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间内激烈争吵，早已吸引外面大堂和其余雅间茶客。 不少士子，甚至一些只是粗通文墨商人都围拢过来，听得津津有味，并不时低声议论。 “说得对啊，那些道学（理学）先生平时道理一套一套的，真遇到事屁用没有。” “可不是嘛，就知道让人灭欲，他自己怎么不禁欲，能如程颐夫子那般真正贯彻自己学说吗？” “心学说得玄乎，但听着解气，凭什么朱熹说的就是对的。” “事功派实在，现在国家缺的就是钱和兵。” 这些议论声虽小，却清晰地传入朱元龙及其身边几个年轻理学门人耳中，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压力。 朱元龙面沉如水，他引经据典反驳，但对方根本不跟他纠缠经典释义，而是不断用尖锐的现实问题（北孔、军备、苟安）和（伪学、虚伪）进行打击。 饶鲁指着林惟明喝道：“尔等心学于国于民有何实益，除了在这里摇唇鼓舌，还能做什么？” 林惟明冷笑回应：“总比尔等皓首穷经，却为虎作伥要强，至少我辈敢言尔等不敢言之言。” “就是，有本事你们也筹个军资出来看看，尔等除了空谈还会什么？” 两边学派都以理、心为主，都偏向自身道德，只不过一个向内一个向外。 而事功学派则显得另类，以其强烈现实关怀和功利导向猛烈抨击理学空疏，但在理学看来其义利双行主张模糊了道德界限，有陷入唯利是图风险。 场面彻底失控，朱元龙知道再辩下去已无意义，只会自取其辱。 “道不同不相为谋，与此辈狂徒、功利之徒有何道理可讲，我们走。” 说罢，他拂袖而起，在一众理学门人簇拥下离开了清流阁。 朱元龙与饶鲁等人面沉如水，正欲快步离开是非之地，忽听一旁有人高声道： “朱兄、饶兄何必匆匆而去，方才内间高论，我等在外听得一二。既然理越辩越明，何不与我等也论上一论？” 说话之人乃是一位身着月白长衫、气质疏朗文士，此人名为李慕舟，家学渊源，乃是苏东坡蜀学寥寥传人之一。 他身边还站着一位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的青年张世延，据说是北地南迁学者后人，承袭的正是张载关学一脉。 这两派如今势微到快不能称之为一个学说流派了，所谓一个儒学流派便是有清晰师承、有组织、能与其他学派进行正面学术论战的学派。 正好这两派祖师都与二程有不少恩怨纠缠。 张载是二程父亲程珦的表弟，按辈分是二程表叔。 据二程门人记载，二程年轻时曾在东京城与张载论《易》，张载大为叹服对众人说：“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 这个故事很可能经过了程门弟子吹嘘用以抬高师门，但足以说明他们早年有过交流，且二程展现出了非凡才识。 张载是气本论，认为宇宙本质是气（太虚即气），理是气化运动规律。 二程是理本论，认为宇宙本质是理（天理），气只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理在气先。 吕大临是张载学术成就最高门人之一，陕西蓝田吕氏四兄弟之一。 张载去世后，关学失去了领袖，吕大临与兄弟吕大钧等人东入洛阳拜二程为师，成为程门四先生（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 结果他给自己已故老师张载写《行状》总结一生，有一句话说张载学问“尽弃其学而学焉”（完全抛弃了自己之前学问而向二程学习）。 当时仍然忠于关学立场的张载弟子们，对吕大临的举动感到非常生气。 程颐看到后坚决要求他修改，吕大临便改为“乃尽弃异学，淳如也。” 说张载抛弃了佛老等异端学说，心境变得纯粹了，这个版本回避了张载与二程之间谁学谁问题。 至于苏轼与程颐矛盾就更大了，看法与立场完全不一样，在宋神宗死后，他们被司马光与太后高滔滔召回朝廷教导小官家宋哲宗赵煦。 苏轼认为程颐迂腐，程颐认为苏轼不守礼。 1086年元祐元年，在高滔滔的支持下，反变法派大获成功，将变法派全部贬官安置，统统羞辱了一遍，所有新法全部废弃。 王安石受不了，在钟山郁然病逝。 司马光下面那群人一看打死也不能给这个奸邪谥号，全当没看见。 结果没几个月，宰相司马光也去世了，两位老友兼政敌前后脚离开。 正逢朝廷举行神宗灵位入太庙的祔庙大典，典礼刚结束，官员们就赶去司马光家吊唁。 程颐认为这不符合古礼，引用《论语》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规矩，主张大家既然参加了吉礼（祔庙），就不能在同一天再参加凶礼（吊丧）。 苏轼直接嘲讽程颐的做法是鏖糟陂里叔孙通。（你这是从臭水沟里爬出来的假叔孙通。） 讽刺程颐是个泥古不化、不懂变通、自以为是的腐儒。 此言一出，就成了二人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后面又是一顿对骂。 个人冲突迅速演变为政治派系斗争。 苏轼身边聚集了蜀党成员（如苏辙、黄庭坚、秦观等），而程颐身边则有洛党门人（如朱光庭、贾易等）。 结果两派都被更强的朔派压着，等太皇太后高滔滔一死，宋哲宗赵煦将这些人全部打包送去岭南吃荔枝，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废弃变法的小人，是捧老太太打压他的奸臣。 