什么知，就是知道无论如何都要杀掉一个弱女子来成全你们心中的人伦吗，你们的格物莫非就是格心中想当然之物？” “可怕，着实可怕！老夫原以为理学只是繁琐，那时才知更是冷酷！证据不明便是疑案；疑案不决当从轻发落。 这是三岁孩童都懂的道理，可到了朱夫子这里竟成了无足怜者，莫非在你们看来，维护你们那套僵硬的理，比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更重要？心学讲本心，这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们的本心莫非是铁石所铸？” 面对各方责问，朱熹弟子一时有些词穷。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九年牢狱，展现了大宋司法制度的复杂面貌，死刑在大宋是慎之又慎，绝对不是什么当地主官想判谁死就判谁死。 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南康军（江西都昌县）发生了一起命案。 南康军有个军户之妻阿梁，丈夫程念二病弱，她与商人叶胜有了私情。 某日叶胜上门与程念二发生冲突致其死亡。 官府抓捕二人后，阿梁一开始承认自己与叶胜合谋杀夫，到了审讯环节却称自己并不知情，没有帮叶胜在门口望风，也没有看到里面的情况。 此案顿时成了糊涂账——既无目击证人，又找不到阿梁作案凶器，全凭叶胜口供指认阿梁是否是同谋。 按《宋刑统》，若通奸妇女知情不报需处斩，但阿梁抱着幼儿在门外站立半个时辰的举动，成了知情与否的关键疑点。 因为阿梁推翻了之前供词，称自己是冤枉的。 根据《宋刑统》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就要启动翻异别勘程序——犯人在州一级司法机关（州院或司理院）翻供喊冤后，由上级（提点刑狱司）指派另一个州院或司理院重新审理； 如果再次喊冤，则由提点刑狱司派官复审；若仍有冤情，则转交中央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复审；若仍有争议，上呈赵官家裁决。 一共可以喊冤五次。 还有大宋独特的司法制度——审案分家：审案的和判案的是两拨人，互相制约。喊冤重审：犯人如果喊冤，必须换一拨人重新审理。 这就太复杂了，按照大宋的通讯与办公情况，一件事在江西与临安的衙门来回传讯处理，想想都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 案件在地方衙门与刑部、大理寺间往返拉锯九年，历经十一次重审。 最蹊跷处在于每当刑部认为证据不足发回重审，阿梁必在堂上喊冤；而每当地方官欲结案，她又翻供。 直到奸夫叶胜病死狱中，此案已成无头公案。 淳熙六年（1179），朱熹做了南康军的新任知军。 作为理学大家，他从三纲五常角度出发，认为阿梁不守妇道，虽然审讯时屡次翻异，但是于理死罪难逃，应该按照原来裁决判处阿梁斩刑。 也就是阿梁不符合道德君子的道德，必须死，朱熹管你这的那的，哼，女人想逃？ 于是，他向孝宗皇帝上书：“阿梁所犯穷凶极恶，人理之所不容。据其审词自合诛死，无足怜者……” 孝宗皇帝则以“须至依条再行推鞫”答复了朱熹，即阿梁可以五次翻异别勘，而朱熹上书之时才第三次。 孝宗不喜欢理学家那套仁义道德，想要阿梁死就得拿出证据来，否则免谈，别给我提什么你那套天理人欲。 直到淳熙八年（1181）朱熹调离南康军时，阿梁案依然处于未审结的状态。 到第十一次重审时，由江东提刑耿延年主审。 此时，案件当事人之一的叶胜也死在狱中，该案当事人仅剩阿梁一人，其供词已成为孤证，无法验证她到底是否知情与参与叶胜杀丈夫。 于是，耿延年将审理的案情上报临安，奏请赵官家裁决，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还怎就咋，赶紧的吧。 刑部在向宋孝宗提交文案中言道：“窃谓九年之狱，十官之勘，不为不详矣，而犹有异同，则谓之疑狱可也。夫罪疑惟轻，则阿梁当贷死。” 就是阿梁案子已经审了九年，牵涉官员众多，但案情仍有可疑之处，根据罪疑惟轻的原则，阿梁可以免于死刑。 孝宗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最终对阿梁案作出终审判决：“南康军民妇阿梁特贷命，决脊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 即免去阿梁的死刑，改成杖刑二十后流放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