他将章惇、曾布、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全部召回去东京重新绍圣变法。 总之梁子是结下了。 所以程颐、张载、苏轼的门人遇见了，场面一定好不了。 朱元龙心知来者不善：“李兄有何见教？” 李慕舟唰合上折扇，轻敲掌心悠然道：“东坡先生有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此乃通透豁达之境，敢问元龙兄，贵门终日辨析理气先后、人心道心，如飞鸿孜孜于雪泥上刻画爪痕，力求清晰分明。 可曾想过一旦雪化泥融，这万千爪痕又复何在，岂非徒劳心力，错过了鸿飞冥冥自在境界？” 李慕舟引用苏轼诗句讽刺理学就像一只大雁，非要在大雪泥地上把自己爪印画得清清楚楚，纠结于细节。 可雪一化泥一干，这些痕迹就全没了。理学那些精细辨析是徒劳的，反而失去了人生应有的通达和自在。 朱元龙面色一沉，肃然道。 “李兄此言差矣，雪泥鸿爪虽属偶然，然鸿之能飞，泥之能承，爪之能留痕，莫非天理流行，各止其所。 吾辈格物正是要明此所以飞、所以承、所以留痕之天理。岂能因痕迹之暂驻便谓本体为虚无？此正是东坡之学，耽于空灵忽于实理，易流于庄禅之弊也！” 朱元龙反驳说大雁能飞，雪泥能承载，爪子能留下痕迹，这本身就是天理在起作用。 我们研究事物就是要明白这些现象背后规律。 怎么能因为痕迹会消失，就说背后规律是虚无的呢，他指出苏轼学问过于追求旷达，忽略了实在的理，容易滑入道家、禅宗弊端。 李慕舟哈哈大笑。 “好一个忽于实理，却不知这实理可能解民生多艰，可能退金虏于江北？东坡先生知杭州时疏浚西湖筑就苏堤，活民无数，此乃实理否。 尔等终日袖手谈心性，可曾筑得一尺之堤，活得一户之民，这理再实，不能化为民生之利，与那雪泥鸿爪又有何异，不过是书斋中的玩物罢了。” 他用苏轼修建苏堤实际功绩质问，你们说的实理能解决百姓困苦吗、能打退金兵吗？ 苏轼用行动造福了百姓，你们除了空谈做了什么，如果理不能带来实际好处，那跟终究会消失的雪泥鸿爪确实没区别。 张世延踏前一步，他解开外衫，露出衬衣上绘制的陕西地图。 “坚守天理，尔等可知这天理在何处，不在尔等书斋经卷之中，而在这一山一水、一城一池之间，在我南迁父老泪眼中，在我中原遗民茹毛饮血哀嚎里。 横渠先生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心是仁心，是收复故土之心，这命是活命，是安顿黎庶之命，不是尔等空谈的什么理先气后。” 当年西夏入侵陕西，宋军连战连败，死了好几万西军。 年仅二十岁张载满怀豪情，准备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投身军队抵抗入侵。 张载给当时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军务的范仲淹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与抱负。 范仲淹在阅读了张载的信后，接见了他。 他劝张载：儒生自有其报国之道，钻研学问、探寻治国平天下根本道理，其价值不亚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后来张载又教出了老种相公种师道、范育、游师雄等人，老种自不必说，堪称北宋末年第一名将。 游师雄在元祐年间那个罢兵退地的大环境下，多次在熙河、泾原等地打退夏军进攻。 所以关学门人堪称践行了张载主张，怎么说的便怎么去做，而不是袖手空谈。 朱元龙试图回到经典。 “张兄赤诚天地可鉴，然则，民胞物与亦需有礼法节文，无礼法则秩序崩坏，如同无理主宰之气，只是一片混沌。格物穷理，正是要…” 李慕舟不待他说完，便插言笑道。 “朱兄，礼法岂是僵死之物，东坡先生论《礼》云，‘夫礼之初，始诸人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乃有礼乐。 尔等存天理，灭人欲，将人情与天理对立，岂非缘木求鱼？ 譬如这清流阁中之茶，因其香、因其味，方为人所喜，此乃人情天理。 若按尔等之说，莫非要先格尽此茶之理，证明其合乎天理方能品其味？如此读书做人，岂不累死？” 他边说边端起茶杯，悠然品了一口，姿态潇洒。 李慕舟从礼的起源入手，论证礼法本于人情，批评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是根本性错误。 他用品茶例子，讽刺理学格物繁琐反人性，凸显蜀学通达自然特质。 张世延紧接着喝道：“不错，关学亦讲礼，但讲的是躬行礼教，是如横渠公一般试验井田，研究井法、兵法、礼制，是真真切切去做， 不是如尔等只知在故纸堆里格那虚无缥缈之理，为往圣继绝学不是继其章句，是继其精气神， 为万世开太平更不是用嘴说出来的，是用血汗拼杀出来的，尔等可敢与我北上，将这天理说与金人铁骑听听？” 朱元龙面色煞白，他感到自己熟悉的经典义理在具体如何做面前，是如此笨拙无力。 “尔等这是舍本逐末，不行王道只求霸术。” 李慕舟却轻叹一声，语气带着一丝怜悯。 “王道霸术亦需审时度势。东坡先生既反对王荆公（王安石）之躁进，亦不取司马温公（司马光）尽废新法，何也？ ‘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治国如烹小鲜，火候分寸，存乎一心。岂是抱着一个天理就能应对万变的？”